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器物，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一般认为，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夏代晚期），结束于战国早期。[1]其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都有青铜器出土。其中，江苏境内出土的青铜器尽管较中原地区器型较少，尚缺乏青铜时代完整的序列，但也不乏一批制作精美、工艺高超、地域特色鲜明的青铜器。它们既是江苏古代先民学习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成果，也是基于江苏本土文化创造发展的工艺结晶。本文试以江苏出土的几件标志性青铜器为例，分析其特色与工艺，一窥古代青铜器在江苏从仿造到创造再到智造的发展历史。

一、学习与仿造：青铜凤纹尊

江苏境内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晚期，且数量极少，主要繁荣发展于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从出土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风格可以看出，在西周早、中期，江苏除了存在中原青铜器的舶来品外，如1954年在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其铸造工艺、器型纹饰、铭文书体等，都与同时代的中原青铜器无区别，江苏工匠已经开始注重学习与仿造。在仿造过程中，把中原铜器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多有变化，呈现文化交融的崭新特点。青铜凤纹尊（图1）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图1 青铜凤纹尊（镇江博物馆 藏）

青铜凤纹尊为西周中期吴国的青铜器，1976年12月出土于丹阳县司徒公社。青铜凤纹尊通高34厘米，口径41.1厘米，腹径34.1厘米，腹围107厘米。该器虽然是仿中原青铜尊的形制，但其腹部下蹲、圈足低矮、整个器体宽大于高，显得特别厚重墩实，在同类垂腹尊中别具一格。[2]青铜凤纹尊口沿下饰一周由相向的长尾鸟纹构成二方连续纹饰，颈部饰一周乳钉、牺首、鸟纹组成的二方连续纹样装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纹，主体为两对大凤鸟纹，其顾首相对、羽冠卷曲、展翅扬尾，仿佛欲飞又止。凤的长冠卷曲于背翼之上，在青铜器凤纹样式中极为罕见。[3]两对凤鸟纹之间还补添了两只形态各异的蛙纹。此外，在青铜配方上，青铜凤纹尊以铜、铅、锡合金铸成，且铅的含量大于锡，而异于中原地区青铜器。

青铜凤纹尊腹部两凤纹之间还有一似龟鳖类爬行动物图形的图像文字，与金文中的“鼋”近似。根据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一文中考释，“天鼋”与“轩辕”音近，且《国语·周语下》有“我姬氏出自天鼋”，故认为“鼋”是周人姬姓的族徽。吴国为周代姬姓封国，青铜凤纹尊上刻此图案，或许以此表明两者的紧密联系。

二、臻熟与创造：青铜鸳鸯形尊与双兽首三轮铜盘

西周中期，江苏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不见于中原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西周晚期及以后，江苏地区青铜器铸造完全进入地方特色创造的臻熟时期。兼顾中原传统和江苏特色的仿造型铜器虽然仍是主流，但各种造型独特、新颖别致的地方创造型铜器大批涌现，形成了江苏青铜器的崭新风貌。这类青铜器在商周青铜器中绝无仅有，为罕见珍品。如青铜鸳鸯形尊（图2）与双兽首三轮青铜盘（图3）。

图2 青铜鸳鸯形尊（镇江博物馆 藏）

青铜鸳鸯形尊是一件实用的盛酒器，1982年9月出土于丹徒县母子墩西周墓，通高22.2厘米，口径18.3厘米，腹深17厘米，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鸳鸯鸟形象，全器素面无纹饰，鸳鸯体型丰腴，昂颈平视，头顶一冠，背部设一喇叭形口，双脚并立，与后部一螺旋形支柱共同支撑全器，造型逼真写实，富有生活气息。商周青铜器中有不少仿鸟兽形状的器型，如鸟尊、牛尊、虎尊、象尊等，而鸳鸯作尊的形制则未见有过。

双兽首三轮青铜盘1958年出土于武进县湖塘乡淹城村，在清理淹城河道淤泥时，于内城河淤泥堆积层的最下层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尊、牺匜、勾鑃、剑、镞等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双兽首三轮青铜盘呈圆形，敞口平沿，弧壁浅腹，圈足。在盘的矮圈足上装有三个可以转动的轮子，前一轮两侧伸出两条长颈回首的双兽，兽首有冠，大目圆睁，吻部前伸，长颈上部饰鳞纹，腰部刻画有双翅纹饰，具有典型的吴国青铜文化的风格。

周代贵族们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要进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其中的“沃”，即以青铜匜浇水于手，“盥”则是洗手、洗脸。双兽首三轮青铜盘用来承接废水，是“沃盥之礼”的重要器皿。双兽首三轮铜盘当时与一件牺匜同时出土，说明其仍保留有礼器作用，但可推动的三轮又似乎表现出不一样的实用功能，与中原地区青铜盘迥异。双兽首三轮青铜盘实现了实用器与礼器艺术品的统一，超出了中原青铜盘原有范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韵味与艺术特色。

三、 技术与智造：吴国青铜剑

春秋中后期，吴国国力日渐强盛，统治者基于争霸的需要，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剑适应江南水网地区近身作战的特点，加之皖南至宁镇一带等吴地富藏铜矿，为吴国青铜铸剑技术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出现了至今仍被人称道的干将、莫邪等铸剑大师，青铜剑一改西周时期的直身、扁茎、无剑格的形制，逐渐形成圆首、圆茎，茎上有箍，茎与身之间有格，剑身直而中间起脊，剑身前部多有收腰，断面为菱形的形制。这种合理而完美的结构，既是铸剑技术突破性发展的表现，又是适应战争所需、规模化量产的结果，江苏吴地成为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剑铸造的核心地区。

吴国青铜剑不仅是武器，也是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尤其是一些身份显赫的王公贵族所佩带的青铜剑，在铜合金配比、铸造、打磨、装饰等工艺上都有着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艺。其中，复合剑、菱形暗格纹、剑首同心圆是吴国青铜剑铸造的核心技术，又被称为“三绝”。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与上海材料研究所的课题《东周菱形纹饰铜兵器技术研究》，以及上海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依靠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的《吴越青铜技术研究》课题，已破解了此“三绝”之谜，并模拟古法复制成功。[4]

图3 双兽首三轮青铜盘(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一）复合剑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其中铅在合金中占比例很小，铜与锡的配比决定合金的韧性和硬度。锡多虽硬，然而脆；锡少虽韧，然而软。作为兵器，最佳的性能是既硬又韧，不易折断。在钢铁尚未出现之前，如何使青铜兵器既硬又韧是一大难题，复合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所谓复合剑，指剑脊与剑刃用不同配比的青铜合金二次铸造而成的青铜剑[5]。铸造时，先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铸剑脊，剑脊两边留有榫头，之后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包住榫头铸成剑身。即通过分次铸造使剑脊和剑从铸合于一体，由两种合金结合铸成的剑同时具备了外锐内韧、刚柔兼备的特点。在烘范过程中剑脊获得均匀化处理，减少了铸态下树枝晶内的锡偏析和δ脆性相，使剑脊的韧性进一步提高，格斗时更不易折断。

复合剑的剑脊和剑身因含锡量不同，呈现一剑双色，又称“双色剑”。《吕氏春秋·别类》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两千多年后，我们今天看到出土的吴国青铜剑，虽不像当时脊身白，但由于合金成分不同，在相同环境、温度、湿度下，电化反应快慢和过程也不相同，剑脊和剑身的锈色会存在差异现象。[5]

（二）菱形暗格纹

吴国青铜剑身表面有的带有网状纹路，双线交叉呈菱形，且至锋部菱形逐渐缩小，因经氧化后纹饰呈暗黑色，所以又称“菱形暗格纹”。菱形暗格纹的制作工艺，主要有“铸槽填锡说”和“金属膏剂涂层说”[5]。“铸槽填锡说”认为菱形纹饰是通过在泥范表面粘贴泥条成型后铸出菱形纹饰阴槽，再往阴槽中填焊锡料。“金属膏剂涂层说”认为剑铸成后，在剑身上涂满含锡量大的合金粉和天然黏合剂配制的膏剂，再在膏剂上刻出菱形纹饰，后放入炉中加热，使锡合金与剑身表面融为一体。

现代的科学分析，印证了“金属膏剂涂层说”：剑表面之所以能呈现出菱形花纹，是由于剑的表面有规则地分布着一层不同于基体组织的细晶层，该层与基体为非机械镶嵌结合，而成分和形态上又有较大区别，形成与基体不同的色泽，从而在剑表面形成极富装饰性的菱形纹饰；原菱形纹饰应为黄白相间纹，因在埋藏条件下，受到土壤中植物酸水溶液不同程度腐蚀，出土后呈黑亮灰白相间的色泽。

菱形暗格纹制作工艺揭示了我国早在2500多年前即已掌握“金属膏剂涂层”扩散工艺，这或许就是后来鎏金的滥觞，到汉代就有专门负责这道工序的人，称“金银涂章文工”[5]。这种高超的青铜器表面合金技术的突破发展，为中国科技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图4 吴王夫差剑（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三）剑首同心圆

剑首同心圆位于剑首端部，由厚仅0.2—0.8毫米，凸起约0.5—2.2毫米，间距仅0.3—1.2毫米不等的多圈薄壁状凸棱组成，且十分规整。在多圈同心圆的槽底，又分布着极细凸起的绳纹。同心圆圈数不等，有的达11圈之多。同心圆的范铸工艺十分复杂，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铸造工艺。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均有这种剑首（图4）。

课题组经过对多件剑首考察发现，得出结论：薄壁同心圆凸棱的槽底有凸出的绳纹，表明剑首同心圆应是铸造成型，不可能由青铜车削制成；剑首与剑茎表面色泽不同，相互间有铸接的痕迹，表明剑首系单独铸成，后铸接或销接到剑茎上；薄壁同心圆凸棱的同心度相当高，表明其陶模或陶范的制造可能应用了类似轮制法成型工艺。

按轮制法制壁厚不足0.5毫米的蛋壳陶高柄杯，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所以，吴国采用轮制法制同心圆陶模或陶范有其技术基础。为此，课题组运用轮制法制作同心圆获得成功，证明吴国剑首同心圆技术，将中原地区以侯马为代表的陶范铸造技术提高到了极致的水平。

四、中国青铜器智造史上的重要成就：透空青铜器

战国时期，中国青铜器铸造有了新的发展，造型艺术一改商周青铜器以鼎、簋、鬲、爵、角等礼器为主的造型，将实用与欣赏、造型与审美有机结合；在铸造技术上出现了透空青铜器；开始了错金银、嵌绿松石、配件组合等装饰工艺；运用铸接等综合装配工艺的特种技术；实现多种合金在同一件器物上使用。1959—1982年，在江苏邳县、盱眙县考古发现的透空蟠龙纹方壶盖、透空蟠龙纹铜瓿和错金银透空陈璋圆壶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代表性器物。

（一）透空蟠龙纹方壶盖和铜瓿

1959年冬，南京博物院在徐州市的铜山县、邳县等14个遗址的调查时，于邳县戴庄发现了1座战国铜器墓[6]。该墓出土了透空蟠龙纹方壶盖和铜瓿等文物。透空蟠龙纹方壶盖（图5）长19厘米、宽19厘米、高11.8厘米，呈正方锥体状。该器有8组透空蟠龙纹，分为长方形4组92条龙、钝三角形4组56条龙，上下共计148条龙。

图5 透空蟠龙纹方壶盖 （南京博物院 藏）

透空蟠龙纹铜瓿（图6）与透空蟠龙纹方壶盖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出土，出土时残缺，于1977年修复完整。器高7.1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8.8厘米、底径4.9厘米，其为敞口、竖颈，肩、腹两部分透空蟠龙纹，中间悬空内胆，肩、腹透空蟠龙纹有四个兽形的铺首套接固定。其透空蟠龙纹饰的基本结构与陈璋圆壶类似。

（二）陈璋圆壶

陈璋圆壶，又名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为战国中期容酒器，1982年2月10日于盱眙县穆店乡马湖大队南窑庄出土。出土时壶口盖着一个闪闪发光、怒目龇牙的豹形金兽（约9千克），壶内有郢爰、马蹄金、麒麟趾等多种战国金币，壶内金总重量约21千克。全器由器身和肩腹上的网套组成。器身作侈口、束颈、弧肩、圆腹、圈足、平底，颈部较肩部高出一层，形成一周凸面。此器口沿刻有记录壶的容量的铭文，圆足外刻有“陈璋内（入）伐匽（燕）亳邦之隻（获）”等内容，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基本相同，反映了公元前315年齐国与燕国的战争，可互为补证，故此壶称“陈璋圆壶”（图7）。

图6 透空蟠龙纹铜瓿（南京博物院 藏）

陈璋圆壶外露的颈部饰错金银云纹图案，悬空的壶胆饰错银几何纹云纹图案，透空网格罩的肩部饰错银斜方格云纹图案等。分肩、腹两组，由卷曲起伏的长龙和梅花钉交错、叠压，形成透空纹饰。陈璋壶的造型构造与透空蟠龙纹铜瓿极为相似，均为肩腹蟠龙纹透空网格、壶胆悬空、肩腹网格有铺首套接固定，所不同的是，陈璋壶表面错金银装饰更为华丽，结构更为复杂；陈璋壶的透空蟠龙纹与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盘尊有异曲同工之处。

为了研究陈璋圆壶构件装配等工艺，在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原会长谭德睿研究员等支持与帮助下，南京博物院于2010年3月成立了课题组（由南京博物院牵头、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组成），先后用无损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超景深显微镜、内窥镜等，对陈璋圆壶的表面进行了分析与观察，并在北京和宁波做了CT检测，形成了一些结论：

图7 陈璋圆壶（南京博物院 藏）

1.尺寸与构件。通过解读CT成像图，得出了陈璋圆壶的尺寸与构件的数据：其通高23.9厘米、口径12.85厘米、底座直径13.9厘米；全器由26个构件组成，包括壶口、壶胆、上镂空网络、下镂空网络、4段箍带、4立兽、4铺首、4“”支架，4个衔环、1圈足、1篦子。依据CT图像，绘制了陈璋圆壶各构件模型的分散示意图（图8）。

图8 陈璋圆壶构件示意图（万俐 提供）

2.构件装配。从 CT断层扫描图像分析发现，古代制作者为了达到以上各构件的稳定与装配时的精确性，制作者在设计时运用了铸接方法，同时使用了双层燕尾型的榫卯铸接、篦子和“”支架定位的新技术。壶颈、上镂空网络、壶胆三个铸造部分的连接步骤推测如下：先将壶颈和壶胆的铸件做好错金错银，再将其放入上镂空网络浇铸的陶范中，当浇铸镂空网络时，将壶颈、壶胆联接为一个整体（图9）。[7]

3.多种合金的使用。陈璋圆壶共使用了5种金属，除了壶上错金银纹饰二种金属外，壶不同构件的铜、锡、铅的配比有着显著差异。壶身本体（露胎）的合金成分中，铜含量比较高，达到85%以上，锡铅总含量相对较低，不超过15%；铜壶的装饰部件——铺首，其合金成分比例比较特殊，铜含量不到20%，而锡含量很高，超过了50%，铅含量也达到了近25%；铜壶蟠龙的合金成分中，锡含量也比较高，在40%左右。

4.透空纹饰。陈璋圆壶壶身外面以铜丝网套作装饰，网套分上下两半部,上部连接于壶身肩部,下部起于圈足座缘，上下于壶腹部套合，套合处以一道横箍为饰。网套为立体镂空的三层网络结构，由蜷曲起伏的蟠龙上下左右盘用,头尾交错，彼此纠结相连而成，两龙蜷曲交接处又用梅花钉连接,梅花钉贯通内外三层网络。经统计，上下部透空网络共有蟠龙96条，用576根铜条缀连蟠龙与576朵梅花。

5.错金银与镶嵌。壶腹部套合处横箍上装饰错金的流云纹，以及相间排列的兽首衔环和倒垂的浮雕兽各4个，衔环与立兽上有错金银纹饰。在壶胆0.8—1.2毫米厚的铜壁上错银；在铜壶4个铺首8条蟠龙头部（约3—4毫米直径）的空腔内铸有蟠龙的舌头和8颗以上的牙；经显微镜观察，铜壶上的4个铺首，共镶嵌了绿松石和红宝石60颗。 

6.度量衡。陈璋圆壶壶口内沿有一行铭文，经辨识，是关于容量的记载，“受一觳五”，其中的“觳”和“”都是燕国特有的容量单位（一觳为2000毫升，一为200毫升）。[8]课题组又根据CT断层扫描获得的尺寸进行内部容量计算，算得容量约为2971毫升，这与实测容积和燕国量制均相符合。

图9 陈璋圆壶壶颈与上网络、壶胆连接处复原模型（万俐 提供）

陈璋圆壶集古代青铜工艺之大成，且多有创新，可谓先秦透空蟠龙纹青铜器的巅峰制作。实际上，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4个阶段，即芮国墓透空龙纹方盒、新绛蟠蛇纹透空鼎代表的摸索阶段，楚王盏、许公宁透空附饰代表的形成阶段，淅川下寺铜禁、曾侯乙尊盘以及透空蟠龙纹方壶盖、铜瓿代表的成熟阶段，陈璋圆壶代表的高级阶段。[9]尽管，陈璋圆壶可能为燕国铸造，流落于江苏，但从透空蟠龙纹方壶盖、铜瓿的发掘可知，这一时期江苏青铜器尤其是透空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十分先进，在中国青铜器智造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五、青铜器规模化制作：贴蜡板工艺

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消亡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礼制的改变，铁器的兴起以及金银器、玉器、瓷器等广泛使用，青铜器的地位逐渐被取代。后世青铜器数量大减，器物类别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但青铜器的文化艺术价值和制作技艺仍然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发展。

图10 清代苏州造仿青铜簋（苏州博物馆 藏）

南宋时期，今浙江、江苏、福建等地是仿古青铜器制造和贸易的中心地区，故这些地方后世出土了大量的南宋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器型、纹饰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明南宋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与商周、春秋战国等时期有所不同。其中青铜器工艺中的模型和模具的成型，可能是基于社会需求和生产力提升所采用的一种与商周青铜器工艺不同的方法。

中国古代失蜡法青铜器铸造成型方法可能有三种，一是蜡模成型，二是塑蜡成型，三是贴蜡板拼装成型。从工艺上推测，在宋元铜器中常常出现的菱形图案中万字纹，上下半圆形组合排列整齐、规则的半圆形鱼鳞纹和云纹等纹样，符合贴蜡板工艺，即青铜器贴蜡板工艺的一个特征是纹饰的表面到底呈“V”字形，而商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饕餮纹、云纹等纹饰从表面到底呈“马蹄形”（纹饰上口小下口大）。这是由于贴蜡板工艺是将蜡片贴在纹饰反面的木刻板上，形成的蜡片纹饰是正面，反之正面的陶模经陶范制作后纹饰成反面。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为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创作、刻版、印刷等提供了便利，[10]而桃花坞木刻年画所用花梨雕版与苏州传统失蜡铸造工艺所用木范雕版技艺相通。[11]失蜡法铸造工艺在宋元时期非常盛行，在工艺的细节上，可能采取了贴蜡板技术，这种工艺的细节可提高青铜器的制作精度和效率，一块纹饰木模板的多次反复使用，符合社会需求的规模化制作，且推动了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手工流水作业，培育了青铜铸造工业化和标准化的雏形。明清时期，仿古青铜器有“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四大流派，[12]其中苏州的贴蜡法铸造仿古铜器技艺排在首位，从留存下的苏州青铜工匠制作的仿古青铜器（图10）和苏州贴蜡板木刻板模具可窥一斑，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青铜器智造技术在江苏的传承。

作者简介：（万俐，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博物院二级研究员；李倩倩，常州博物馆馆员；尚松，中南民族大学物质文化遗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韩鼎.青铜时代与中华文化基因[N].光明日报,2024-06-01（11）.

[2]肖梦龙.吴国青铜器的发展、特色、成就[J].苏州大学学报,1997（1）.

[3]杨民仆.青铜凤纹尊，中原和江南的“混血儿”[N].新华日报,2023-03-17.

[4]谭德睿,等.吴越青铜兵器技术三绝[M]//东方文明之光——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255-260.

[5]翟传好.吴越青铜剑三绝[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1）.

[6]万俐.南京博物院藏战国透空蟠龙纹青铜器[J].东南文化,2013（6）.

[7]万俐.青铜文物研究中CT成像的几个作用[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2（6）.

[8]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璋圆壶读考[J].考古,1988（3）.

[9]万俐.试析中国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与传播[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1）.

[10]邰佳.桃花坞木版年画[J].集邮博览,2023（2）.

[11]王汉卿.苏州传统失蜡铸造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策略[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

[12]王汉卿.民国时期周梅谷仿古铜器作坊遗存的木模版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