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梅园是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的文化价值并不仅限于此。法国著名历史文化学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我们可以定下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荣氏梅园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是在20世纪初无锡工商文化丰沃土壤中长出的硕果，本文将通过研究梅园的建设历程、文脉传承和美学呈现，解读其丰富而精彩的内在文化特征、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以及它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第一山林公园的文化地位。

荣德生手书“梅园”刻石（汤可可 提供）

荣氏梅园与耕读文化

作为农耕文明的鲜明标志，耕读文化将农耕劳作与读书治学相融合，既保障物质生活又追求精神提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耕读文化孕育出《诗经》的农事诗韵、诸子百家中的生态智慧、唐诗宋词里的田园意境、元曲昆剧中的乡土叙事，也催生出维系宗族伦理的惠山祠堂群，体现天人合一的苏州园林。

荣氏梅园开建于1912年，至削平浒山之巅，建成豁然洞读书处，再建成念劬塔，整个工程花了十六七年。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推翻清朝统治，步入了历史新时期，但建造于此时的梅园依然带着农耕文明的文化印记。荣德生先生确定的梅园建造计划，是以梅文化为核心，以道法自然为审美原则。他在1912年的日记中说：“决定在东山购地植梅，为梅园起点。明年二月，先种一千三百棵于中段天心台一带。”第二年又购地150亩，计划“数年种梅三千株，其他花木，四时不谢”。第3年，建造了香雪海屋3间，梅园建设初具格局。再3年，陆续建成诵豳堂、揖蠡亭、荷轩等。这些景观建筑散落于山坡、泉流、水塘和梅林之间，整个景区依山势铺陈蜿蜒，大片梅林成为主要景观，厅堂亭轩成为其间点缀，一派天然混成，毫无雕琢之意，园林布局清晰地表现了荣德生对道法自然的追求。

中国的梅文化起源很早，且与荷花、桃花、牡丹等不同，早期的梅文化是从其实用性和与农事的关系建立认知的。《尚书》中有“盐梅和羹”的理念，以梅调味喻述宰相在官场国政中的重要作用。《诗经·召南》中的《摽有梅》诗，把农业生产“应和时令”的经验转用到人生规划中。魏晋南北朝以降，对梅花色香形态的审美认知逐渐形成。唐宋之后，进而深化为对梅花象征意蕴的审美。梅文化由此成为农耕文明时代的一种重要审美理想和人格理想。

江南是中国梅文化的审美高地。荣智健先生曾说：荣家的精神就是梅花精神。所谓梅花精神，包含实用和风骨两个方面，这在荣氏家族的创业历程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杨氏鼋头渚以樱花绿柳清荷为特色，王氏蠡园以桃花绿柳清荷为特色，唯有荣氏梅园以梅花著称于天下，迅速跻身于江南赏梅胜地之列，进而成为中国梅文化审美地标之一。

苏州邓尉山向有“邓尉梅花甲天下，望中无地不栽梅”之誉，但邓尉梅花与宋代杭州孤山梅花不同，大片梅林不仅供人观赏，更是一种农林生产，许多果农靠着这些梅林刨食谋生。据《光福志》记载，“邓尉山里植梅为业者，十中有七”。古诗有咏：“望衡千余家，种梅如种谷。”梅树早春开花，仲春结果，四五月里青梅成熟可以采摘，五六月里梅子就黄了，适合渍制话梅，造就了苏州话梅传统产业。荣氏梅园的梅林同样具有这种农耕价值。

荣氏梅园核心区域的“诵豳堂”，建造于1915—1916年，差不多同时开建的有揖蠡亭、天心台、东西轩、留月村、招鹤亭、荷轩和荷塘等景观建筑。1919年在诵豳堂东侧建成乐农别墅，东山部分园林就完全建成了。荣德生对诵豳堂极为重视，堂号系先生自拟，他在日记中说：“正厅名诵豳堂，取《诗经·豳风·七月》章，余自拟也。乞李梅庵书匾。邑人孙寒崖有赠联云：七十二峰青未断，万八千株芳不孤。为一时传颂。”足见取名诵豳纯是出自本心，且有欣然自得之意。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重要篇章。此诗从七月写起，逐月讲述全年农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以“衣”和“食”为要点，以农业生产和农人生活为主体，构成了西周早期一部农耕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指南。据说周公旦当时曾用这首诗教育周成王。荣氏兄弟出生于传统农家，青少年时代所受教育以农耕文化为主，创办工商企业并取得成功后，荣德生先生从《豳风·七月》提炼出“诵豳堂”堂号，正是他不忘根本的情怀体现。稍后别墅建成，取名乐农别墅，虽然从别号乐农而来，但在创业有成之后还坚持以乐农命名别墅，说明了农耕文明的农本思想已深入这位新兴工商巨子的心灵。

念劬塔（汤可可 提供）

传统耕读文化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耕，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主要解决温饱问题，是活着的基础；读，知诗书，达礼仪，修身养性，以立品德，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生的出路。陶渊明有诗云：“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农耕时代很多家庭以“耕读传家”为家训核心，把谋生和成才看作家族成员不可或缺的根本。荣氏十四世先祖荣清曾遗下家训：“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这应该是铭刻在荣德生心中的。

乐农别墅（汤可可 提供）

荣氏兄弟对办学和读书的兴趣和决心不是一般的大。荣氏创办工商企业稍有获益之后，1906—1919年，先后在家乡办了8所小学，1所图书馆，1所工商中学。1929年又在原工商中学的基础上办了一所完全中学。1947年办了江南大学。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钱穆曾经把荣德生比作陈嘉庚，钱穆说：“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德生先生的办学，是耕读文化之“读”的文化取向和表达。

荣氏梅园中有一座“经畬堂”，因其东傍豁然洞，又名“豁然洞读书处”。此前，荣德生曾假留月村创办读书处，聘请钱孙卿为主任，主管教务和事务。“收生二十余名，住于梅园中，早夜但闻读书声”，从荣德生1927年日记中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心底的高兴。读书处主要开设国学、英语、数学和国术等课程，既与新学接轨，又强化经典国学，荣德生亲自参与选编古文经典事宜，“豁然洞读书处诸生选读古文，余与吉人先生等屡议……特请朱梦华先生任选辑，诸生协助抄校，凡阅两载，成《叙文汇编》七十二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以至各种丛书，搜集代表作品数千篇，以前无此大汇辑也”。在读书处学习的孩子们的作文后来汇编成《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文存》4集，德生先生亲自作序，共收录习作373篇文章，233首诗词，77副楹联，读书成果斐然。

经，指经典；畬，《周易·无妄》则解为“未开垦的荒地，将要改造成初耕的田地”。经畬堂的含义很明确，这是一个阅读经典书籍充实心灵和知识之所，是孩子们深耕经典书籍之堂。这个堂号，清晰地表明了耕读文化的精要，因此也成为梅园耕读文化的一个地标性景观。

荣德生是无锡新学的重要创办者和实践者，但豁然洞读书处却与其他新学有所不同，这是一所私塾形式的书院，实行传统与新学兼容的精英式教育。1948年，荣德生回望梅园的读书成果：“豁然洞人才大都精研学理，品德优良，从事社会事业或自创企业，颇不乏崭露头角者。虽非纯粹技术，亦能有裨实用。”办学10年，豁然洞读书处招收100多人，这种书院式精英教育，无疑是传统耕读文化在工商时代的一次传承与创新的实验。

荣氏梅园与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发端于先秦，成型于秦汉，大成于魏晋南北朝，此后深刻地烙印成为官场和文人的精神印记。隐逸文化的内在理论基础来自儒道两家，但主流更加靠近道家学说，避世不出，隐逸山林，不羁不绊，自由率性。

与耕读文化一样，隐逸文化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梅园的规划建造及其美学风格之中。梅园离荣巷3公里左右，当时还比较冷僻，沿梅园往西，就是环湖的丘陵山区。荣德生先生选择在无锡城西东山建造别墅山庄，而不是选择工厂所在市区建造别墅，这种对于郊野山林和热闹市区的取舍，显而易见，受到了隐逸文化的重要影响。

梅园原大门右侧有一湾泉水，荣德生先生亲自取名为洗心泉。很巧，无锡蠡园之内有个洗耳泉。洗心和洗耳，是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典故，洗心革面和洗耳恭听的成语众人耳熟能详。唐代司马退之写过一首《洗心》：“不践名利道，始觉尘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觉精神清。罗浮奔走外，日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逍遥此中客，翠发皆长生。草木多古色，鸡犬无新声。君有出俗志，不贪英雄名。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去矣丹霄路，向晓云冥冥。”所谓洗心，就是洗涤凡心、尘心、俗心、杂心。梅园中设有小罗浮、招鹤亭等景观，恰与该诗中所言相适，或许司马退之《洗心》所表达的隐逸精神，引起了德生先生的共鸣。荣毅仁先生少年时曾写有《洗心泉记》作文一篇。

荣德生建造梅园的这块地方，曾是清末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旧址。但是，荣德生却不学“刘郎种桃花”，偏偏花重金打造了一个梅园，一口气种下数千树梅花，清晰地表明了他内心的美学向往。

梅花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的美学意义大约定型在唐宋时期：清新、高妙、孤傲而超然。江南是赏梅的传统胜地，荣氏兄弟修筑梅园固然与江南梅文化相关，但更多是出于他们精神上与梅花的共鸣。

一路往梅园深处走，还有天心台、揖蠡亭、小罗浮、招鹤亭等景观。罗浮本是传说中与蓬莱、普陀并列的三座海上仙山之一，惠州罗浮山是著名的道家名山，而鹤既代表了出尘清高的意思，亦是赏梅爱梅的标配之一。在1916年的日记中，荣德生扼要地记下了天心台周边凿溪架桥的建设：“天心台边，开河建桥，名野桥。”宋人以野桥入诗的不少，如陆游的《春日》其六：“怕见公卿懒入城，野桥孤店跨驴行。天公遣足看山愿，白尽髭须却眼明。”宋人诗中的野桥一般是隐逸精神的寄托。揖蠡之“蠡”即是范蠡，以功成名就隐居江湖、经营致富而成千古美谈，当是工商人士仰慕对象。东山、洗心、天心、野桥、揖蠡、罗浮、招鹤和别墅，构成了梅园景观的基本格局，也熔铸了隐逸文化的基本文脉。

与传统文人隐者不同，荣氏兄弟是在自家工商实业欣欣向荣、大展宏图之时修筑梅园的，因此，梅园的隐逸文化取向也与传统有别，不是纯粹的隐逸避世，远离现实，而是积极的开拓生活，超然尘俗。办实业，经商做生意，随时都置身于红尘滚滚、繁琐庸俗之中，但心灵向往着高洁、清新、超然，就在梅园这方隐逸世界之中，与清泉梅花相伴，而得以沉淀，得以安宁，得以悠然。所以，梅园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修身养性，寄托心灵，汲取精神动力，这是一种积极入世且不忘初心的文化取向，德生先生的亲家杨道枢先生曾为梅园撰一联：“有客登临一园占尽湖山胜，与时俯仰数点能回天地心。”与时势俯仰，得天地正心，正是梅园这种文化取向的形象表达。有人曾问荣德生先生为什么要建造梅园，德生先生说：愿为天下播芬芳。这才是梅园隐逸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它的进取和悯然情怀，超然于所有传统隐者及其隐逸文化之上。

荣氏梅园与工商文化

荣氏梅园的工商文化特征非常强烈，这固然是荣氏工商实业家的身份所致，更是时代的发展所致。

李鸿章曾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来描绘那个时代，“变局”的本质就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更新替代。无锡荣氏是那个巨变时代的先驱，从19世纪末开始创业到20世纪初的十来年里创业成功，然后建造梅园，这座梅园就是他们走进新的历史阶段取得成果后的产物。

近年来，文史学者对无锡工商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概括出无锡工商文化多种特征，提炼出一些基本关键词，如务实、简朴、灵动、智慧、精明、稳妥、进取、开放、流通等，如果把这些关键词放入梅园的建设过程和美学格局之中，几乎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表现。

梅园是荣德生先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融合和呈现，但梅园坚持开放，向所有民众敞开，表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取向。1920年，梅园的东山部分建成，荣德生在日记中说：“梅园布置益备，四时游人不绝，马路四通，全乡生色。”他不仅为梅园的基本建成而兴奋，更为游人众多、不绝来往而高兴。显然，他从来不是只把梅园作为私人别墅，而是作为公共园林建设的，这与苏州园林把园子藏给自己和少数朋友的心理完全不同，这正是农耕时代人物和现代工商人物文化心理的差别。

1926年，荣德生在乐农别墅东侧投资建成了太湖饭店，这是现代无锡第一家景区旅游酒店，不仅提升了梅园的旅游功能，而且强化了梅园的公共特性和工商文化色彩，使梅园在公共空间和旅游功能之外，表现出工商文化的市场价值取向。不少达官贵人、政府要员，以及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曾入住梅园太湖饭店，好多行业会议也借座梅园，因为这座饭店的加持，梅园成为当时无锡乃至全省的一个会议中心。

1928年深秋，郁达夫从上海坐火车到无锡做了一次“感伤的行旅”，他特别写到，从申新公司和面粉公司每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交班车开往梅园。郁达夫住进太湖饭店，梅园的环境使他一路的感伤略有消解。他在《感伤的行旅》中写道：“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郁达夫不仅写出了梅园公共园林的性质，而且写出了景区饭店的经营状况——租赁经营或者承包经营，都是近代工商经营的手段。

1930年绘制的无锡梅园平面图（汤可可 提供）

荣德生特别重视梅园的公众性和开放性，他多次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即时看法和思考。1917年他写道：“是年过年，兴致高，梅园、学校皆进步，马路修筑加石片，桥加阔加固，为新市场气象。”这条马路当指开源路，由申新和茂新厂附近的迎龙桥通往梅园，亦是郁达夫来游时乘坐公交车的路段，荣氏为这段路配备了4辆公交车。荣先生把梅园也包含在“新市场气象”中，他慨然允许商贩在梅园摆摊经营。1946年他写道：“回想三十年前辟园植梅，今日竟成为苏省名胜，初非意料所及……游客之外，车夫、船妇及吃食摊贩，远道而来贸易者亦不少。楠木厅前，几类一小市集，虽觉不甚雅观，但附近贫民得藉以营生，亦可喜也。”1947年他写道：“春寒梅花滞发，较往年晚却半月，至二月望后方开，茂盛则胜于往昔。近日来园游览者，日必数千人，颇多不惜远道而来者。前人不知利用风景园林，可以吸引游资，振兴商市，欧西如瑞士，即用此法，每年收入可观。”1948年梅花季，他写道：“入春以来，游客如云，各地前来春游者过于以前，铁路特挂游览专车，地方商业受游人引起繁荣者不少。”荣先生在这些话里已经触及人流、客流、资金流和市场的关系，他的思考和见解，迥然不同于前代园林拥有者，清晰地表明了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农耕时代园林拥有者的治园理念是私有和自得，而工商时代荣德生的治园理念是共享和共利，其中蕴含着工商文化的大市场概念。

在荣氏梅园，决然找不到苏州园林和徽商宅院那般华美精致的传统建筑。梅园里的天心亭、招鹤亭，虽然是传统亭子形制，却毫无雕梁画栋，一派天然淡泊。梅园最早一组建筑“香海”，是3间平房，样式格局大致传统，但没有飞檐翘角，朝南的窗户竟然是上部半圆，明显吸收了当时西式建筑的风格。诵豳堂是收购了西乡一家望族旧房而移建过来，亦无雕梁画栋和飞檐翘角，古朴典雅、简洁稳重。乐农别墅是木构梁架、砖石墙体、中式屋顶、穹门拱窗，属于晚清和现代交接时期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太湖饭店、宗敬别墅、经畬堂、秋丹阁、敦厚堂等，都属于中式为本、兼容西式的砖混结构近代建筑，与苏式园林为代表的传统江南园林截然不同。念劬塔采用了砖石混凝土结构，是一座外形传统实质现代的现代园林建筑。浒山之巅削平后建了个操场兼网球场，与青砖黛瓦、拱门圆柱、中西混合风格的敦厚堂两相应对，构成了鲜明的工商时代美学风貌。

实用、简洁、砖混结构、中西合璧而不失古韵的建筑掩隐于山林花树之间，与整个梅园熔铸形成一种天然本色、大开大合的山野园林风格，清晰地区隔它与前代江南园林的美学界限，这既是荣氏梅园对于中国园林发展的一次历史性创新，也是近现代工商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次交融结晶，成为特定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标记。

文化和审美的时代性标识

园林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在它多种物质构成的形态中，包含着园林主人和造园者理想、学识、修养、气质、品格等精神取向和文化审美追求。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对荣氏梅园的文化审美和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梅园就是一座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标识性的现代园林典范。

梅园的建设开始于1912年，完成于1930年。无锡大致从1860年之后进入被洋务运动影响的时期，并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向工商时代的社会转型，在1895年开办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并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办厂创业的高潮，由此成为其时中国率先进入工商时代的先驱城市之一。

荣氏兄弟学习、生活和创业的时间大致与无锡从农耕时代跨入工商时代的进程同步，他们带着传统的文化印记，开始了跟上时代潮流的创业人生，梅园的建设费用来自荣氏工商创业的获利，体现了时代所带来的工商文化的精神成果：因为处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时代交替阶段，梅园以兼有耕读文化、隐逸文化和工商文化的审美取向和表达，显示了时代特征和现代工商文化的包容和开放。

如果说，近代无锡的发展是中国进入工商时代的先声和最初成果，那么，荣氏梅园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园林文化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成果，亦是无锡工商社会文化发展的精彩成果。

园林界一向有“明代园林看苏州，清代园林看扬州，民国园林看无锡”之说，此论出于当代园林大师陈从周教授，依据的就是园林的时代性和美学风格的时代性，明代苏州园林属于文人园林，清代扬州园林属于富商园林，民国无锡园林主要是工商家族所建，属于现代工商园林。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园林之间，虽然有由后向前学习的痕迹，但审美风格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分别代表了中国造园三个历史时期的园林艺术的高峰。

1912年之后，以荣氏梅园为开端，无锡工商企业家群体出现了一个造园热潮，据常荣初主编的《无锡园林志》统计，大约建造了20多个园林、山庄。梅园是其中最早的一个园林，工商文化色彩也是最为鲜明，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也是最好的。梅园的策划、设计、建造和运作，几乎全部出于荣德生一人，连宗敬别墅也是他一手为兄长打造。中国造园艺术很巧妙，需要运用许多美学原理，明代著名造园艺术家计成在《园冶》一书中认为，对园林来说，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一座园林造得如何，匠人的好坏决定三分，主人（设计决策者）的水平决定七分。荣德生是梅园建造的主导者、总设计和决策者，梅园的文化风貌之中所传达的主要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理想、情怀和追求。

从以上对梅园耕读文化、隐逸文化和工商文化的美学分析中，可以看到荣德生先生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对新兴工商文化的表达，以及他对社会、对民众、对子弟、对人生的满满情怀，深厚而绵长。他的善良、包容、开放、智慧、创新、节俭和志向高洁、远大等，无不通过梅园的文脉和美学得以精彩地呈现。

荣德生先生把建造梅园看作推动无锡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他曾说：“余初尝发愿建筑太湖风景区，拟在湖边山水之间，建无量殿、水属池、博物馆、大会堂，屋顶均盖各色琉璃瓦，点缀环湖景色，筑路植树，并将其他园林联络一气，藉以吸引游客，为地方增加财富。”努力发展地方经济正是那一代锡商“实业报国”的宏大理想。

无锡的春天从梅园开始。荣氏梅园曾是无锡率先走向工商时代春天的象征，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春意盎然的开端，亦是中国近代园林春光烂漫的开端，我们称梅园为中国近代第一山林公园并不为过。在这个意义上，荣德生堪称中国近代旅游的开创者和先驱者。

（作者简介：吴歌，本名杨大中，华东信息日报社副研究员，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杨天骄，香港理工大学多媒体艺术硕士，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深圳一抹互动科技创始人及首席设计师。）

栏目编辑：王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