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华世纪坛前宽3米、长262米的青铜甬道上，镌刻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7000多条重大事件，“1899年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赫然在列。从1895年开始筹备，今年大生纱厂迎来了建厂130周年。130年的大生纱厂史， 犹如一部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传承和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的家国情怀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机器制造业企业爱国创新、自强协调、优质为民的接续发展史。

1894年春天，41岁的南通人张謇高中恩科状元，并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随后中国因惨败而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张謇在回乡为父守孝后，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留在家乡开办纺织工厂。

“天地之大德曰生”

1920年代的大生纱厂

1895年底，在全国“实业潮”中，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委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张謇由此开始东奔西走，筹资建设纱厂。 1896年春，他选定南通城西北唐家闸陶朱坝土地68亩，作为纱厂之基；1897年10月，印发“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每股100两；1898年1月，开工建造厂房，并装运搁置于上海杨浦江边的纱机；1899年5月8日，纱厂“开引擎，设祭”。

建厂过程中，由于民智未开、社会风气未改，张謇遇到资金难以筹集、官员不诚信、老百姓不信任等诸多困难，甚至在筹资期间卖字筹集路费，而及至厂房矗立、机器安装就位，仍有人大吹冷风，说：“厂囱虽高，何时出烟？”尽管试机运转一切正常，还有人泼冷水，嘲笑道：“引擎虽动，何时出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终，历经44个月“千磨百折、忍辱蒙讥”，1899年5月23日，拥有2.04万纱锭的纱厂成功开车投产。张謇感慨万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开车，召客观出纱，至此始可免于决不出纱之口。敬夫始终忠勇可敬。”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所陈大生纱厂所用织机

纱厂成功创办后，张謇深念办厂的艰辛与不易，遂请江宁画家单林画了4幅《厂儆图》，悬挂在厂内的公事厅内。这4幅图分别为：

《鹤芝变相》：“鹤”指上海洋行买办潘花茂（字鹤琴），“芝”指郭茂之，他们是1896年筹办纱厂之初的沪董，负责在上海筹股集资，但因难度大而借口官股引入为由，多次请求退出筹股。1897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令人将潘鹤琴、郭茂之正式从沪董中撤换。

《桂杏空心》：“杏”指时任全国铁路督办盛宣怀（字杏荪），“桂”指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局总办桂嵩庆。他们在张謇答应领用搁置于上海多年的进口纱机一半后，都许诺帮助张謇代筹活动资本，然而协议签订后，一再推脱，分文不出，致使纱厂资金落空，几乎流产。张謇最终明白，盛、桂早先许诺代筹活本之说，完全是官场中虚与委蛇的空话而已。

《水草藏毒》：“水”指姓有三点水的通州知州汪树堂，“草”指姓有草字头的幕僚黄阶平。两江总督刘坤一命将参加乡试、会试的秀才津贴公款，拨付一万两暂存于大生纱厂，以供纱厂开工前资金周转之用。汪、黄却背地里在秀才间放风，说是供秀才应考的公款存入纱厂将无着落，煽动乡绅秀才、举人闹事发难，甚至要张謇去孔庙明伦堂“论理”，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幼小垂涎》：“幼”指浙江试用道朱畴（字幼鸿），小指长芦盐务督销严信厚（字小舫）。张謇在纱厂刚开工，流动资金无着落、借贷无门时，与他们洽谈将工厂出租三年，维持工厂运行。然而他们乘机要挟，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纱厂产权，令张謇难允苛索，愤而终止。

《厂儆图》四幅

这4幅《厂儆图》分别展现了筹股办厂过程中的4次危机，向时人和后人诉说稚嫩的民族工业破土萌芽、蹒跚起步的一幕幕辛酸过往。

后来两帝之师翁同龢托人从常熟送来一副对联，予以高度嘉许：“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公事厅外，张謇亲自手植一株紫藤和一株蔷薇，春夏季均枝繁叶茂、花香满园，深情诉说着这座现代纺纱工厂破土而出的倔强和喜悦。

大生纱厂厂门

张謇取《周易·系辞》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将工厂命名为 “大生纱厂”。 张謇解释 “大生”含义时说：“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张謇一直“言商仍向儒”，他不仅用“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解释最早创办的纱厂厂名，之后他所创办的其他企事业，都没有离开这一宗旨。据统计，与张謇有关的105个实体企业名称中，有“大生”字样9家，有只含“大”字32家，有只含“生”字10家，共51家，占张謇有关企业的48.6%。常州刘国钧办的公司取名大纶、大成，四川卢作孚办的公司取名民生，都与他们在学习张謇、参观大生纱厂后，获得重要启发有关系。

1905年纱厂在清政府登记注册，正式得名 “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07年建成纱厂码头牌坊，横额上两面均有张謇题字，朝厂门一面题刻“利用厚生”，大意为开发大自然的物产以使民众过上宽裕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了张謇的民生情怀和为民谋福祉的办厂宗旨。

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实行灵活的筹资机制——股份制。纱厂开创初期，张謇仅仅投资2000两，其中通州花布商沈敬夫还代垫700两，仅占原始资本44万5100两的0.45%。纱厂股票从发行开始，就是一种可以流通买卖的股票，并很快进入了上海华商证券市场。1914年大生一厂、三厂的股票在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进行交易，20世纪20年代初曾是上海股票市场的热门和绩优股票，上海《申报》天天刊登大生厂股票的价格。晚清时期设立的企业，普遍有政府介入，并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官助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政府多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而张謇针对大生纱厂提出了“绅领商办”模式，即政府仅仅参与股息领取和分红，不派董事参与生产经营和管理监督，这使得纱厂获得了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由此开辟了中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新篇章。股份制的大生纱厂，百年来一直流淌的都是民营经济、大众经济和普惠经济的热血。

大生纱厂股票

除了独树一帜的股份制外，大生纱厂还具有完备的管理制度——《厂约》和23个章程，强烈的精品意识——“魁星”系列商标，现代的经营实践——全产业链生态建设，等等。因此，纱厂一投产，纱线产品品质良好，“纱色光洁调匀，冠于苏沪锡浙鄂十五厂”，不过半年，即开始盈利。1903年又领用官机2.04万锭，生产能力扩大一倍。1904年8月，张謇开始在江苏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筹建大生二厂，并于1907年4月17日建成投产。此后又于1921年在海门建成大生三厂，在南通城南奠基大生八厂。

当时，大生系统4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万枚、布机1342台，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65%和10.04%，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从1899年到1921年的23年里，大生一厂和二厂实现盈利1663万两白银，这为张謇办教育、做慈善、营城市打下坚实经济基础。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把大生所属19家企业单位合并，这样就产生了名义上管理各企业投资的大生资本集团，由此形成一个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地方企业集团。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19家华商纱厂中，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是“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厂”，而大生资本集团在一战后更是迅速发展成为拥有40多家企事业单位、总资本达3000万元的中国第一个也是当时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

抗战中艰难生存

“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地”碑

张謇一直奉行“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为了实现国人能在纺织技术上独立自强的心愿，1912年在大生纱厂内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纺织高等学府——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更名为纺织专门学校。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1918年为上海的厚生纱厂、1921年为大生三厂成功装排机器，实现了中国人装排棉纺织机器的独立自主。正是这所学校，招收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江西兴国人邱会培。他在纺织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留在大生纱厂工作，和5位工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起于1926年春天在大生纱厂内建立了南通乃至苏中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1926年上海的一份党史资料《组织系统表》明确记载：“4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邱会培为书记，属上海区委领导。”从此，革命的火种在江海大地熊熊燃烧，照亮前程。

大生纱厂清花间

1922年，大生各纱厂首次出现亏损。其外部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内部原因则有纱厂历年盈余分配过巨、积累薄弱，投资面太广、摊子太大，长期负债经营、资金枯竭，等等。1925年，上海银行团接办大生各厂。这是胡适称张謇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由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企业的发展需要代代传承、接力奋斗，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种客观规律。1925年至1938年，张謇生前认可的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职业经理人李升伯开始经营大生一厂。李升伯在当时代表了现代金融资本向工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出任经理后，他提出了轰轰烈烈的“厂务改革计划”。首先，引进人才，选用了一批年纪较轻专业能力较强的人从事生产管理。其次，整顿机器，革新技术，采取了三条复兴措施：一是降低成本，减少开支，打开销路，稳定营业；二是适应市场需要，改良通棉和土织布，增产中支纱，减少粗支纱；三是改进设备，特别是在动力方面，先添购引擎马达，后筹建了天生港电厂，用电力来发动，减轻了成本。经过大刀阔斧改革后的大生一厂，自1928年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逐渐开始盈利。1930年的日产纱从张謇时代的160箱提高到230箱。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纱厂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毗邻上海的南通岌岌可危。1938年1月，为保护企业产权，大生一、三公司董事会决定利用外商抵御日军的侵占。其时，大生向德国蔼益吉（AEG）公司订购的10000千瓦发电机，尚有17.2万英镑未付清，于是宣称欠款无法偿还，与蔼益吉公司订立质押合同，将大生一、三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由受押银行团转移主权，抵押给德商，大生纱厂向外挂牌“德商蔼益吉中华电机厂远东机器公司经理大生纺织公司”，大生一厂、三厂钟楼均悬挂德国国旗，以免遭日机轰炸，各厂门口亦悬挂“独逸人所有财产”的厂牌。这一“借德御日”之策，得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大生一厂凭借“借德御日”，在南通沦陷后的一年内产销两旺，获得高额战时利润，并在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的形势下陆续还清银行团债务。1939年3月，日本特务机关侦察出德商经理大生公司的真相，遂勒令停工，封占工厂，宣布实行“军管”，并将一厂改名为“江北公司钟渊纺织厂江北第二厂”。

大生纱厂码头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蔼益吉（AEG）公司派来驻厂的德国人纽满（Neumann）、欧纳汉（Onnermann）、佛伦特（Freundlich）、高纳脱（Kohnert）、江继莫（Gantimuroff）、汉斯 · 厄恩（Hans Erne）等，不仅恪尽职守，切实保护大生纱厂财产不被日本侵略者占据，更焕发人道主义光芒，与同一时间留守南通的基督医院美籍护士麦文果（Vincoe Mushrush）一道，救助中国难民，为笼罩在沦陷阴霾之下的南通人民努力创造出希望的光芒。

1938年7月，纽满、佛伦特、厄恩向南通基督红十字会分别捐款10美元，并共同以大生纱厂的名义捐款100美元。7月12日，高纳脱主持大生一厂招工测试，将难民营中的40名中国女孩招入工厂，解决她们的生计问题。佛伦特购买布料做成衣服提供给难民营中的婴儿，捐献医用纱布，并帮助麦文果分摊举办复活节时难民营儿童聚会费用。在日方查出真相，强制驱逐大生各厂的德籍职员时，纽满将黄包汽车留给麦文果，供她使用，并告知麦文果，如遭遇危机，大生纱厂同人可凭厂徽暂避基督医院，厂内重要物件亦可寄存于基督医院。这是超越民族的人道主义，更是战争时空下的微光火炬。

抗日战争期间，大生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1937年冬，大生一厂职员宋祖望、张慎修，工人孟桂林等开展读书、歌咏和抗战形势研究等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大生一厂工人党支部建立后，中共江北特委酝酿建立一支以唐闸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武装“抗战支队南通独立分队”。经过梁灵光的活动，大生一厂职员王治平被委任为抗战支队南通第一独立分队队长。中共大生一厂地下党先后动员300多名工人参加该部队，其中女工30多人建立妇女分队。1939年5月，中共大生一厂地下党发动大生一厂工人开展反汉奸、反恶工头斗争，领导工人开展怠工和要求改善生活的静坐罢工。

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公私合营

大生纱厂新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生一厂广大职工一方面努力检修机器恢复生产，另一方面与资方进行了长期有礼有节且坚决的斗争。1948年12月，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大生一厂工人进行反对拆迁工厂的运动，提出“三不一拖”的斗争政策，即“不拆、不运、不卸，拖到解放”。1949年1月21日，大生一厂6000多名工人爆发了抗议资方迁厂的大罢工。中共南通地方的领导机关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对大生一厂的领导层有效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最终促使他们放弃了企业南迁的计划。

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张謇三兄张詧的第四子、民主人士张敬礼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毅然回大生一厂主持厂务，挑起董事兼经理的担子。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大生生产经营处在困境之中，一部分股东主张“停厂散伙”，张敬礼则主张请求政府派管理干部进厂。张敬礼在《大生纺织公司的变迁》一文中回忆：“在工作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团结、教育职工克服困难、组织原料、提供贷款、维护和发展生产等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所以，在1949年7月苏北行署派来公方代表参加董事会时，我出自内心地表示欢迎。”1951年底，张敬礼萌生了走公私合营道路的想法。在部分董事的支持下，向苏北行署提交了公私合营计划书，并在年底得到正式批准。1952年1月，纱厂大门挂上了“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的厂牌。大生公司成为江苏省乃至华东地区最早合营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企业之一。

1956年春，全国形成了工商界公私合营的高潮。2月1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张敬礼被安排在“第一席”，坐在毛主席身旁，与周总理面对面。毛主席高兴地对他说：“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你是亲身体会到了，可以向大家多谈谈。”又说，“别的你不要吹，这件事要大吹特吹。”当年三四月间，张敬礼受江苏省工商界的委托，前往北京报喜。毛主席笑容满面地接收了报喜信，并亲切和他握手。这成为张敬礼又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

1953年至1956年，毛泽东共5次接见和宴请张敬礼，并向他详细了解公私合营的有关情况。毛主席的每一次讲话都让张敬礼深受鼓舞。他先后前往浙江、山东、湖南等地进行了30多场宣讲，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在他的示范引导下，1955年后，仅南通市就有88个行业、1347户私营工商业者提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张敬礼后来谈及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时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参加管理，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劳动，生产发展迅速。公私合营后一年就偿还了旧债，开始积累资金。纱锭由 14万枚增加到近30万枚，织布机由1200多台增加到3000多台。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张家两代人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就实现了。”

大生集团数字化车间

改革开放以来，通棉一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通过技术、设备、能源、工艺、质量、安全、环境管理等的改善，工厂产品质量和档次快速提升。2015年率先建成“十三五”国内首条全流程全国产设备数字化纺纱车间，万锭用工仅为15人，该车间作为全纺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的样板在全国推广。2017年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项目，为我国传统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2023年建成 “十四五”国内第一个智慧纺纱工厂，万锭用工在10人以下。2024年开始了中国第一个零碳纺织工厂的先行建设。

大生集团新区

如今，整个大生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一座以智能制造为引领、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真正“黑灯工厂”，其“魁星”“大吉”纱线产品享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生集团已经成为南通高端纺织的盟主单位，也是全国纺织行业的利税大户和出口创汇大户。

来源：史志通，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