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脉源远流长，江苏教育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时期现江苏境内的诸郡已经开始具有学校教育的雏形；到了六朝时期，南京更逐步成为江苏地区文教的中心，其政治教化方面的影响以及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可谓名播海内；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设进士科，确立“考试取士”的制度，标志着科举制的诞生；宋元以来以江宁府学、建康府贡院为代表的教育场所更是传承不绝，至今仍有遗存；明清两朝，江南贡院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翁同龢等传承江苏文脉的代表人物都曾经在此奋笔疾书；清末科举废除之际，江南贡院更见证了江苏士绅为保护以明远楼为代表的文化遗产的各种努力，以及现代文教事业的曙光。从江苏历代方志看，无论通志还是府州县志均设有“选举志”，按科年记录本地进士、举人等科举人物，亦可看出科举出身者在乡邦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创制于隋代大业年间的科举制度，承载了江苏士子“斯文在兹”的博学宏道理想，明、清两代，今江苏、安徽、上海地区的考生均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据统计，明代从江南贡院考出的江苏籍进士共2454人，清代从江南贡院考出的江苏籍进士共2666人，数量居全国前列。作为江苏文脉支流的秦淮文化，也正是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趋向成熟，明清南京的繁盛，秦淮河边的河房建筑、名人故居，秦淮河中的画舫，吟咏秦淮灯会的名篇，秦淮河流传的千古佳话乃至秦淮河边发生的早期中、西交流，都与科举考试所引发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文教曙光：从官学初立到建康繁盛

这一时期也是所谓“科举前史”的时代。秦汉六朝时期江苏的文教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秦汉统一以来在今江苏境内设置郡国的时期；二是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时期。前者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根据史书记载，“武帝时，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可知到了汉武帝统治的时候，江苏境内的诸郡国已经设有学校。

图1 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尹磊 提供）

此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江苏地区发现的纪年时代最早的碑刻，即俗称为“校官碑”的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图1）。此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其内容是歌颂汉代溧阳（今南京市高淳区、溧水区辖境）地方长官潘乾为地方兴办学校、振兴教育事业的功绩。

自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南京持续作为六个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江苏地区的教育根据对象不同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针对王室成员的教育；二是针对贵胄子弟的教育；三是针对专业技术的持有者进行的专业教育。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下令在鸡笼山（即今北极阁）脚下设立四学馆，由著名学者雷次宗主持“儒学馆”， 何承天主持“史学馆”， 何尚之主持“玄学馆”， 谢元主持“文学馆”， 四学馆分科教学，开中国古代设置专科学校之先例，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大学。现今位于北极阁东南角的“世界文学客厅”，便是承袭了文学馆流风遗韵的“文学之都”地标性建筑。

除了皇帝本身崇尚文教，朝中大臣也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化修养。南齐时期的著名宰相王俭，就曾受诏于自家的宅邸中“开学士馆”，把皇家藏书机构总明观中的图书都放置于其私宅中，供学士参考学习。史书还记载他作为国子学的长官“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到了梁朝时期，梁武帝命令大臣周兴嗣编写《千字文》，通过运用各不相同的1000个汉字，四字成韵，内容则以当时的常识为主，非常适合儿童诵读掌握。这部在江苏编成的识字课本，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也最为成功的启蒙教材之一。

在传统的儒学、文史教育之外，艺术教育的勃兴和传承，也是六朝时期江苏文脉发展的典型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王氏家族的书法传承，据说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学习书法，非常专注，王羲之想要试探他，悄悄从他的背后想要把笔抽出来，却抽不动，便感叹道“此儿后当有大名”。还有一次，王献之“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后来王献之果然成为与其父齐名的一代书宗。

二、文韵儒风：科举取士与教育之兴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的分科取士，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江苏地区的诸州每年均分配有一定的岁贡名额，前往京城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以南京为例，根据《景定建康志》记载，隋唐时期南京（当时称蒋州、昇州）是上州，但每年也仅有3名岁贡额。“岁贡”一词中，岁是指“每年”的意思；贡是指“上贡”，这些人通过府州一级举行的考试或经过刺史的推荐，而得以前往京城，参加省试及殿试，通过殿试者统称为进士。

五代十国时期，建都金陵的南唐沿袭唐制，重视文教，持续举行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当此之时，官、私教育也迎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南唐的国子监位于南京秦淮河边镇淮桥北之地，学生人数达数百人，直到宋代还保留有“国子监巷”这一地名。

到了宋代，地方的官办学校即“官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地方官学分府（州）、县两级。今日众所周知的苏州文庙，其前身即是范仲淹主政苏州时创立的苏州州学，其建制具有“庙学合一”的特点，聘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皋人胡瑗担任教习，从而奠定了苏州文庙“江南学府之冠”的美誉。

图2 建康府贡院考古遗址（尹磊 提供）

同样也是在宋代，出现了制度性的解试，又称乡贡，即由地方官府于贡院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以建康府（南京）为例，南宋初年的解额是每年10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3人。宋代南京的贡院实际上有两处，一处是位于“青溪之南、秦淮之北”的建康府贡院，初建时规模不大，才有110间，后经两次重修，扩大到294间，其地即今日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之所在（图2）。另一处是举行“漕试”的转运司贡院（“漕试”是解试的一种，参加考试人员主要包括官员家属、寓居本地的士人等），由被称为“小朱子”的真德秀修建，位于“青溪之西”，有150余间。

宋代科举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书院的兴盛。书院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讲习场所，也是官学的重要补充。当时江苏地区的书院以明道书院最为知名。明道书院原址在南京镇淮桥东北，最初是为纪念北宋时期的儒学宗师明道先生程颢而设。程颢是理学的奠基人，曾经在南京为官，做过上元县的主簿，史称其“政教在人，至今思之”，为此自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以来，历任主事南京的官员，都非常重视祭祀程颢，并逐渐依祠而设塾，创成书院。明道书院的学风得到了宋理宗的嘉许，他亲笔题写了“明道书院”四个大字，自此，明道书院的地位得与白鹿洞、岳麓等四大书院相媲美，堪称为第五大书院。明道书院的规约系仿白鹿洞书院而设，对于讲学、课试等教育活动非常重视，并以学生的“德业修否”即德行和学问作为奖惩进退的标准。明道书院延聘了许多饱学宿儒担任书院的山长和教师，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生员前来学习，除了南京本地人外，还有外地的生员，甚至在官学学习过的人也慕名就学于此。

到了元代，统治者对于地方教育仍然十分重视，特别是在南宋故地设立了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任命专门的官员来主管学校的祭祀、钱粮等具体事宜。而书院也开始具有“官学化”的倾向，不但申办书院须获政府批准，书院的山长也须经有关部门的任命或在官府备案，甚至书院的经费也是由政府划拨的官田来供给的。特别是今江苏境内的建康路儒学、扬州路儒学、平江路儒学、无锡州学等，以书籍刊刻而驰名海内。

三、天下文枢：明代的登科、贡院与南雍

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并于洪武初年重开科举考试，以崇重教育，选拔人才。洪武三年（1370）举行乡试，翌年在南京举行了会试和殿试，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三月乙酉朔，策进士于奉天殿，登第者百二十人，赐吴伯宗等三名进士及第，第二甲十七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百人，赐同进士出身。诏赐伯宗朝服冠带，授礼部员外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科取中的进士120人中，还有一位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人金涛。洪武四年的科举考试举行后不久，朱元璋就提出：“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于是又回到了荐举取士的旧途。但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鉴于荐举制出现的种种弊端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又重新恢复了科举，并依据当时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明代科举取士的整体成效看，可以说是相当进步的举措。朱元璋的科举改革，要求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答案尽量做到标准、划一，科目也仅分为文科和武科，但它录取人数多，科考制度较从前更为严密，虽然因为所谓“八股文”，遭到后世诟病，但明代科举考试中“策问”的务实精神，则较少为公众注意，比如在明代中后期，就经常考到有关如何应对北方崛起的女真和南方沿海倭寇的“北虏南倭”的问题，并非像一般所认为的科举考试所考内容不切实用。此外，科举考试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考试制度，也是在明代确立的。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南都”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南直隶乡试的考试地点设于南京，现今江苏、安徽、上海三省市的士子于乡试举办之年，均要汇聚于此，参加考试，随着参考士子日益增多，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根据《应天府新建贡院记》中的记载，“南京应天府为天下贡举首，其制度亦必为四方所取法。然自设科以来，其地凡四易，洪武初以北城演武场为之，地甚缅也而艰于建置；永乐中移于郡学之文墀宫，其饬也而防于明祀；正统间复徙武学之讲堂，便供给也，然士多地隘……”于是到了景泰四年（1453），应天府尹马谅便向南京本地的耆夙咨询有关扩建地点的事宜，得知“秦淮之阳有地廓如，前武臣没入废宅也”，于是即以其地为贡院新址，修建了一组全新的建筑群，共可容纳考生3000余人。自此之后500余年，江南贡院作为南方科举考试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在科举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图3）。

图3 江南贡院（尹磊 提供）

江苏地区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中心，也涌现出大量的科举人物，如万历十七年（1589）取中的南京籍状元焦竑，以思想家、考据学家而著称，学识博洽，著述宏富，他的藏书楼号“五车楼”，世代相续，曾被誉为南京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又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取中的状元朱之蕃，官至礼部右侍郎，不但以工书善画而闻名，还曾经受命出使朝鲜，为都城迎恩门题写匾额，至今仍保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图4）。此外，被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Elman）誉为“中国科举第一家族”的常州庄氏家族，其“七世十九进士”的科名之盛，也是始于明弘治年间庄襗首中进士。

自明代以来，进学读书成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校”。广义而言，明代江苏地区的学校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南京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官学；二是以府、县儒学为代表的地方官学；三是以崇正书院等为代表的半官方的讲学机构。

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称帝前，他就下令将元代的集庆路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元年，改称“大明国子学”，后来由于地方狭窄，不能满足大量学生学习的需要，便构筑新址于南京鸡笼山下今成贤街一带，落成之后改称国子监，生员达数千人。因为明成祖迁都北京，亦设有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便被称为“南雍”，永乐二十年（1422），就学人数万余人，还有来自朝鲜、琉球等国的外国留学生。南京国子监除包括教室、藏书楼和孔庙在内的主体建筑之外，尚有学生号房（即宿舍）2500余间，并设有各职能部门，分别掌管教学、行政、后勤等事务。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是从四品的官员。国子监生源则包括品官荫子（文官三品以上可荫一子入监）、特准入监（得到皇帝特许的功臣子弟，以及边徼属裔、外国君长派来求学之人）、贡监（各府、州、县按定额报送的生员）等。进入国子监读书者，享有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但可以免除各种杂泛差役，而且还有各种津贴和赏赐。与此同时，对于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在学习内容方面，入监者被“课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并且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加以量化考核，根据历次考试成绩的积分来决定其等第的升降。

图4 “迎恩门”匾额（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藏）

府、县学在明代也迎来了一个勃兴时期。以南京为例，洪武十五年（1382），国子监搬到新址后，原址便改为应天府学，又把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并入，形成了南京府、县同学的格局，后历代有所增修，府学前作为江苏地区文化地标的“天下文枢”牌坊，便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最早兴建的。除此之外，江苏各地的府、县学也均在明代得以兴修或扩建。府学的生员有人数限制，主要是来自府所属的各州、县学中成绩优异者，并且要求必须通过童试，这就是俗称的“秀才”。在府学担任教官的人，通常是来自会试不第的举人，他们负责督促和指导学生的学业，如果指导的学生学业没有长进，考中举人的人数不足，则学官本人还要受到责罚。

至于在宋代风行一时的书院，到明初则受到了朝廷的严格控制。实质上是书院官办的最终完成，使得其功能与府、县学完全相同，而最终被后者取代。但到了明代中晚期，讲学之风再起，特别是像王守仁（即王阳明）、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大师的讲学活动，以及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活动，使得区域性的书院再次兴盛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今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在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八君子”的倡率领导下，东林书院成为天下名士集结之地，大批学者和被贬官员纷纷加入其中，逐渐发展为明末政坛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当时著名的书院还有南京的崇正书院、苏州的介石书院以及淮安的节孝书院，等等。

文脉之盛与书籍的刊布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籍的刊刻与科举考试和文化教育形成互动，涌现出了大量的书坊、书肆。据研究，明代江南出版业最繁盛之时，仅南京就有书坊近百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周氏的博古堂，主人周时泰与其兄弟等皆为南京国子监监生，也都是著名的书坊主，周时泰和当时著名的官员、学者如叶向高、朱之蕃等人都有交往。还有像晚明南京的大书商蔡益所，甚至被孔尚任写进了传世名作《桃花扇》中，他的经典台词“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仍让人怀想当年出版业发达的盛况。但明代江南最著名的书籍刊刻活动，还是由国子监所主持的。永乐年间，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作为国子监的主要教科书，后又编印了《性理大全》，要求学生兼习。南监本“二十一史”于嘉靖十一年（1532）修成后，也是分贮于国子监的六堂之中，供监生学习之用。此外，还印出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頫等前代书法家所书的《百家姓》《千字文》法帖，供学生们临摹习字。

四、斯文在兹：举业发达与新式教育的先声

明清易代之后，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作为江南省的政治中心，经济繁荣，文教昌盛，现今属于江苏、安徽和上海三省、市的生员仍然要前来南京参加乡试，考试的地点也与明代一样仍在江南贡院。江南乡试通常在农历八月中旬举行，总共考三场，时间共计9天6夜。第一场考的是四书题三道和诗一道；第二场是五经题，题目分别出自《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第三场则试策五道，主要测试考生对于其他经典著作的掌握以及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图5）。根据规定，江南乡试的录取比例为1.25%，但实际上大多数科次录取的比例都还不到1%，据统计，清代江南乡试共举行了108次，录取举人的总人数为13607人，如以1%的比例计算，参考的人次达到了136万，考虑到当时的识字率和具有乡试考试资格（即秀才）的总人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此，认为清代江苏的文教事业是围绕科举来开展，这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图5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江南乡试题目（尹磊 提供）

图6 复建后的江南贡院号舍（尹磊 提供）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仍然采用科举的手段来选拔人才，只是把考试的内容从四书五经等改为太平天国所颁定的“经典”。太平天国时期，江南贡院废毁严重。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为提振生员们的士气，巩固江南民心，他率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同年十一月即恢复江南乡试。复建后的江南贡院共有供考生考试的号舍20644间，居全国贡院之冠（图6）。

清代南京官学较明代体系更为完备。顺治九年（1652），两江总督马国柱把明代的国子监改置为江宁府学，又把明应天府学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江宁府学后迭经重修，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府学被毁，同治年间，李鸿章下令于朝天宫之地予以复建。至于书院则以省会的书院最为著名，其地位于上元县治之北，雍正初年由总督查弼纳所倡建，命名为“钟山书院”，雍正帝亲笔题写了“敦崇实学”匾额以赐之。钟山书院的院址虽屡经变动，但其讲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卢文弨、钱大昕、姚鼐、缪荃孙等著名学者，或主持院务，或在院讲学，钟山书院可以称为清代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重要中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江南的私塾。私塾又称蒙馆，可以说是与成规模的官学、书院相对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教育形式。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南京设塾授徒而享有盛誉的，有高柳溪和叶宇观，时称“南高北叶”，他们为南京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如曾为翰林院编修、清末曾促成江苏光复的仇继恒，便出自叶宇观的私塾中。

清末，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并伴随着维新改良运动的兴起，江苏的教育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书院改为学堂。戊戌变法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了“设省府县各学堂以植其本，另设农工商等学堂以造其精”的办学原则，并计划对南京的书院进行改革，但因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逝世，因此实际进行的改革是在继任的张之洞指导下进行的，具体包括：将文正书院改为府学堂，将惜阴书院改为县学堂，并将上文提到的钟山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也就是江南高等学堂。二是新式学校的崛起。其中既有小学，也有中学和大学。三是官办新式学堂的诞生。江苏的官办新学堂中最早并且也最重要的都与军事技术有关，如光绪十七年（1891）创设的江南水师学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水师学堂校址位于仪凤门内，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南洋水师培养和输送人才，其学堂制度完全参照天津水师学堂，要求学生“中西文武功课兼营并习”，毕业生或被送往日本留学，或去英国学习先进的军舰操法，造就了不少人才，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及其弟周作人都曾经在此学习过。除此之外，还有光绪末年陆续创建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有矿路学堂）、江宁练将学堂、江宁武备学堂，等等。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止，但清政府认识到在科举废除之后社会流动的大幅减弱，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要作用，于是对留学生进行考试，并以相应的功名赏赐给留学归国的优秀人才。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宣统三年(1911)，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部试)共七届，每年一届，授予留学生以举人、进士头衔；此外还举办了四届廷试，以铨任选拔学部考试中的优秀者为官，其中江苏籍留学归国人才均占有较高比例。

自清末科举制废除后，以江南贡院为代表的原科举考试场所日益荒废，江南贡院的大部分号舍都被拆除以辟为市场。1921年，以甘鋐、仇继恒为代表的南京绅商向当时的江苏省长上书，要求保护包括号舍在内的江南贡院遗址。省长王瑚是科举进士出身，他对保存贡院古迹颇具眼光，因此很快就饬令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保护方案，进行修理布置，使科举史上重要的文化遗迹得以保存下来，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贡院保护机构“苏省贡院古迹保护处”。1924年，在贡院遗址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教育展览会，全面展示了从科举进入现代教育以来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相关成绩。

（作者简介：尹磊，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学术负责人。）

栏目编辑：王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