明景泰五年(1454),在前武臣没入废宅之上,建立了现在的江南贡院,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明清时期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清末科举废止以后,此处虽被辟为市场,但部分建筑也被留为古迹,飞虹桥便是其中之一被保存至今。关于江南贡院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以飞虹桥为研究对象的甚少,部分论述也不够准确。故本文利用文献、碑刻等相关史料,结合实地考察,梳理飞虹桥的历史渊源、形制演变,分析其建筑功能的变化,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飞虹桥的名称由来

最早记载“飞虹桥”名称的是〔康熙〕《江南通志》卷二八:“堂之后有池,架梁于上,曰飞虹。”在此之前,虽有关于此处有桥的记载,但未提及名称为飞虹。在相关史料中,也没有关于此桥名称由来的直接记载。故而有人认为其名称来源于其形制—水上设石桥,故名。

然而,此前史料虽无“飞虹桥”,但在桥的北边有一处名为“飞虹堂”的建筑,〔万历〕《应天府志》卷一八有其记载:“堂后大池,架梁于上。池北之堂曰飞虹。”由此可推测,飞虹桥的名称可能源自于与其相邻的建筑—飞虹堂。〔万历〕《应天府志》是飞虹堂最早的出处,往前此堂为“憩息堂”,往后此堂为“衡鉴堂”,故飞虹桥的名称出现于万历年间,后世飞虹堂虽被改建、易名,但是飞虹桥的名称却被保留与沿用。

二、飞虹桥的位置变化

江南贡院的飞虹桥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为其他贡院所少有。所谓内外帘,是为了保证科举阅卷的公平,而采取的闱官(场官)回避制度。“至公堂后进有门,是为内帘,监临率司道送主考入,所有内帘官及内帘之执事、杂役一同随入。监临封门隔以帘,贡院体制称内帘外帘者以此”。内外帘官之分始于元代,明清沿袭了这一制度,“诸试院官在内帘者,不许与帘外官交语”。“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8]。但是飞虹桥并非一开始就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而设置的,通过对比以下四则史料,便可发现其位置及功能的变化过程。

早在明嘉靖年间的江南贡院之中便已出现了飞虹桥的原型。立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增建应天府乡试院记》碑记载:“惟其眎人以大公也,是以有至公之堂,堂九间;惟其眎人以至明也,是以有衡鉴之堂,堂七间,主考居之;惟旁屋十间,同考居之,明以相临也。……是以厥北有池,径池有梁,梁北拓地,爰有憩息之堂,堂三间……”此时,自南至北建筑的顺序为:至公堂—衡鉴堂—梁(飞虹桥原型)—憩息堂。

《江南贡院全图》局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藏)

明万历年间,内外帘建筑的整体布局与之前相比未改变,只是部分建筑的名称发生了改变。〔万历〕《应天府志》卷一八记载:“堂曰至公,左右为监试提调院,列以誊录、对读、供给诸所。……堂之后又堂七间,三间为会堂,左右各二间,为考官燕居,两序则五经同考官室。堂后大池,架梁于上。池北之堂曰飞虹,左右掖皆有屋。”此时,自南至北建筑的顺序为:至公堂—堂(衡鉴堂)—梁(飞虹桥)—飞虹堂。

到了清代以飞虹桥为界,内外帘建筑的位置关系发生了改变。〔康熙〕《江南通志》卷二八:“堂曰至公,左右为监临提调院,列以謄录、对读、供给诸所……堂之后有池,架梁于上,曰飞虹,桥之北有帘门,后又有堂七间,中三间为衡鉴堂,左右各二间为主考官燕室,左右掖皆有屋,为五经同考官住室,前有写榜刻刷、内厨诸所。”此时,自南至北建筑的顺序为:至公堂—飞虹桥—帘门—衡鉴堂。

《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局部(源自朱炳贵《老地图 南京旧影》)

清同治年间内外帘建筑“至公堂”至“衡鉴堂”的格局未变,但在此前基础上又增修了内外帘门。〔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八:“上为至公堂,堂左监临,右内提调厅,后为砖门。门内有池,石梁曰飞虹桥,桥北板门,中秋日监临、主司隔桥相贺而已。板门内为广苑,苑北曰衡鉴堂,阅文处也。又后为主司卧室,衡鉴堂左右有墙门,其内为同考官房,内帘监试房,其余兼从厨湢皆备焉。”另外,根据同治十二年(1873)的《江南贡院全图》,在至公堂后还有“煖阁”,而绘于同治三年(1864)的《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不见这一建筑,故煖阁可能是随着清末江南乡试规模的扩大,在同治三年至十二年间增修的连属于至公堂的建筑。此时,自南至北建筑的顺序为:至公堂—煖阁—砖门(外帘门)—飞虹桥—板门(内帘门)—衡鉴堂。

通过上述史料可知,自江南贡院设飞虹桥以来,其绝对位置并没有发生过改变,始终都在贡院北部的水系,即“池”之上;但是从明代万历到清代康熙年间,飞虹桥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衡鉴堂等建筑从飞虹桥的南边移至了飞虹桥的北边,即由“至公堂—衡鉴堂—飞虹桥”的布局变为“至公堂—飞虹桥—衡鉴堂”的布局,《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和同治十二年的《江南贡院全图》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后者的格局。

又因为衡鉴堂及其附属建筑是主考、同考等内帘官办公、燕居之地,因此飞虹桥相对位置的改变,不仅是建筑布局上的改变,更是功能上的变化。在江南贡院向北扩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位于贡院北面水系的阻碍,原先在池上架梁是为了跨越障碍,后来随着贡院规模的扩大,衡鉴堂等内帘建筑的北移,位于其间的飞虹桥也随之成为屏障,起到了阻隔内外帘官员交流的作用,这不仅保障了科举考试阅卷的公平性,也具有一定仪制性的作用。江南乡试期间,内外帘官员不可逾越飞虹桥半步,即使中秋之日,监临与主考也只能隔桥相贺。或许正是因为“池”与飞虹桥在内外帘回避制度中的天然优势,“至公堂—飞虹桥—衡鉴堂”的布局为后世所沿用,之后虽在其间增修了属于至公堂或衡鉴堂的建筑(煖阁、外帘门、内帘门),但飞虹桥作为内外帘分界线的功能并未改变,直至今日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内江南贡院的遗址之上,也可看到此种布局的影子。

三、飞虹桥的形制演变

记载飞虹桥形制的史料很少,仅有民国时期的《首都志》与《新南京》对飞虹桥的形制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贡院飞虹桥,桥系青石筑成,有长方形水池,在旧贡院即今日市府内。”这与我们今日所见一致。

今日所见飞虹桥与民国老照片中的旧影也基本一致,只是桥下原有的池水已消失殆尽,今日底部铺满鹅卵石的水池系今人修建。飞虹桥为单孔石拱桥,以青石铺地,南北走向,桥长15米、宽5米、净跨7米。受南高北低的地形影响,桥拱最高处偏向南边,造成了石栏杆南北不对称的现象。桥身栏杆由6栏板、7望柱、2抱鼓组成,栏板上半部分镂空,中有圆雕的宝瓶,造型饱满;下半部分刻有高浮雕,其中自南往北栏板内侧,第1、4块雕刻有十字花纹,第2、3块雕刻有卷草纹,第5、6块只可见雕刻有四角凹陷的长方形图案,这些图案造型在东西两侧的栏板上大多数都相同且对称。仅有东侧第3块栏板的外侧刻有高浮雕的缠枝花卉纹,内外图案一致,其他栏板外侧或因漫漶或本就如此,皆不见有雕饰。此外,望柱的柱头为覆莲形,自南往北的第3根望柱上阴刻有“飞虹桥”三字,东西侧皆是如此。

民国时期飞虹桥(源自冯家红《江南贡院讲述古代“考场风云”》,《东方收藏》2010年第7期)

从明嘉靖年间飞虹桥原型出现至今日,其形制肯定发生过变化,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望柱上刻有“飞虹桥”三字,根据前文分析,飞虹桥因飞虹堂而得名,故此桥可能建于飞虹堂出现之后。二是因为〔康熙〕《江南通志》载:“架梁于上,曰飞虹。”而〔乾隆〕《江南通志》载:“架桥于上,曰飞虹。”此两者的记载有“梁”与“桥”的差别,“梁”与“桥”二字虽异名同义,但“桥”字又特有其含义,“乔,高而曲也”“大而陂陀者曰桥”,桥形象地显示有坡度而中高的形状,而“梁”字仅训为跨水或绝水者。故今日所见的石拱桥可能为康熙至乾隆年间修建,此前可能为梁桥或浮桥。三是因为飞虹桥原先只是内帘建筑的一部分,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发生过一次改变,成了分外帘的分界线,随着功能的变化,其使用频率与重要性也发生了改变,原有的设计很有可能满足不了当下的需要,故对其进行了修建。

四、飞虹桥的价值和意义

(一)特殊性

飞虹桥是贡院建筑中独特的内外帘分隔形式,在其他乡试贡院中,以水池与桥作为内外帘分隔,笔者目前仅见福建贡院一例。位于兰州的甘肃贡院,其至公堂后曾经也建有水池与桥,但其布局为“至公堂—桥—观成堂—内帘门—衡鉴堂”,桥位于外帘建筑之间,其功能是为了便利外帘的沟通,而不是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而存在。也曾有学者提出,江西贡院中也有飞虹桥这一建筑,布局为“至公堂—黉门—至清堂—飞虹桥—衡鉴堂”,但是正如这位学者所言,相关史料中未见飞虹桥及衡鉴堂与其功能的记载,此外根据〔光绪〕《江西通志》的记载:“楼北至公堂,堂后间以墙,为黉门,黉门内为协一堂,公阅试卷。”可知清代江西贡院以“黉门”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所以即使有“飞虹桥”,也不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而存在。

(二)功能性

早期的飞虹桥不作为内外帘的分界线,故而其作用仅是为了跨越水池的阻碍,连接水池的两岸;飞虹桥作为内外帘分界线后,也随之具有了承担礼仪活动、防止舞弊行为的作用。

八月初六日考官入闱,设入帘上马宴,杂职、杂役及帘官先行,内外提调、监试次之,正副主考次之,监临最后。主考着朝服乘亮轿,于至公堂下轿,入室更衣,监临率司道送主考入内帘,监临封内帘门。考试期间,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则在内帘门问答授受。第三次监临江南乡试的林则徐,在其日记中也对此有所记录:“(道光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饮入帘宴,遂赴贡院送两主司入内帘。出至公堂,点帘官。”此外,樊增祥的《入闱》一诗描写了考官入闱时的场景,其中“飞虹桥下罗纹水,照见朱衣在上头”一句所叙述的便是江南乡试主考官入闱时的历史情境。

江南贡院老照片(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提供)

考试期间,“所有题纸系在内帘刊刷,封门之后始开内帘门,将题纸发出分散”。商衍鎏对迎题纸的情景做了详细描述,“正副主考花衣补服送题纸至内帘门,门外击云板,门内答以梆;门启,监临、外提调、监试隔门阈与主考互揖。将题纸点数送出,互揖而退”。乡试共三场,也就是说乡试期间监临等官员需三次过飞虹桥迎题纸,这在林则徐的日记中也有所体现:“初九日……子正刻至内帘门接题,与两主司相晤,即出至公堂,传各号领题纸分散。”“十一日……戌刻至内帘门接题。”“十五日……子初刻内帘敲点,即往开帘门接题。”

由此可见,乡试期间有诸多与内外帘有关的礼仪活动围绕着飞虹桥而展开,飞虹桥是礼仪活动的承担者。这些礼仪活动亦是一种防舞弊措施,通过礼仪活动约束了考官在考场的行为,从入闱、封门,到出题、接题,每一个行为都有相应的仪式加以规范,仪式感的提升使科举乡试更具神圣性,从而引起参与者的敬畏之心,加深参与者的重视程度,这种约束可谓从行为到心理,飞虹桥的存在更是强化了这种心理约束。“他们的动作因而被置于其他参与者的目光之中,这使得任何违反礼仪或逾越边界的行为难以发生”。同时,考官们恪守内外帘礼仪于自己而言亦是避嫌之举。飞虹桥作为内外帘枢纽建筑,在这些礼仪活动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象征性

每场考试结束,考生们的试卷由外帘封送内帘,此时诸位考生能否金榜题名的命运便交到了内帘考官的手中,飞虹桥是从外帘到内帘必经之路,若文章不能过飞虹桥,则已名落孙山,因此在士子眼中飞虹桥便具有了登科及第的象征意味。南京就曾有一句“卷子过了飞虹桥,举人一半拿到手”的俗语。

今日江南贡院 (王凡 摄)

以飞虹桥象征登科或对登科的期盼,也体现在士子们的诗词之中。如,樊增祥的《寄迟菊同年苏州》一诗中:“八月秦淮惜解携,飞虹桥上迎帘时。”再如,严熊的《贡院局中限韵二首》:“飞虹桥畔清波满,无限前尘照客游。”并对此句作注说明,“崇祯甲戌先君以春秋捷南宫,今惇儿亦习,是经五试棘闱矣。”再举一例,在《文坛杂忆》中有一则“南闱烧卷诗”的故事:六合夏先生赴乡试,不慎被蜡烛烧污试卷,中举无望,自叹命薄,题四首七律于残卷尾,甚凄怆。主考官念其才思浸润,放榜时将其诗贴于榜尾,颇脍炙人口。其中有一句便是:“飞虹桥畔无消息,输与重帘燕子飞。”虽然此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士子们对飞虹桥畔消息的期盼,却生动地体现其中。

江南贡院的大部分建筑已在历史的兴替中荡然无存,而飞虹桥有幸被保留且品相完好,这与文物保护意识的强化以及每一代人为之所做的努力密不可分。贡院是科举文明的缩影,飞虹桥反映出贡院建筑的设计巧心、科举考试的公正严明、期待登科的美好愿景,它是珍贵的历史见证物。

(作者简介:王凡,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