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1371～1435），明宦官、航海家。

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率船队通使西洋，两年后而返，以后又连续六次，经东南亚、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遍及亚、非达3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船队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加强了亚非各国之间的联系，为我国海事开创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阔19丈，可容1000多人。整个船队的人数27000多人。每次航行的时间，更是长达2至3年之久。

民以食为天，这么多人的长期远航，怎么吃饭当然也是头等大事。

那么，郑和的船队在远航期间吃什么呢？

据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所附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十六日的敕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酒、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

14世纪摩洛哥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其所作《游记》（亦称《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有提到，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其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材。此外，船员们还会饲养兔、羊、鸡、猪等。

盐、酱、油、酒是烹饪必备的原材料，是形成食物风味特色的物质基础之一；茶、酒则是饮料或嗜好之物。生姜、葱和部分蔬菜用器皿装上泥土在船上种植。

当然，船队装载较多还是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以及淡水。

米麦为主食，可以做粥、饭的豆类、黍、稷、粟等次之，各类主食在所经之地多有出产，可以补充，只是各地主食大多颇有不同之处。如到中南半岛、爪哇岛屿、苏门答腊岛及印度半岛等地时还好些，尚且有类似中国传统的五谷可食。

但再往西南去，那些热带地区却“无大小二麦”可用。阿拉伯半岛，古里、忽鲁谟斯虽有麦贩售，然并非该地所产。在满剌加，因土地贫瘠，根本就不产任何米麦，当地人只以沙孤米（西谷米）为食；溜山是珊瑚礁群岛，土地更贫瘠，灌溉非常困难，当地人不识米谷。

而且在明初之时，食品加工方法就已经比较先进，有将肉类、水产、蔬菜以盐、酱、醋、酒糟腌制，或烟熏，或晒干，可以保存较长时间；将水果经糖渍、蜜腌或用火焙制成果脯、果干。

在船队出海后，水产类可就地捕钓，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船队本身装载的粮食、蔬果、肉类及淡水因数量有限，势必需要在靠岸时增加补给。这一点，在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亦有所述：

会稽人士马欢是船队的“通事”（即翻译），将行旅见闻记录成书，于1416年完成了《灜涯胜览》一书。该书记录了郑和船队途经20多个地点的不同地理、气候、宗教、风俗及物产等。

从中不难发现，郑和的船队“很有口福”，可以品尝到不同国度的许多食物。

有爪哇、马来半岛及印度半岛的椰子、芭蕉、甘蔗、西瓜，以及各类特色的热带水果，如：莽吉杮（山竹）、菠萝蜜等；阿拉伯半岛的石榴、花红（苹果）、西瓜、甜瓜以及晒干的椰枣与葡萄干等。

马欢所称的“果”，还包括各类种子、坚果与果干，如松子、把聃（杏仁）、核桃等；蔬菜类的，则主要是各种瓜类（冬瓜、黄瓜、小瓜、葫芦）、茄子、萝卜、胡萝卜等。这些耐储存的蔬菜是船员们带上船的主要品种。另一类常见的蔬菜则是葱、姜、蒜、胡荽、韭、薤等辛香调料用菜类，而叶菜类仅提到芥菜、苋菜二种而已。

而当船队抵达暹罗、满剌加、榜葛剌、古里、锡兰与溜山等地，酒类的生产原料为茭草、椰子与稻米，其酒精度普遍低于当时国内的白酒。当然，还有忽鲁谟斯盛产岩盐，锡兰、古里以椰制糖，以及白豆蔻、肉豆蔻等，但沿途均未提及醋与茶。

船队所到之处，除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锡兰等地多信伊斯兰教，故食用禽肉类，忌食猪，而就鸡、羊、猪的记录只见于古里城、那孤儿王、榜葛剌，以及华人聚居的爪哇、旧港，比较特别的是古里还有鹿、兔，祖法儿有骆驼肉。

《郑和下西洋》瓷画。南京阅江楼风景区供图

最后，还得说一说绿豆芽。

船队在大海中飘荡的时间越久，船员因缺乏新鲜蔬菜，坏血病患病率就越高。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C造成的，严重时能致人死亡。当时郑和的船队能大量避免这一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带了许多豆类，其中的绿豆可以用来加工成绿豆芽吃。绿豆芽富含维生素C，便起到了预防坏血病的作用。

面对郑和船队数万船员长达数年的海上食物保障问题，船队构建了一套周密体系：以米麦盐酱为根基，辅以船上“盆栽”式种植的葱姜蔬菜与饲养的禽畜；沿途积极补给淡水、热带瓜果与异域特产；运用腌渍、干制等法保存食材。当然也不能忘记，他们的豆子和豆芽。

或许这份穿越时空与风浪的生存智慧，正是缔造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部分。

来源：方志南京，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