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正当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上海,历经三个月的淞沪抗战即将以中国军队被迫撤退而惨烈收场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亚细亚》杂志出版了由赛珍珠和林语堂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专号》。赛珍珠除了在上面发表了著名政论《中国必胜》,公开表达她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信心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以便让美国人民更直观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不屈不挠的中国。

1937年11月赛珍珠编辑的《亚细亚》杂志《中国抗日战争专号》

8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们仍然为其中饱含炽热的感情所打动。赛珍珠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她在镇江、宿迁、宿州、南京、庐山等地奔波近40年的足迹,特别提到了从宿迁开始的中国文化启蒙教育对她人生道路的影响。赛珍珠写道:“啊,我亲爱的中国的人民啊……我永远是你们的一部分,你们也永远是我的一部分。你们形成了我,你们养育了我,你们影响了我,使我的名字长存于世。”

宿迁作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是赛珍珠的启蒙之地。她对中国最初的认识,就是来自宿迁城内的太平街。

在这里,她牙牙学语;在这里,她蹒跚学步;在这里,她留下了精彩人生的第一组足迹……

大运河上的布道者

赛珍珠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1852年8月13日,她的父亲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为了传教方便,后来起了个中国名字叫赛兆祥。

 赛珍珠一家1894年(在宿迁生活时期)的“全家福”,从左到右依次为:埃德加、赛兆祥、赛珍珠、卡洛琳

赛珍珠的母亲卡洛琳是位热情开朗的女性,她在上海为赛兆祥生了第一个儿子埃德加,不久便随丈夫到杭州传教。在杭州,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弗兰斯·莫迪。此后,一家人一直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奔波。杭州、苏州、镇江、清江浦(现淮安市区)、宿迁、徐州……他们不仅仅是美南长老会江北教区的开创者(没有之一),也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上的布道者之家。

1887年底,赛兆祥带着家人从清江浦登船赶往宿迁。当他们从东关口上岸,从迎薰门第一次进入宿迁城时,在繁华的富贵街上引起了一阵骚乱。那些扎着长辫子或者裹着小脚的大清子民视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如瘟疫,躲闪犹恐不及。虽然他们操着并不太熟练的中国话,满脸微笑着问候大家,但没人上前搭理,更别提卖给他们食物、租给他们一间落脚的房屋了。

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县衙,知县孙士鏻耐心温和地听赛兆祥把话说完,然后字斟句酌地告诉他们,这些瘦骨嶙峋、拖着长辫子的大清子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河清海晏、风调雨顺、吃饱穿暖、多子多福多寿,他们只相信如来佛祖、太上老君,只相信紫禁城的皇上、凌霄殿的玉帝,只相信牛鬼蛇神、花妖树怪……恐怕宿迁地界上没有人会耐心地听他们所讲的“福音”。

闻听此言,执着的赛兆祥没有泄气。然而,上帝似乎有意考验他的毅力,不幸接踵而至,一次次打击这个运河上的布道者之家。

继赛兆祥的第一个女儿弗兰斯·莫迪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后,他的第二个儿子亚瑟·亚布拉罕、第二个女儿埃蒂斯相继染病去世。为了挽救精神濒临崩溃的妻子的生命,加之在中国传教十年可享受休假的时间已到,赛兆祥一家便暂停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取道上海回到美国,休假一年。

古黄河畔的异教徒

1892年6月26日,赛兆祥的第三个女儿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西斯保罗出生了,他为她取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PearI Sydenstricker Buck),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赛珍珠。

1892年10月,赛兆祥将刚出生四个多月的女儿赛珍珠放在摇篮里,举家登船回到中国。

当他回到镇江时,却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江北教区安排给之前的助手。无奈之下,赛兆祥决心到更为偏僻贫瘠的宿迁,重新开拓自己的传教事业。

光绪十九年(1893年)早春,赛兆祥把家具用席子裹着装上一艘平底船,与卡洛琳一起带着一双儿女再次来到宿迁。

到了东关码头,船夫们挑着家具一件件地往岸上搬,吸引了许多闲人围观。赛兆祥看着身后熟悉的运河,似乎也与第一次来时大不相同了。唯一不变的是宿迁百姓,当他们看到这个洋人时,还是如六年前一样充满好奇,甚至恐惧!

照例,赛兆祥到县衙拜会宿迁父母官柏寿大人。这位进士出身的旗人,刚刚署理宿迁知县,就碰上了与赛兆祥打交道这样棘手的洋人事务。这让一贯揣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念头的他深感为难。毕竟洋人的事务关乎外交,而外交无小事——特别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弱国的外交,更是件件都是天大的事,弄不好就会惹来大麻烦。

一番苦思冥想、权衡利弊之后,柏寿秉承“华洋不能杂处”的成例,准许赛兆祥到城外购地建房。在房子没有建造完成之前,可以暂居城内蔡氏祠堂。

本来,赛兆祥希望在东圩门外的运河边建房建立传教点,但没有得到批准。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在宿迁县城镇黄门外、古黄河东侧石坡岸的一块废地上搭建新家。

石坡岸处于马陵山的余脉,因其地山势陡峭,水流湍急,需筑石坡岸护卫而得名。赛兆祥巧妙地利用地势,因地制宜,用石块、土坯和茅草在古黄河边陆续盖起了拥有两进院落的新居和传教基地“福音堂”。

1894年春,赛兆祥夫妇携女儿赛珍珠搬进了新居。不久,宿迁地区瘟疫流行,传染病多发,而当地百姓普遍缺医少药,更没有科学的预防、卫生常识,人们深受病患的折磨,又无法解脱,便把病根归结到外来的这些传教者身上。“福音堂”的牌匾经常遭到石头、泥块和粪便的袭击。在民众的误解和袭击中,赛珍珠度过了两周岁的生日。

有鉴于此,赛兆祥给美南长老会写信,提出向宿迁派遣医生的请求。

随后,美南长老会派遣马可格理尔牧师、卜德生博士及其妻子卜爱安医生远涉重洋,于1894年秋天到达宿迁。

不久,在太平街蔡氏宗祠的一间小屋内诞生了宿迁第一家西医诊所——福音堂诊所。

中国神话的启蒙教育

“小老鼠,上灯台,上得去,下不来……”“白娘子如天仙般漂亮,那个书生撑着一把油纸伞追了上去”……冠若华盖的大槐树下,金发碧眼的小女孩赛珍珠依偎在既是保姆也是启蒙老师的孙妈怀中,转动着大眼睛,出神地听着。

父亲赛兆祥经常外出传教,母亲卡洛琳又怀有身孕,照顾赛珍珠的重任便落到了孙妈身上,她是赛家在宿迁请的第三个保姆。孙妈原来住在城南关坝台,父亲和丈夫都是穷困潦倒、穿着长衫的秀才,耳濡目染,她竟也粗通文墨。不幸的是她的家人相继染上瘟疫病故,就连刚满10岁的儿子也因病夭折了。夫家视她为“丧门星”,将她扫地出门。幸亏遇到了在此传教的赛兆祥,才不至于流落街头。

因此,孙妈把满腔心血倾注在了赛珍珠身上。在蔡氏祠堂居住时,她白天经常抱着一岁多的赛珍珠到祠堂西侧的蔡氏私塾门口,听学生们诵读;有时,也到祠堂东边的天齐庙前,听大鼓词;晚上,她给赛珍珠讲中国神话和传说故事。搬到城外石坡岸居住后,由于靠近农村,经常有走江湖的戏班来唱戏说书,孙妈和赛珍珠都是忠实的观众和听众。

就这样,童年的赛珍珠虽然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却是先会说中国话,后学会英语的。从在襁褓中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赛珍珠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听中国故事,与中国孩子们一起玩中国游戏……

赛珍珠非常聪颖,很小就能记事。她在1933年写的回忆录《自传随笔》中说,小时候和宿迁当地其他小孩一样,“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上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打谷场上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正如她所回忆的“由于儿童读物的匮乏,小小年纪的我只好读成年人的书,结果是,我还远不到十岁就已决定当一名小说家了。”

赛珍珠在《自传随笔》里特别提及:“我决不会忘记童年时代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国老保姆。”她对孙妈有着较为完整的描述:“她照料我们全家,并和我们共同生活长达18年之久。她给我讲她童年的故事,和太平天国起义时她的那段经历。我花了许多长长的但愉快的下午来聆听,而她一边补缀袜子,一边讲她的家庭遭遇的意外事件。她也常常给我吃些芝麻糖或是一碗特别美味的点心。”

为了让赛珍珠受到良好的教育,过完两周岁生日不久,赛兆祥就专门为她请了开蒙老师孔先生。就这样,赛珍珠白天听孔先生一字一句地讲解《三字经》《百家姓》等中国传统启蒙读物,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和中国孩子一块儿玩耍,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晚上,母亲卡洛琳就教她英语,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风俗习惯。这些不仅为她日后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令她学会了用中国人的感情与视角去观察问题。

一天下午,赛兆祥突然让孙妈收拾东西带着赛珍珠和卡洛琳到福音堂诊所去住几天。赛珍珠以为母亲要为她生下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高兴地牵着孙妈的手往外跑。

出门的时候,她看见门口几个农夫抬着一张小床,床上躺着一个老爷爷。赛珍珠好奇地边走边看,老人那绝望的眼神和农夫的愁眉苦脸次第从眼前飘过。

赛珍珠后来才知道,老人得了一种很重的、但是完全可以看好的叫做喉症的流行病。家人本想把家中的几亩薄地卖掉为他治病,可倔强的老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那些地是自己拼了大半辈子挣来的,地比他的命金贵得多!为了让儿子们打消念头,老人甚至躺到小床上绝食等死……

幸运的是,正在附近布道的赛兆祥从村民口中得知此事,便把老人带了回来。

中国农民将土地看得比命还重要,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赛珍珠还是第一次听说,她被深深地震撼了。多年以后,赛珍珠在那部不朽的著作《大地》里,专门描写了一个和这位老人极其相似的、也视土地比命还重要的主人公王龙。

1937年11月,赛珍珠在《亚细亚》杂志《中国抗日战争专号》上发表声援中国抗战文章,首次讲述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1894年9月16日,卡洛琳为赛珍珠生下了弟弟克莱德(不幸的是,5年后这个弟弟和他另外的三个姐姐哥哥一样,将幼小的身躯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土地上)。

可是,当卡洛琳被分娩的阵痛折磨得满头大汗时,赛兆祥却不在身边,只是次日匆匆地过来看了一眼,又急急忙忙地走了。过了将近一个月,赛兆祥才来接卡洛琳和赛珍珠姐弟回家。

1895年1月中旬,赛兆祥忽然接到美南长老会的通知,让他到上海去领受新的任务,而且必须尽快启程,传教事务移交给卜德生。当月26日是中国春节,本应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可赛兆祥却在这一天离开了宿迁,经镇江赴上海报到。

几个月后,赛珍珠也告别了人生启蒙之地宿迁,随父母举家前往上海。在运河码头,她还调皮地用宿迁话向孔先生道别,并相约明年再见。

不料,这一走就是永别!10年后,也就是1905年,孔先生患病逝世。

赛珍珠离开宿迁后的足迹,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这里还是要赘言几句,因为她这颗在世界文坛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从宿迁开始积聚发光的正能量,并从这里开始将光芒普照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田。赛珍珠在《我的几个世界》里说:“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毫无疑问,她这一对于中国人的中肯评价与她在启蒙地宿迁遇到的人和事不无关系。她的小说和自传中多次出现童年时期的老师、伙伴、保姆、厨师甚至花匠。

1900年,因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赛珍珠首次回到美国故乡。1902年,她重返中国镇江,就读于崇实女子中学。1910年,她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1914年,赛珍珠大学毕业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得知母亲生病,毅然辞去了助教的工作回到镇江照顾母亲,并先后在润州中学、崇实女中任教。1917年,她嫁给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并共同前往宿州,后又到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书。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了中国。

其间,1921年,母亲卡洛琳在镇江逝世;1931年8月31日,父亲赛兆祥在庐山牯岭的别墅中去世,享年80岁。

赛珍珠回到美国后,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等著作,1932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她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墓地

1973年早春,绿意铺洒大地的时候,赛珍珠安详地合上了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株高大的白蜡树下,是她最后的归属。洁白的墓碑上没有一个英文字母,精致的方框里只有她自己篆刻的三个汉字——赛珍珠,简洁大气的中国篆体。这位世界上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选择了在中国宿迁启蒙学习时的汉字来代表自己,并且选择了一袭平生最喜爱的中国丝绸旗袍,作为自己永远的锦服华裳,以延续她对那块渗透了自己血泪和生命足迹的中国大地的铭心刻骨之爱。

作者单位:宿迁市文旅局 宿迁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