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端,北宋年间的一位中下层官吏,在扬州任过职。虽官职不高,名气也不大,但他却因为一位大人物为他写了墓志铭而名垂青史。为他写墓志铭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

曾巩是江西人。从王安石到汤显祖,宋明两代,江西的文化地位遥遥领先,曾巩是其中杰出代表。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其文章端正、严谨,“衍俗雅重,自成一家”,兴化人刘熙载《艺概》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以一个正统的儒者身份出现于北宋文坛,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家的“仁义”之道。

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是,曾巩创作了60多篇墓志铭,在他的文章中占了很大篇幅。在这些墓志铭中,流露出他受儒家“三不朽”价值观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即立身于道、为民立命与超越天命。首先,无论墓主为男性女性,曾巩都十分重视其道德品质;其次,曾巩为不少官吏撰写墓志铭,歌颂了为民谋利、坚持正义、官民一心的士风,体现出他为民立命的功业观;最后,在墓志铭中,曾巩重视文章写作,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对抗生命的无常,达到人生的超越。墓志铭是对人一生的总结,“考次君世序、行己、历官、卒葬之始终”“足为后法警劝之道”,自然也体现在曾巩的墓志铭创作中。

范端其人,正史没有记载,不算是大人物。但他的事迹,却较为详细地记载于曾巩的《库部员外郎知临江军范君墓志铭》。有这样一位大文豪为他撰写墓志铭,范端的德行,必有过人之处。

范端字思道,是江州德化(今九江市柴桑区)人。他担任过太庙斋郎,这是太常寺下设的一种小吏,掌管社稷宗庙祭祀,职级在从七品以下。后来升迁到提举陕西河北路,知临江(今江西省樟树市)军事,相当于县令一级职位。在扬州,他大体上也在这个级别。

范端好学,藏书万余卷,擅诗,有文集三卷。他为人廉逊俭朴,持家严格;治理地方时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严谨执法,所以能保持廉洁之名,但是能懂他的人很少。

范端在江都做官时,正赶上年头大旱。当时扬州最高长官是福建人张若谷,派几个官吏和范端都出去视察民田,别的官吏回来对张若谷说年成很好,只有范端回来说田地旱情严重。张若谷起初不认为范端说的是对的,范端拿着禾苗力争,张若谷才最终确定范端的话是对的。

吴遵路、蒋堂搭档做淮南转运使,让范端去监督治理淮河的劳役,范端去视察,回来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他们于是撤掉范端的职务,用别的官吏监督劳役。后来出了很多问题。这两个人非常生气,不久就有感悟,共同推荐范端。

曾巩说,这个时候,天下主管财政的官员,没有几个不致力于苛捐杂税搜刮民财;治理地方的官员,没有几个不把建立个人声名威信作为目标;负责接待四方宾客的官员,没有几个不把心思用在奴颜婢膝、豪宴厚礼的功夫上。不过正因为这么做了,上到朝廷,下到大部分士大夫,都会赞许他们的功劳,钦佩他们的能力,他们名气大,甚至名声也很好。

只有范端这样的老实人,才能“独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简易自守”。

他在云安(今重庆云阳)做官主管盐利时,提议免除盐税,为老百姓减轻了许多负担。他治理临江时,把兴办学校教化人民作为工作重点,用于驿站招待宾客的预算,减掉十分之七八。四方往来临江的人,观感各异,有人诽谤范端,他毫不动摇。他就是这样一个端方君子。

曾巩这样评价范端:“士之能修其内、洁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笃,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为之见于文,使后之君子得览焉。”通过一个“喜”字表达了他对墓主范端人格的肯定,希望通过自己的记述,能“使后之君子得览”传主高尚的人格,从而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教化。

曾巩在范端的墓志铭中最后总结:君性温温,好退持卑。及其临事,择义而为。一世之弃,君独从之;一世之慕,君独违之。行己有常,在官无疵。曷以知之?视此铭诗。

范端的官职不大,但他的道德却达到了古圣先贤要求的标准。曾巩的墓志铭也是同类题材的典范。而曾巩作为文豪,能为这样一位官卑德尊的同乡写墓志铭,他自身的德行也臻于极高水准,即使在以德行相标榜的宋代,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