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无国籍的尼古拉·波德希沃洛夫(Nikolai Podshivaloff),被日本总领馆石川硕文(W. Ishikawa)、“军统”调查员、检察官指认为“汉奸”,但经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审理,认为无具体事证认定其有“汉奸”行为,宣告其无罪。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未见对其再有报道、记载。本文对波德希沃洛夫二战后在南京的踪迹进行考证,以廓清这位曾救助中国难民的外国友人疑云。

一、波德希沃洛夫(科拉)其人

在诸多民国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有一个年轻的外籍小伙子,面孔多变,身世坎坷。有时,他是《拉贝日记》中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有时,他是魏特琳眼中救助中国难民的义士;有时,他又成为遭指控的“间谍”。这位昵称或简名为科拉(Cola)的俄罗斯小伙子,全名尼古拉·波德希沃洛夫,是1912年2月初出生于俄罗斯、1928年7月流亡到中国,被当时称为“白俄”的无国籍人士。

1936年12月,波德希沃洛夫由上海转至南京,在丹麦人桑德格林(K. T. Sandgreen)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亚东洋行(East Asia Trading Co.)工程事务所担任电气、供暖和卫生设施等建筑工程的监理(supervisor,或译作“主管”),也从事电灯、自来水的修理。

南京沦陷前夕,波德希沃洛夫在下关火车站广场,义务参与救助中国伤兵的工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除冒险参与将中国伤兵送进红十字会医院外,还坚守在鼓楼四条巷保护难民,并参与了抗议日军暴行的请愿。

二、因“汉奸”罪疑云被羁押

1947年8月26日,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宣布了《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宣告“高良无罪”。

高良,即波德希沃洛夫(科拉)。沦陷时期,日本总领馆石川硕文说波德希沃洛夫是中国、法国的间谍;战后,他则向“军统”报告“高良是汉奸”。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拘捕了波德希沃洛夫。

“军统”金志涛说,日本宪兵酒井寔可证明高良任日领馆密探,而酒井寔则供称他没派高良为密探;“军统”詹长炳称,日领馆原茶役张有志说,高良与石川硕文及酒井寔来往,谈话态度及动作,均属秘密方式,而事实上张有志不可能与石川硕文相识,并“不知高良为何人”;“军统”徐文祺说高良打死了“汪伪”特务丁默邨的胞弟丁时俊,但事发时在场的京特(德国人,江南水泥厂工程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与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等一起保护江南水泥厂,并于厂外南北两边设立难民区,收容和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申述并非高良;另一个指控高良的“军统”安少如,后来则畏罪潜逃。

“军统”认为“既无具体事证,本拟签报总部准予交保开释,惟以势成骑虎,诿卸责任,故移送”。1946年4月28日,“军统”南京办事处解送波德希沃洛夫至民国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要求“依法讯办”。

5月4日,检察处羁押波德希沃洛夫于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9月4日,检察官王文俊以“(民国)三十五年度侦字第二四一号”公诉书,对他提起公诉,称其“因迫于生计,充任日领事馆及宪兵队密探,刺探我方军政消息……”,指控他为“汉奸”。

波德希沃洛夫被数度延期羁押,法院开庭了八九次。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了6日庭审的一些情况。当天下午2时,“……高良,渠(他)身着灰西装,黄皮鞋,面色红润,精神抖擞活泼。入庭时,见证人孔德(京特)即笑容满面,状颇自得。当庭上讯:‘你曾为日人密探吗?’渠(他)答称:‘我说中国话,吃中国饭,与中国人做朋友,为什么要替日本人做事害中国人呢?’言下似乎充满了感情。”庭上,高良操比较流利的中国话。在这之前,到庭作证的米尔斯、贝茨、京特、麦卡勒姆“四人者,因彼等与高良同为万国红十字会会员,南京沦陷后,举办难民救济会,高良亦居于一处”,在庭上,他们“皆一致否认高良曾为日人密探,刺探军情”。

其余的报道内容,则显示当时的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欠佳。他们的报道,有如下三点不够专业:不是以引语的方式,援引检察官的指控,而是直接称高良为“高逆”,“因生活所迫,乃附逆入日领馆宪兵队充密探”(1946年9月2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四版);未经法院判决,就直接称“白俄高良”是“敌人密探”(1946年9月《大公报》所载“中央社南京1946年9月28日电”),而不是使用“涉嫌”一词;报道缺乏完整性,只报道开庭,而未报道审判结果。

经过一年的审理,法院最终宣告高良无罪。判决书由审判长推事金世鼎(法学博士)、推事王鸿全、推事刘贤才签署。判决书认定:“(波德希沃洛夫)于中日战起南京吃紧之时,即参加国际难民救济协会,继复加入万国红十字会为会员,随同会长美(国)人密尔士(米尔斯)及邦司(贝茨)、宋希伯(索恩)、傅师德(福斯特)等共同救护伤兵,抢救难民颇为尽力。及至(民国)二十七年二三月间,始开设金陵汽车行,经营修理汽车业务。沦陷期内,对日人甚表仇恨,并无密探行为等情,业据证人密尔士、邦司、宋希伯、傅师德等到案,一致供证属实。”1947年8月下旬,失去自由22个月的波德希沃洛夫,始被“停止羁押”。

近年来,特别是电影《色·戒》上映后,一些人士仍然认为“克拉被日本人买通,成了日本的秘密特务”“丁时俊之死的直接凶手,是一位叫克拉的白俄”。究其原因,一是当年的部分新闻媒体报道缺乏历史的公允;二是出狱后他仍受警方秘密监视,并继续认为他有“国际谍报嫌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他恢复名誉。

1947年8月下旬,波德希沃洛夫重获自由,但是从当年11月6日起,他就受到当时南京警方外事室的秘密监视,1948年2月17日有关于他的警方密报。

监视的“依据”,竟沿用了未被法院采信的“军统”调查员和检察官的指控,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情况:“向系国际间谍,为德纳粹工作。日寇攻金陵时,高(良)曾赴光华门接纳引路。迨南京沦陷,日寇遂派高良在宪兵队工作。前伪府丁默邨之弟,在沪被刺,高亦系共谋行动之一。胜利后,一度被我政府逮捕,(民国)卅六年八月间获释……”

194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如人们所知,当年中国共产党亲密的兄弟党是苏共,她是苏联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南京警方外事室的监视人员在秘密报告中说,波德希沃洛夫获释后“即与苏(联)使馆甲谍费廷霍夫往还,旋由费介绍入友联汽车公司”,来往南京、上海之间,而由上海来南京的“苏(联)籍人士甚多往该店(公司)访问,情形可疑”。费廷霍夫还迭去甲(暗指苏联)使馆,而甲方亦屡派人趋洽,怀疑费“可能负有甲方使命”。波德希沃洛夫有“国际谍报嫌疑”,但“尚乏确实资料”。

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机械师、曾与波德希沃洛夫一同在四条巷保护过难民的齐阿尔(A. Zial),也因与苏联人往来,受到当时警方的监视。

三、宣判无罪后在南京的行踪

民国南京警方的登记表上,波德希沃洛夫名下有“35岁”“十月份”,居留证号码为“0665号”等字样。波德希沃洛夫出生于1912年,35岁时应是1947年。也就是1947年夏末秋初,他重获自由,并住在莫愁路。

当时,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团牧师米尔斯以及金陵神学院教授、美籍牧师索恩都住在莫愁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和波德希沃洛夫同为坚持留在南京,从事人道救助的外籍人士。

波德希沃洛夫是否与他俩住一起?

经仔细查证,米尔斯住莫愁路65号,索恩住89号,而波德希沃洛夫也住莫愁路89号,也就是说他和索恩住一起。

1948年5、6月,南京下关警方登记表上出现N. N. Podshivaloff的外籍人士,中文名不是“高良”,而是与波德希沃洛夫谐音的“包赐福”,时年36岁,没有护照,持有“(京)84301号”居留证。经过查证,此人即波德希沃洛夫。透过其中5月份登记表上被划掉的项目,可以看出他搬到了中山北路,且与福斯特家的地址相同。

南京沦陷前夕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红十字志愿者,福斯特和波德希沃洛夫曾密切合作,一同从事人道救助工作。战后,福斯特又为解救身陷囹圄的波德希沃洛夫出力。波德希沃洛夫搬到熟人福斯特家是可信的。

1948年5月,福斯特全家离开南京,波德希沃洛夫仍在下关住了一阵子。1948年6月的登记表显示,波德希沃洛夫还住在下关。据当时南京警方外事室记载,波德希沃洛夫还曾“寄寓下关圣公会意籍牧师维克多处”。

从莫愁路搬到下关,似应与波德希沃洛夫在南京友联汽车有限公司(Union Motors Ltd.)找到工作有关,因为这家公司位于南京中山北路188号,从下关到这里比莫愁路近多了。

波德希沃洛夫出生于俄国赤塔,在俄生活到十五六岁。来中国哈尔滨后,他学过机器修理和汽车驾驶。在上海,他曾在福特汽车公司学徒两年[一说他在上海戈斯洋行(Goss & Co.)工作]。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查尔斯·里格斯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波德希沃洛夫与里格斯,因一同从事人道救助而相识。

其时,比尔汽车公司同意将他们的德士古洋行的车辆和零件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使用,由里格斯、波德希沃洛夫负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停止工作后,比尔汽车公司又同意他们继续以德士古洋行做生意。1939年,里格斯从南京赴成都,将该行都交予波德希沃洛夫经营管理。

这样,从1938年2月或3月开始,波德希沃洛夫就参与金陵汽车行的工作。此后,他继续经营修理汽车业务,常去上海购买汽车零配件,生意还不错。

据当时的南京警方外事室记载,波德希沃洛夫获释后,即经苏联侨民、南京友联汽车有限公司机务主任费廷霍夫(Fittinghoff)介绍,进入了以周通夫为中方经理的这家公司,充当跑街(即担任跑外工作;或当掮客、中介,通过掌握商品流通的信息,从事买卖,赚取佣金或差价)。

后来该公司改组,犹太人格勒恩(Wolf Gruen)继任公司经理,波德希沃洛夫被解雇,遂“无正当职业”。1947年11月6日的警方记载显示,其时波德希沃洛夫已被解雇。不过,波德希沃洛夫在警局的登记是从事“建筑业”“营造业”—战前,他曾在桑德格林开设的亚东洋行工程事务所当过建筑工程的监理。

波德希沃洛夫失业后,来往于宁沪之间。现在仍能见到1948年5月波德希沃洛夫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记录。

在金陵汽车行时,波德希沃洛夫曾为美、英、法等各国大使馆修理汽车。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参与人道救助工作时,结识的不少朋友和熟人,如:索恩、福斯特、米尔斯、里格斯、约翰·马吉、乔治·菲奇、明妮·沃特林、詹姆斯·麦卡勒姆、M. S. 贝茨、C. S. 特里默、罗伯特·O. 威尔逊、刘易斯·S. C. 斯迈思等,都是美国人。

1949年,波德希沃洛夫找到了在美国大使馆当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部主任的工作。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因美在华政策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8人,从南京登机返美。1950年2月18日,美国最后一名外交官培根撤离大使馆。

1950年4月29日,波德希沃洛夫由南京迁往上海。离宁时,其中文名“包赐福”又写作“包士富”,称自己是无国籍外侨,38岁,职业为商人。

检索《上海白俄调查表》,可以得知:抵沪后,波德希沃洛夫用“尼·包士富”作中文名,英文姓名则写成“Podshivalov,Nicholas”(尼古拉斯·波德希瓦洛夫),他到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顺风车行当掮客(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住在长宁路712弄101号。波德希沃洛夫对战后他曾入狱近两年一事,没有提起,称自己“1945—1948(年)在南京友联汽车行当营业员”。

*本文关于民国时期审判波德希沃洛夫(科拉)的新闻媒体报道由杨雅丽、夏蓓检索,特此感谢。

(作者简介:戴袁支,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