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76岁的荣德生和63岁的钱孙卿一起被中央任命为苏南行署副主任。[1]这个任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荣、钱在无锡、苏南所具有的地位之尊重，更是对1949年早春荣、钱携手派出特使赴苏北，与中共协商留在无锡迎接解放之举的肯定。关于荣德生、程敬堂等无锡大实业家留锡原因，笔者已有拙文《何去何从》[2]论述过，但对这一事件中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重要作用，此时期荣、钱二人的携手合作、共谋前途，以及中共地下党为何选择钱孙卿之子钱钟汉作为荣德生的个人代表，远赴苏北见华中工委领导陈丕显、管文蔚的历史，尚未有专文讨论。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依据史料对以上问题条分缕析，做出详细的解释，并对荣、钱留锡的原因做一点补充。

一、荣德生、钱孙卿在无锡的地位及影响

1949年6月17日，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苏南行署主任陈丕显指出“苏南社会经济情况和苏北、山东是不相同的，在山东、苏北就没有如荣德生这样的资本家”[3]327，他希望各地党委要重视民族资本家，可向他们学习“管理生产的经验”[4]。初到无锡的陈丕显认为“无锡工业界领袖是荣德生，商业界是钱孙卿，各方面都有他们的代表，消息灵通”，钱孙卿既是“资本家又是地主、商人”。事实上，刚进无锡城不足2个月的陈丕显对荣、钱的认识是有一定偏差的，甚至是低估了荣、钱在苏南的影响。在笔者看来，1949年春荣德生的决定，就是无锡工商界的“风向标”，其影响渗透到无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钱孙卿是当地工商界的领袖——无锡商会会长，是工商界的代言人，在苏南、上海一带很有影响，但他自己并不热衷于做“资本家、地主或商人”。

成立于1905年的锡金商会的宗旨为：“联结众情，结一团体，内整规约，外捍强圉。”[5]与古老的“公所、会馆迥然不同”[6]，无锡商会是有自治色彩的现代商人团体，不受政府直接控制，是能左右地方事务的“独立力量”[7]。民国时期，无锡商会是为地方实业家护驾、维护工商业“经济利益而组织的社会团体”[8]。

抗战胜利后，钱孙卿对国民党提出警告：“政府狃于侥幸，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外宁必有内忧，祸患正未已也。”[9]1181946年初，他由沪回锡，在无锡各界座谈会上提出：“各公司及工厂负责人，应本着对社会服务的观念，不能把工厂视作私人发财的事业，应着力改善工人的福利，缓和劳资矛盾，因为人力比动力机器更重要。”历任会长二十余载的钱孙卿，深受工商界人士的信任，1949年初春，他选择留乡还是外撤，其影响在无锡可与荣德生并驾齐驱。

二、荣德生、钱孙卿决定留乡迎接解放的原因

1949年前后的钱孙卿（钱汝虎 提供）

荣德生决定留锡原因有三：一是荣氏建设家乡的计划还未全实现；二是不愿意去海外做“白华”“寓公”；三是对国民党失望透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抱以希望。1896年3月，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病日深”，荣德生每至乡，其父常对他讲：“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10]22这是荣德生建设家乡计划的思想来源。但是，从荣氏服务地方与国家的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遗训之后半段，即“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应所为”[11]。

1936年，荣氏兄弟在上海、无锡等地“所营之二十余厂”，棉纱、面粉“各厂余利颇优”。时年62岁的荣德生在无锡的事业达到巅峰，荣氏各厂中，面粉厂以无锡的“茂二最为完善”，申新三厂则被他誉为“改进及创造各事之起点”。荣氏集团的分支机构遍布各大城市，“非办麦即销粉，非办花即销纱、销布”。在境外，“近则港、澳，日本、南洋群岛，均有交易。远则英、德两国之机器与零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洲之棉、麦，时有进出”[10]128-130。

1936年，荣德生对无锡社会的未来进行了美好的设想，希望自己“一面增加企业生产，一面努力社会事业”。荣德生设想将无锡建设成为工业之中心，并为各地市政建设之楷模。他制定的计划包括：“食品工厂由面粉而扩展至各种主要食品；纺织工程从纱、布扩展至印染、丝绸、麻葛、呢绒以及有关衣着；机器从翻砂、铁工而扩展至重工业，能自造各种母机；办学则自小学而至大学、专科；筑路则联通环湖。”[10]127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暂时中断了荣德生建设家乡的计划。

1947年1月1日，《江苏民报》刊登对荣德生的“新年专访”，报道说：“荣氏目前最大的计划，就是谋抗战前所有申新、茂新等厂的全部复工。根据现在所有的物力、人力，要想增添扩充实不可能。所以第一目标，就是达到复兴。有了复兴作基本，才能有新兴。”但是，抗战后荣氏雄心万丈的设想，被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打断了，不仅他从复兴走向新兴的计划没法实现，其“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的建设家乡思路也无法推广。

荣德生的“顾一族一乡”的建设并非只有经济，还包括办学校、联交通、筑风景等事项。1948年秋冬，国共内战正酣，荣德生却“遇空仍收买旧书，先后所得，又已十余万卷，其中颇多乡贤著作”，准备“将来大公图书馆恢复，即以补充，抵补抗战中之损失”。他“更发愿拟在图书馆之后，开辟小型博物馆……有关文化艺术及具有历史意义者……均分别陈列展览，藉以启迪儿童及青年知识……启发民智，不如此不为功”。[10]213-214

钱孙卿留锡的原因与荣氏类似，认为国民党没希望，不愿出国当“白华”，想留家乡搞建设。[2]需要补充的是，钱孙卿并非有钱人，他和家人都是“高级劳工”[12]，无锡商人和民众认定他是“无锡最理想的商会主席”，因其长处是“肯负责办事，有条不紊，机警而有力，加上对人厚道，而不谋私利”[9]1-2。1949年，钱孙卿的三子钱钟毅结婚，节俭得让人意外，钱孙卿居然“商其（女方）妇翁，成礼而已，未尝备物”。他曾自称“余家儒素，虽非寒苦，未尝有大富贵，世以俭朴相尚”。[9]158-159由此可见，钱氏是无足够的财力搬家至海外的，且一旦到海外，他就无法以“商民保姆”的身份再为家乡人服务。

1948年12月29日，以钱孙卿、薛明剑、李惕平等为首的“无锡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成立，目标是“藉谋地方安全”，保护工厂迎接解放。联合会由县商会出面主持，还包括县农会、教育会、律师公会、复苏社、锡钟社等各人民团体。1949年2月1日，联合会又建立了带有武装的“无锡县工商自卫队”，目的是“保障地方安定，防止未乱先乱”，下设10个大队，分管无锡城各处及米业、绸布业等重要行业。[13]15-18

三、钱孙卿之子钱钟汉为何成为荣德生赴苏北的私人代表

（一）中共地下党为何选择钱钟汉

1949年春节，时任荣氏上海总管理处无锡地区协理的钱钟汉奉父命从上海“返锡省亲”[14]，正月十三日（2月10日）晚上大约九点钟到家，钱孙卿正与无锡县参议会议长李惕平、《人报》的孙德先和袁鹤皋一起，商量派代表去“苏北同共产党接洽”。孙德先告诉钱钟汉，他和袁鹤皋两人已奉钱孙卿之命，将于日内启程去苏北。钱孙卿告诉儿子事情原委：李惕平已与中共华中工委有过联系，华中工委希望钱孙卿负责选派几个地方人士的代表，到苏北接洽一下无锡解放有关工作。[15]97

次日晚，李惕平来转告钱孙卿：共产党希望荣德生也派一个代表一起去苏北，并且示意这个代表最好由钱钟汉充当。钱孙卿问钱钟汉是否愿意。当时，钱钟汉已不信国民党的反共舆论，但对共产党的政策，又全没个底，正苦于没有出路，[15]98就想趁此机会亲自去摸个底。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提议钱钟汉充当荣德生私人代表的，不是荣德生自己，而是1948年8月中共华中二地委社会部派到无锡的地下党员杨汗（又名杨树村）的临时决定。二地委为了让荣德生理解、信任党的工商政策并留在家乡，派出杨汗对荣德生及其重要助手进行了细致研究。杨汗经过半年多潜伏观察认识到：其一，抗战后无锡资产阶级上层中，荣德生才是最有号召力的，钱孙卿、薛明剑只是荣氏的助手，程敬堂、唐君远等无锡其他实业家在政治上是以荣氏动向为参考的。其二，钱钟汉是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次子，也是唯一学文科的儿子，他的哥哥钱钟韩、弟弟钱钟毅、妹妹钱钟华等均学习理科。杨汗知道，钱孙卿早有意图让钱钟汉来接班，学习与社会打交道，为商界服务，而非去研究科学，故鼓励钱钟汉学历史，这是“有所安排的”。[16]

在此关键时刻，钱孙卿知道，钱钟汉穿越国统区，渡江去苏北解放区将会冒很大的风险，但如果见面会谈成功，他就为无锡民族资本家集团和商会做了大贡献，且有利于其未来在政治上的发展。而钱钟汉也“自恃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还有几个私交，如果走漏风声，尚或可以寻求庇护”[15]98。

钱钟汉一行赴苏北与中共进行首次政治交往能否顺利和成功，是能否成功团结荣氏的最后一环。杨汗了解清楚了钱钟汉的品性、能力，以及他在荣、钱两家子侄辈中的地位，才决定其做荣氏的私人代表。这个方案是有通盘考虑的。能向杨汗介绍清楚钱钟汉，笔者以为起直接作用的就是李惕平与孙德先等人，尤其是李惕平与钱家父子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相知甚深。当然，这个决定最终还需荣德生本人的确定。

果然，事情的发展符合杨汗的预想和提议，钱钟汉回锡的第三天（2月12日）早晨，钱孙卿父子先后去了荣德生寓所。荣德生不但授命钱钟汉作他的私人代表，且认为钱钟汉能代表他去苏北一行是最好的选择，希望钱钟汉一路务必小心，注意安全。[15]98

1949年前，钱钟汉（左三）与申新总管理处主要成员（左一项家瑞、荣德生的外甥，右三荣毅仁）的合影。（钱汝虎 提供）

（二）荣德生为何选择钱钟汉

当时能够代表荣德生出面的荣氏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有不少，为何他们都没有被看中？就荣氏家族来看，荣德生为何选了钱钟汉，没有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薛明剑，也未从荣家的子嗣或家族成员（女婿等）中挑选人去苏北？

首先，钱钟汉是荣德生看着长大的，荣老对他的高度信任，是建立在对其人品和才干深入了解基础之上的。同时，钱钟汉也得到荣家其他重要成员的信任。钱钟汉抗战初期曾任荣德生的次子荣尔仁儿子的家庭教师；1945年上半年，抗战胜利在望，钱钟汉曾被荣家“派往上海去接荣氏家属”。[17]252，254荣德生因为欣赏钱钟汉的人品和才学，当时还“聘其为小儿子荣鸿仁的家庭教师，荣毅仁早年在上海读大学时，也得到大其4岁的钱钟汉的帮助和照顾”[18]。 

其次，钱钟汉是非常熟悉荣氏集团内部情况的人。荣德生二子荣尔仁抗战期间是三新总管理处的实际负责人，他主动邀请钱钟汉加入集团并提拔、重用。1942年夏，荣尔仁邀请钱钟汉加入主要由留学英美专家组成、为战后复兴企业准备的荣氏智囊团；1943年10月，钱钟汉被任命为三新总公司秘书，“正式参加了荣氏资本集团”；1945年，荣尔仁为准备“资金支持沪宁沦陷区荣氏企业恢复生产之用”，希望李国伟（荣德生长女婿）的申新四厂支持外汇，而李回信说“没有多少外汇”，钱钟汉路经宝鸡去见李国伟，是弥合李国伟和荣尔仁关系的沟通人。抗战胜利后，钱钟汉又被委任为申新总管理处无锡地区协理，日常在上海工作，不断来往锡沪之间，更加深了对荣氏集团情况的了解。在荣家上下看来，钱钟汉是值得信任和委托的人，他处理事情正直、不谋私利，且善于协调关系。

第三，1949年初的荣氏家族中，也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荣宗敬1938年去世后，大房众多企业由其长子荣鸿元在沪掌控，荣鸿元1948年被国民党“打老虎”敲诈后，就着手移资中国香港、巴西。荣德生的7个儿子中，已有3位英年早逝。长子荣伟仁1939年患鼻癌去世；三子荣伊仁1948年11月飞机失事遇难身亡；六子荣纪仁1948年3月因工作压力等不幸自杀。当时总揽集团全局的是次子荣尔仁，他是沪上名流，不仅目标太大，且在去留问题上与父亲也有分歧。四子荣毅仁在纪仁、伊仁去世后，协助父亲担起上海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等管理要职，作为集团核心很难消失一段时间，抽身去苏北进行谈判。五子荣研仁此时已去泰国等地投资办厂。最小的七子荣鸿仁23岁刚大学毕业，尚不堪此重任。

长女婿李国伟掌控申四、福五等五公司，不完全受荣德生的控制。抗战胜利后，他将事业中心定为武汉，并逐渐移向粤港，1948年在香港创建九龙纱厂。[19]235其他女婿与荣氏集团本身的联系更为薄弱，也不是很合适。另外，荣德生的政治代言人薛明剑，虽已和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有过密谈，但不能紧密关联商会的钱孙卿，且薛是国大代表，去苏北亦是目标太大。

较短时间内，荣德生确定私人代表的人选并不可能精挑细选。杨汗在孙、袁即将出发前，2月11日又提出新人选——钱钟汉，他是荣氏信任之人，老友钱孙卿也愿意让儿子去冒一下险。此时，荣德生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尊重中共和老友的意见，立时决定请钱钟汉做其私人代表。而钱钟汉也能尊重长辈、临危受命，冒着将会被国民党特务盘查和怀疑的可能，挺身而出为桑梓。

钱钟汉为弄清楚此行的具体使命，行前请示了父亲与荣德生。钱孙卿说：“此行以孙德先为主，所有意见已向他交代过。”荣德生则对钱钟汉表示：“对无锡地方的事，你父亲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没有其他意见。”荣德生说他所希望的是“共产党来后仍能让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能有保障”。而钱钟汉初意也是去苏北探探实情，因此乐于“不带什么实际使命前往”，但实际情况将会出乎他的意料。

四、钱钟汉扬州、淮阴见闻及与华中工委领导人的三次谈话

1949年2月17日，钱钟汉连妻子都没有告诉，就与杨汗、孙德先、袁鹤皋等一行5人，雇了一辆小汽车，取道江阴，过常州到镇江，秘密搭乘轮渡过江，径去扬州。由此，荣德生、钱孙卿共同伸出的这枝早春红梅，开始了赴苏北解放区的探春之旅。 

2月18日，钱钟汉、孙德先、袁鹤皋作为无锡工商界地方代表，来到解放不久的扬州，目睹了街道上一片安定欢乐的景象。杨树村（即杨汗，回到解放区后用回杨树村之名）陪同钱钟汉去拜访了当地绅商周谷人（钱孙卿朋友），在路上还看到管文蔚司令员、刘先胜副司令员联合署名的布告，其中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条款。周谷人告诉钱钟汉：解放军纪律严明，对工商业也确实是保护的。这都让钱钟汉认识到“解放军布告上所说一切是兑现了的，开始相信共产党是怎么说就怎么做的”[15]99。

他们经扬州到达高邮专区后，受到顾风专员和公安局长沈毅的热情接待，顾风向钱钟汉一行宣传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同时，顾风及时向陈丕显、管文蔚汇报，说明无锡工商代表们想面见工委领导并转达荣德生等的意见。钱钟汉一行就住在高邮的旅馆，等待华中工委的答复。等待期间，顾风和沈毅发现孙、袁二人在解放区“找大烟抽”，且数日后发牢骚说中共“分明是无意与我们商谈”等。孙、袁的言行举止，都被报告给了管文蔚等华中工委领导。一周后，钱钟汉得到消息，华中工委领导会在曲塘（今属海安市）以南的乡村中接见他。[20]但是，顾风又通知“请钱钟汉先生一个人到淮阴去”，建议孙、袁两位在高邮多留几天，孙、袁闻后愕然相顾。

至此，钱钟汉只能独自一人与杨树村去华中工委安排的实际见面地淮阴城。到达淮阴军分区司令部的次日一早，“态度热情亲切”的司令部秘书陈智便问候钱钟汉的起居。虽然钱钟汉没有孙、袁陪同，但心情不错，觉得遇到的顾风等中共干部都是“诚恳热情，朴实无华”的，与国民党“互怀心计、虚伪应酬的作风完全不同”。[15]101

在淮阴期间，华中工委负责同志与钱钟汉先后进行了三次谈话。第一次是到淮阴的次日下午，管文蔚司令员和陈丕显政委在司令部单独接见了钱钟汉。管文蔚见面欢迎后，先说明不让孙、袁来淮的原因：不欢迎到解放区还想找大烟抽的人。管文蔚说他是钱基博（钱钟汉伯父）的学生，以打开谈话气氛。钱钟汉就荣德生拒绝把厂迁往台湾和坚决留下来等待解放的态度，以及把带的口信如实作了反映。[15]101-102管文蔚向钱钟汉恳切地谈了党的城市政策，希望无锡工商界不要迁厂，指出“荣德生的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会办到的”[21]，请钱钟汉回锡后向荣德生致意，并说此次见面只是熟悉一下，另约时间谈迎接解放的问题。陈丕显这次没怎么讲话，主要是观察。

数天后，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杨帆和即将出任江南工委副书记的包厚昌出面，由杨树村陪同，与钱钟汉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主要谈无锡“迎接解放、护厂护商的具体问题”[22]。见面后，杨帆先介绍了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对钱钟汉提出的国民党军队撤出无锡的真空期由地方人士“过渡维持”、“渡江后立即攻占戚墅堰电厂，以确保无锡各厂的供电”等意见都表示认可。杨帆提出派联络员驻锡，并请无锡地方人士筹备军粮。钱钟汉对此不敢贸然承诺，但杨树村插话说，军粮问题已同无锡的粮食业有过接洽。包厚昌还请钱钟汉转告他熟悉的李惕平，希望李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努力做点好事。

次日，钱钟汉去向陈丕显、管文蔚辞行。他们又与钱钟汉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并就配合无锡解放的具体事情达成协议，具体为：“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2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23]会谈时，陈丕显热情地说：“钱先生，你现在已和我们共产党交上朋友了，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能永远交下去。”并征询钱钟汉对共产党的希望和意见，钱钟汉说国民党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希望共产党“在打定江山以后，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陈、管二人听完相视而笑，并表示说：“请钱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决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共产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只会一天天兴旺。”至此，钱钟汉苏北之行使命基本完成，与华中工委领导的三次谈话让他“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

钱钟汉在淮阴的空隙时间，阅读了陈智送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照在苏北的观感，他在每篇底页写上“国民党党员钱钟汉读于淮阴”，以示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信服和拥护之意。附近居民与钱钟汉随意交谈中都满口夸赞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在陈智的陪同下，钱钟汉参观了淮阴的市容，留下了“社会秩序安定，来往行人繁忙”的印象；他还去参观一家卷烟厂，认为“该厂基本上还是手工操作，比之上海、无锡一些大工厂的条件当然要差得多，不过生产管理却井井有条”。[15]102

五、留锡迎接解放，共同担任苏南行署副主任

（一）钱钟汉回锡复命，钱孙卿等指挥自卫团保卫工厂、迎接解放军

1949年3月上旬，钱钟汉回到无锡家中后，把在苏北的见闻以及与华中工委领导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父亲，钱孙卿高兴地说：“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今后大家可以顺着这条路走了”，表示由他协同李惕平等共同负责中共提出的“联络人员的安全和筹备军粮的问题”。回锡次日，钱钟汉又去荣德生寓所复命，把解放区社会安定和军民融洽的情景向荣氏作了介绍，并转述了管文蔚向他阐述的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城市政策，以及对荣氏“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有保障”是“一定会办到的”的承诺。荣德生听完介绍后说：“这是最好也没有了，我们希望就是生活安定，能够正常做生意。”[15]102

1949年3月15日，荣氏集团通过孙德先任主编的《人报》对外界郑重表示：荣氏企业“决无离迁国外之意念”[24]。这是荣德生对管文蔚带话的公开回应。4月22日江阴炮台解放后，薛明剑听从女儿薛禹谷（中共地下党员）的建议，拉着荣德生一道，“乘坐私人人力车，在无锡闹市绕行一圈，表明他们仍在无锡，并没有去海外，以实际行动安定人心”[25]。

4月23日上午，无锡籍“立法委员”孙翔风在家中忽接到无锡县长李资的电话，希望他和国民党军政机关一起撤退。孙翔风立即打电话给另一“立法委员”薛明剑说明情况，此时薛明剑正“坐镇申新三厂，指挥工商自卫团保卫工厂”。[26]92在薛明剑处指挥自卫团的钱孙卿得此消息，在电话里对孙说：“李资说下午撤退，不知确切几点钟？”很快，孙翔风找到李资了解到撤退时间是“下午2时”，他直接就去学前街苏南工业协会楼上见钱孙卿、自卫团负责人朱文沅，告知撤退时间。钱孙卿得到准确情报后，对朱文沅说：“你去准备吧，2点以后一律出防，并派出巡逻队在市区出巡”[27]，维持了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无锡正常社会秩序。

23日22时，八十七师先头部队占领火车站，23时，二六〇团在未遇任何抵抗情况下，从光复门进城，无锡宣告解放。[28]进驻城内的解放军军纪良好，秋毫无犯，与自卫团在光复门、控江门遇见，并相互拍手致意。

（二）荣德生、钱孙卿共同担任苏南行署副主任

1949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荣德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工商界代表，并推选他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但荣德生“因患足疾行动不便，未能（赴京）出席会议”。[29]从无锡解放到1950年秋，钱孙卿先后被推选和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苏南分会主席、苏南协商委员及民主建国会无锡市分会筹备会负责人等多项职务。

1950年12月10日，荣德生、钱孙卿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生活中最值得高兴的一天。是日，政务院第59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的苏南行署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管文蔚为苏南行署主任，刘季平、刘先胜、荣德生、钱孙卿为副主任。无锡的二老——荣德生和钱孙卿同时获此殊荣，让各界闻讯，莫不振奋，这是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参加苏南人民政府的重要标志，表现出苏南区党委“已经在统战工作上提高了一步，把一切人民力量团结起来，（为）建设新苏南而努力”[30]。12月26日，无锡民族资本家另一代表人物程敬堂，也被中央任命为苏南行署委员。

1951年春节时的程敬堂（程与钢 提供）

1950年12月14日，无锡《晓报》记者访问了新任苏南行署副主任荣德生和钱孙卿。荣德生见记者时说，他已经76岁了，身体不大好，不见客。对任命他为行署副主任，荣德生说：

我一生只晓得做事业，发展生产，凡建设性的问题，我非常高兴计划，并且努力以赴。至于政治方面，却是外行了，何况目前气血不调和，身体太坏，脚里没有力，头常要昏眩；所以我听见了这个消息，非常不安。后来想想，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政府里做事，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同过去做官是不同的。所以只要我的身体好起来，当然要尽力去做，和我办工业一样的精神。

而“银髯飘飘，精神矍铄”，63岁的钱孙卿则滔滔不绝地和记者谈了半个小时，认为无锡的工商事业必须各方刻意经营，努力培养，始能有开花结果、繁荣发达的成就。钱孙卿说自己一生未入仕途，并从他勇于任事的长处和不善吏治的短处两相比较，自谦地说他是一个办社会事业的人，而不是干行政工作的。他一再谦逊地说只能先就委员之职，副主任一职恐能力未逮。记者对钱孙卿表示，外界舆论认为“二老”众望所归，各方推重，并希望两人老当益壮，都能排除顾虑，登高一呼，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新的苏南而努力！

综上所论，1949年初春，荣德生、钱孙卿准备留在家乡等解放军渡江，期待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建设新无锡。这一共同谋划前途的计划得以实现，首先是因二人有留家乡继续搞建设的共识；其次，选派代表去苏北的探春之旅，双方一致选择了钱钟汉去冒这个险。虽然钱孙卿想通过孙、袁对苏北进行深度观察的预想落空，但政治经验较少的“实习生”钱钟汉却意外成了主角，获得了中共的青睐，最终促成了荣德生做出“坚守家乡、保全企业”的历史选择。荣、钱这一爱国爱乡的历史选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无锡工商界上层统战的巨大成果，也深刻影响了锡沪工商界人士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的去留选择。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后无锡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1945—1949）”（项目批准号：20BZS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汤可可，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研究馆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江峰.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荣德生钱孙卿访问记[N].晓报,1950-12-14(1).

[2]周孜正.何去何从:无锡乡土大资本家一九四九年留锡原因及经过[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4):47-60.

[3]陈丕显.苏南接收工作检查及目前工作(1949年6月17日)[M]//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陈丕显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4]陈丕显.苏南接收工作检查及目前工作与政策——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49年6月17日)[M]//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行政区(1949—195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65.

[5]无锡市工商业联合会,无锡市档案馆,等.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1905—1949)[M].2005.

[6]汪春劼.地方治理变迁:基于20世纪无锡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4.

[7]蒋伟新.简析近代无锡绅商在地方自治中的作为[M]//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地方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研讨座谈会资料汇编.2013(1):61.

[8]钱孙卿与无锡县商会[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1辑).1980:69.

[9]钱孙卿.孙庵私乘[M].钱孙卿重孙女钱楠楠私人藏书,1948:118.

[10]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荣勉韧.中国“纺织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合传[M]//赵永良,蔡增基.无锡望族与名人传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294.

[12]2011年10月21日,笔者在复旦大学国福路教师公寓对钱钟华教授(钱孙卿小女儿)口述采访时,钱教授以“高级劳工”来戏称家庭成员,以此区别钱家与拥有大量产业的资本家之区别。

[13]无锡市政协工商联.无锡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及工商自卫团简史[M].无锡市政协工商联油印本,1985:1-2.

[14]2011年9月4日,笔者在无锡新街巷32号对钱静汝(钱钟汉女儿)口述采访时,钱静汝称当时在上海听到了祖父要父亲回无锡探亲的电话。

[15]钱钟汉.无锡解放前夕荣德生授命我苏北之行[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

[16]吴伟勋先生口述，采访时间地点：2010年12月31日无锡市南长区锡惠里小区，采访人：周孜正。

[17]钱钟汉.有关申新二、三、五厂、茂新、天元、合丰总管理处片段资料[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

[18]钱孙卿的小女儿钱钟华教授口述，采访时间地点：2011年10月21日复旦大学国福路教师公寓，采访人：周孜正。

[19]荣敬本,荣勉韧,等.梁溪荣氏宗族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20]陈韧军.无锡解放前夕我党团结荣德生护厂经过.钱钟汉.无锡解放前夕荣德生授命我苏北之行[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92,97-101.陈丕显.苏南三年[M]//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行政区(1949—195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王骅书,陈以鉴,姜建国.从耦耕堂到总统府——华中工委史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367.管文蔚.管文蔚回忆录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80.

[21]陈丕显.苏南三年[M]//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行政区(1949—195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2]包厚昌,谢克东.在无锡的峥嵘岁月[M]//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行政区(1949—195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3]管文蔚.管文蔚回忆录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80.

[24]荣氏工业机构决不迁赴国外[N].人报,1949-03-15.

[25]薛禹谷.通过父亲薛明剑争取荣德生的回忆[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114.

[26]陈韧军.无锡解放前夕我党团结荣德生护厂经过[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92.

[27]孙翔风.留锡迎解放[M]//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无锡市档案局.无锡革命史料选辑(第14辑).1989:77-78.

[28]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无锡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220.

[29]陈文源,葛红.荣宗敬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合编[M]//宗菊如,陈林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中国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172.

[30]无锡市史志办公室.中共无锡历史大事记(1949—200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江苏卷·苏南、苏北分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633.江峰.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荣德生钱孙卿访问记[N].晓报,1950-1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