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是传统宗法社会中,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由宗族中士绅、商人或力田起家的庶民地主捐置田产和庄屋,以庄规为运作准绳,赡济教化族众,以达敬宗、收族、保族之目的,并得到国家认可和支持的一种宗族赈恤组织。北宋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在故里苏州买附郭常稔良田千亩,委派族人掌管经营,并置义宅、义学,使族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无房者有居所,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救助。翌年十月,范仲淹亲订《义庄规矩》十三条,始立义庄基本制度。此后,义庄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踵起效仿者日众,在历史长河中存续长达900年左右。历史上,义庄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北方少、南方多,西部少、东部多,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尤以苏南地区最为兴盛集中。义庄赡恤贫弱,助婚赙丧,兴学助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宗族救助体系。步入近代后,受西方影响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苏南义庄的功能倾向、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自为变革,宗法色彩逐渐淡化,社会化、民主性、公益性日益凸显,折射出区域宗族、宗族组织及基层社会的递嬗轨迹。

一、从宗法走向民主:苏南义庄组织管理的近代递嬗

传统义庄一般由建庄者嫡系子孙掌管经营管理大权,“族中虽有尊长,概不得挟长干预”。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近代苏南义庄的管理渐趋开放,多采取族内公举的方法,选拔贤明族人参与义庄决策,宗法色彩日益淡薄。如上海法华镇王氏公举族中公正者为庄正、庄副,“不必拘定族分之远近、行辈之大小”。嘉定朱氏企云义庄的庄长由族会就资格相当之人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川沙同本堂义庄“任职者不惟其长,惟其贤”。除德才之外,宗族对义庄管理人员的年龄、教育程度、财产信用及公权享受等方面也有限定,一定程度反映了政治变革对宗族社会的影响。如金山黄氏义庄的管理者,须在“年满二十五岁,有地方自治选民权”的族人中公举产生。嘉定朱氏企云义庄庄长年龄须在16岁以上,由高小或与高小同等学校毕业、未失财产信用、未被剥夺公权的族人充当。

传统义庄一般由庄正副、司事人等组成义庄管理层,实行庄正负责制。清末民初,西风东渐,西方的组织管理理念也被引入义庄中,尤其董事会制、董监事联席会议制及委员会制等义庄管理形式,具有明显的公司运作理念,颇富创意和智慧。与传统家长制下的义庄管理机制相比,义庄董事会办事规程有着鲜明的民主化倾向。作为义庄的管理机构,董事会以开常会和例会的形式,讨论决定庄务。义庄设董事若干人,从中选拔常务董事一人,负责义庄的日常管理事宜,董事、常务董事均对董事会负责,受它监督。如建于1935年的南汇傅氏祖荫堂义庄设董事11人,董事由本邑公正人士1人、行政人员1人、族及本支庄系7人、亲友2人组成。另设理事1人,综理本堂一切事务。傅氏祖荫堂义庄的组织管理特色在于管理人均为义务职,且延请地方名流及亲友充任董事,既扩大了义庄的影响,又能避免庄裔因利益分歧而产生决策纠纷。宜兴贾氏萱荫堂义庄则以董事、监事的联席会议作为管理义庄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定期开会,决定义庄的发展大计,审核并公布义庄的经费开支。在日常管理中,董事负责日常庄务,监察负责监督董事的执行情况,二者各司其职,相互制约。萱荫堂义庄设董事3人、监察1人,成员均在庄裔和族众中用投票方法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监察任期一年。董事有扶助庄务使臻繁荣之责,监察有盘查租息银钱总核收支各款之责。于董事中互推一人为常务董事,作为义庄日常管理者,总司银钱出纳及账目。

1936年,华氏山桂支葵圃分支等义庄庄东在华氏义庄前合影(无锡市锡山区档案史志馆 提供)

相较于传统义庄,近代苏南义庄的理财和投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首先,义庄财务采用规范的预、决算制度,严格开支项目及程序,使义庄运营有章可循,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义庄的持续发展。嘉定练西黄氏义庄预算、决算由司总编制,交同族会议议决。凡开支款项均以规程明定预算为准,司总、司事不得于预算外率行开支。其次,开埠通商后,苏南地区金融业发展起来,义庄一改往昔租息严禁借贷生息的陈规,盈余资金开始从箱底走向银行。如上海王氏义庄“所有银洋统存可靠银行,不储钱箱,以免危险”。此外,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义庄开始购置股票或房地产,改变了传统义庄的经营发展模式。如川沙同本堂义庄的庄产清单中就有“股单两纸”。上海盛氏愚斋义庄所有资产中,股票份额最大,占到了74.6%,其次是房地产占25%,而存典生息则不足1%,完全颠覆了传统义庄的土地增值模式。

二、从宗族到乡邻:近代苏南义庄救助事业的社会化

义庄是宗法遗意的产物,讲究“亲亲”之道,救恤范围一般限制在宗族之内,或以五服为断,或以始迁祖以下子姓为度。近代以降,除了对有血亲关系的宗族成员实施恤助外,苏南宗族义庄还将救助范围延伸到宗族之外的姻亲和邻里之间,积极参加地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甚至有少数义庄还致力于改良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兼具社会改良愿景。

义庄虽为一族所有,因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地方社会活动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尤其在灾荒岁月,义庄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成为发衣送粮、济贫救困的大施主。寒冬腊月,发放棉衣御寒是义庄的一项常规善举。常熟张氏孝友义庄“每年由预算中备置棉衣二百套,于冬至起,岁底止,由司正查明里中实贫穷者,无论男女,登簿给发”。对亲邻贫困无力收殓者,义庄多有施棺之举。近代社会,贫苦之家耕作尚无土地,更无力为逝者购置墓地,停棺暴露,所在多有。除却施棺助殓之外,捐置公墓、义冢之庄也为数不少。荡口华氏新义庄捐置10余亩公墓一所,乡民无力营葬者,咸得归葬于此。对于临县客民浮寄之棺,华氏也一体同办。遇有突发瘟疫,或在疾病多发季节,义庄配送药丸,或提供医疗救治服务。无锡蓉湖蔡氏义庄“遇夏延医定方,修合疟痢、脱力诸药及痧药丸散,并备茶汤于要地公所,冬则姜米饮汤”。苏州留园义庄的家善堂“请品学兼优内外科医生午前到堂,有病人来堂挂号者挨次诊治,不取分文”。有些义庄拨出专项经费,充作慈善之资。荡口华氏新义庄捐田500亩,以备各项善举,推及异姓,名曰“耕义田亩”。川沙同本堂义庄也将每年收入的1/3用于“移拨本邑善举之用”。还有少数义庄附设慈善机构,开展专项救助。常熟周氏义庄“于其宅内附设育婴堂”,救助弃婴。临海屈氏义庄附设安济堂,收养常熟、昭文两邑无告茕民,使其生免饥寒,死无暴露。

果育鸿模小学旧址(陆阳 摄)

近代以降,部分江南义庄不断扩大族学规模,招收乡里异姓子弟,甚至辐射周边地区,教育内容亦向公办学校看齐,逐步具有近代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和特征。自停科举考试后,顺应时势,苏州彭氏改庄塾为私立两等学校,兼收外姓学生。金山县钱圩镇钱氏万裕义庄年拨租息1700元,充作钱氏私立崇义小学经费。除镇西区崇实小学外,镇上儿童均入该私校肄业。有些实力雄厚的义庄学校不断扩大施教区域,逐步发展成地方的教育中心。无锡严氏经正学堂初办时仅为一“六七蒙童咿唔”之书塾,到1922年已经发展为“学级由初等而高等,学生由二十而二百”的学校,学生来自武进、宜兴、江阴、无锡、上海等地。随着庄校教育范围的扩大,教育经费在整个义庄开支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反映了义庄重教倾向及其职能的不断社会化。无锡胡氏义庄热心教育,慨捐房屋、田地及现金达18万金。国民政府明令嘉奖,给予一等奖状。1934年,无锡荡口华老义庄的租米用诸地方教育50石,子孙学杂费122.13石,教育支出合计占当年总支出的16.1%。清末民初,义庄宗族学校的课程开设及教育宗旨也逐步向公立学校看齐。光绪三十一年(1905),荡口华氏私立果育两等学堂“为清末乡间新教育的开始”,其高等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理化、格致、算术、唱歌、体操、图画11种必修课。嘉定朱氏企云国民学校遵照国民学校令第一条“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之陶冶,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为宗旨”。不难看出,科举废止后,苏南义庄宗族的教育重心已逐步放在了培养人的科学素养和独立人格上,教育目的已由科举仕进转向国民教育。

与其他义庄的社会化慈善内容相比,苏州大阜潘氏丰豫庄及泰兴丁氏义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已由单纯地为乡邻提供生活救助转向改良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深化了义庄社会慈善的内涵。

潘氏不仅在族内建有松鳞义庄,还建有完全面向乡里的丰豫义庄,致力于地方救助事业。道光七年(1827),潘曾沂“罄其田二十有五顷,建丰豫庄”。丰豫庄的社会救助措施主要有荒年减粜、留养灾民、弛佃租、试验推广区种法、建义塾、育弃婴、兴水利、馈医药、凿义井等。其中,尤值推崇的是其在农业生产领域开展技术改良和应用推广工作。在潘氏看来,义庄荒年赈济只是权宜之计,并非解决贫民生计问题的根本办法。诚如他所说:“苟为民备,曷若使民自备?”潘氏通过研究发现,吴中地区适宜区种之法。他利用庄田进行了多次试验,并结合当地情况加以改良,总结出适宜苏州地区的经验。为了推广这一耕种技术,潘氏编写通俗易懂的读本,向佃农广泛宣传,并“叩宪示谕乡农”。区种法的推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的赞赏和支持。客观地说,丰豫义庄的出现,在义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不仅表现在义庄由专为宗族而设转向完全意义的社会慈善,更重要的是,“乡绅的社会救济行为,开始深入到生产经营领域,希望通过推广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使民自备的目的。相对于单纯地施赈,这显然是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救济手段”。

致力于农业生产改良的还有泰兴丁文江家族义庄。20世纪30年代,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任职的丁文江,关心家乡的农业改良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便计划用宗族义庄搞一些农业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为此,他物色了在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任职的杨懋青来管理义庄。在丁文江的支持下,杨懋青在黄桥镇的柳家庄建立“丁氏义庄农场”,设有办公室、职工宿舍和家禽家畜饲养棚,并在附近的何家庄等处设立良种试验田和示范田。农场首先搞的是小麦良种试验,将长江流域的34种和全国的56种优良品种,进行适应和比较试验。用了两年多时间,选出了适应泰兴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小麦品种。义庄大胆地从金陵大学购进了良种小麦2905号40石,分给各试验点和附近的农民试种。根据测算,一般能增产5%左右。不久,泰兴全县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换种了该品种小麦。义庄农场还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工作,指导农民采取可行的方法,在播种前通过对种子进行药物化处理,使得当地流行的小麦“黑穗病”大为减少。引进家畜家禽新品种,开展畜牧兽医工作,则是义庄农场取得的又一成绩。泰兴是当时江苏的养猪大县,猪种退化,饲养时间长,长膘慢,消耗的精料也多。义庄农场向东南大学购买了波兰和本国的两对优良猪种,进行杂交试验,并将杂交猪仔分给农户饲养,取得了成功,并由此推动了泰兴普遍饲养杂交猪的新局面。此外,农场还引进了蛋用“来克杭”鸡种和改良的“盎古拉”长毛兔,经过繁殖,推广给农民饲养,收益很好。更值一提的是,丁氏义庄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过程中,还在农场内办起了农民夜校,利用农闲夜晚,吸收周围的男女老少,学习文化和农业知识,讲述乡村卫生常识,学习费用由义庄负担,颇受农民欢迎。

三、从科举到高等教育:苏南义庄宗族教育的近代转型

明清时期,苏南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且素以科名鼎盛、学风昌盛而闻名于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诏:“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至此,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世家大族子弟读书仕进的道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无疑是巨大的。不过辉煌的家族科举史并未成为苏南望族教育转型难以逾越的藩篱,相反,正因他们拥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视野开阔,最先涉足新学。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时代大背景下,苏南义庄宗族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谋划宗族发展路径,快速转身,接受新式教育理念,积极资助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培养新型人才,并将学习理学、工学、医学、商学、法律、军事、师范教育等学科专业的族人置于义庄资助的优先地位,凸显出丰富的时代内涵及其与时俱进的发展面向。

科举废止后,读书入仕的直接通道中断,接受新式高等教育成为个人和宗族地位上升的基本途径,如川沙《同本堂义庄章程》中明确表示:“欲谋宗族之昌大,急以养成高等人才。”清末民初,苏南义庄宗族为了在高等教育上抢得先机,继续保持宗族发展的活力,投入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措施。科举停废,大阜潘氏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即对旧规进行变通,参照科举助费的等级,对子弟应考官立学堂、京师大学堂、出洋留学分别资助,显示出科举望族的政治敏锐性及其一贯的重教风范。总体而言,有信心和魄力资助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宗族,基本上是世家旧族,经济实力均不弱,资助力度都不小。就资助形式而言,多数宗族采取按年发给学费的方法开展资助。如川沙同本堂义庄对族人在本国大学及专门学校肄业者,每年资助二百银元。常熟张氏孝友义庄对读大学子弟每年补助二百五十银元,庄裔加给补助金二成。也有些宗族采取毕业时赠给奖银的办法,鼓励和支持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如丹徒倪氏族中子弟“大学毕业给奖一百二十元”。一般义庄会根据族人读书的层级,资助力度从小到大。同时,对就读国内、国外高校区别对待,对东洋留学和西洋留学也有所区分。如吴江庞氏子弟大学毕业,义庄分别等级给予花红,大学校给钱二十千文,外洋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照大学加半给奖。大阜潘氏的资助规则更加细化,其中子弟应考官立学堂,外郡给钱六千文,外省给钱十千文;由义庄咨送京师大学堂,给钱二十千文;咨送出洋游学,东洋给钱三十千文,西洋给钱四十千文。毕业考试按取给出身予以相应奖励,优拔照五贡给钱六千文,举人照乡试中式给钱十千文,进士照会试中式给钱二十千文。1926年12月,又就毕业奖励一项作出新的规定:“专门及大学毕业者奖银六元,得学士位者八元,硕士位者十元,博士位者十二元。”强调学位层级不同,奖励有别,鼓励子弟积极上进。

高校入学机会在各阶层之间的占比是不均衡的,近代亦是如此。对一般家庭而言,能够接受中小学教育已是奢求,接受高等教育更是不可企及的事情。但对于曾经的苏南科举望族而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底蕴,一贯的重教家风,宗族经济的强力支持,再加上广泛的人脉及社会资源,他们仍是科举废止后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阶层,其子弟则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力军。苏州彭氏在科举的窠臼里虽然浸润历久,但实现近代转身也快,反映了文化型家族吸纳新知的能力。自停科考后,彭氏顺应时势,改庄塾为私立两等学校,本族子弟一概免费。基于“国体时局的改革”,彭氏议定自庚申年(1920)为始,无论贫富,子弟入国民学校及蒙养院者义庄每年给学费六银元,入高等小学者给十二银元,入中等学校者给二十四银元,入高级中学或专门预科者每年给三十六银元,入大学或专门本科及至日本留学者每年给六十银元,欧美加倍。这种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切实的经济资助,使得该族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至1922年,该族共有15人取得高等学历。苏州大阜潘氏“自奉朝旨罢黜科举,振兴学堂”,潘氏即就庄屋西络添葺斋舍,设立高初两等小学堂,专课本族子姓,并对旧有考费、奖费酌量变通。这种对时代教育发展的认知及激励措施,使得潘氏在接下来的新式高等教育中继续崭露头角。截至1926年,在短短20年里,潘氏共有39人接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其中3人获得美国的硕士学位。科举废止后,武进恽氏对新式教育并未驻足观望,而是迅速接受制度变更的现实,鼓励并资助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取得累累硕果。恽氏的六十九至七十三世子孙中,共有61人获得高等学历,不乏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燕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著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其中留学国外者4人,有2人取得硕士学位。放到当时的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宗族取得如此辉煌的教育业绩,亦属佼佼者。毗陵唐氏为常州名门望族,理学世家,明清两代簪缨盈门。唐氏人才辈出,除了家学渊源外,宗族的重教措施也十分到位,明代即置义庄,设义学,赡贫训族。到了民国时期,唐氏迁锡一支建立“仁庄”,“老弱残废偏于养,少壮孤寒重于教,学校工厂量力建设”。对高小以上毕业者予以奖励,其中大学毕业者贺十六银元,留学外洋大学毕业者贺二十四银元,得博士学位者贺三十二银元。对问苑公之后资助尤丰,仁庄“岁给学、宿、书籍、舟车等费银”,其中大学三百六十银元,中学一百二十银元,小学四十银元。正是具备上述优势,唐氏子弟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清末至民国年间,唐氏子弟受过高等教育共35人,其中2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3人获得硕士学位,4人获得博士学位,学校层级之高令人惊叹。一个宗族在40多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教育业绩,用偶然性来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不仅在国内高等教育方面科举望族捷足先登,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这些宗族还积极资助俊秀子弟出国留学,汲取新知。基于到日本与到欧美的川资不同,多数宗族区别对待,资助数额不同。无锡蔡氏子女留学欧美大学或专门学校者,义庄年给补助费八十银元,留学日本者四十银元。若已毕业本国大学再赴欧美实习研究者,出国回国各给补助费二百银元,赴日本者各八十银元。常熟张氏孝友义庄留学经费丰厚,东洋每年补助银洋四百银元,西洋每年补助五百银元,庄裔加给补助金二成。川沙同本堂义庄族人留学日本专门以上学校者资助三百银元,欧美各国留学者倍给之,“至多得增至一千元”。由于苏南义庄宗族经济实力雄厚,大力资助子弟留学,其子弟自然也是近代苏南留学生队伍中的主力军。如吴县彭氏仅在清末就有6人留学日本。大阜潘氏自宣统元年(1909)至1926年间,共有11名子弟留学日、英、美三国。常州伍氏在1929年前有5名子弟留学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3人。民国时期,毗陵唐氏有7人留学美国,3人分别留学德国、日本、法国。

传统宗族教育以科举仕进为最高追求目标。废除科举后,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需求,近代苏南宗族子弟在选择专业时,逐渐背离旧途,显示出鲜明的重理工倾向。如嘉定练西黄氏对接受高等教育子弟的学费补助范围,“以习实业之一科及医科者为限”。吴县彭氏对子弟“学习理、工、农、医等科者增给实习费”。在其第十七至十九世子孙获得高等教育的15人中,除1人专业不详之外,其余工科3人,师范教育3人,法律专业2人,警校毕业2人,商科1人,理科1人,农科1人,医药科1人,清晰地体现了宗族教育的转型路径。国家政策指向及社会需求是任何时代学子们专业选择的强力指针。彭氏宗族教育的转向,可以说是当时整个苏南望族教育及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同样,留学海外者更是以应用性学科为主要选向。如常州伍氏1929年前的5名留学子弟,比京大学铁路工程科博士1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1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科博士1人,日本明治大学法科1人,日本帝国大学医科1人。这些宗族子弟的游学履历,也印证了世家大族在社会转型期对时代发展趋向有着清醒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国以实业、教育为先”,已成为时代最强音。苏南地区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早在清末就有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百余个。到了民国,苏南已成为全国纺织、轻工机械等工业基地,拥有上千家近代化企业,同时近代金融、通讯业也从这里发轫。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也需要大量的科技、管理、法律、教育类人才。因此,苏南宗族鼓励并支持子弟选读理、工、商、法、农、医、师范等学科,则为必然之势。此外,动荡的岁月也让更多的苏南子弟报考军事院校,投笔从戎,打破传统“重文轻武”的地域风尚。

总之,晚清民初,苏南义庄宗族继续保持崇文重教的一贯风尚,并顺应时代大潮,大力支持族人接受新式高等教育,迈出了宗族转型的重要一步。

(作者简介:李学如,常熟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