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1594—1658），浙江海宁人，明末清初史学家，著有编年体史书《国榷》。清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谈迁和同乡朱之锡一起北上京城，他此行的目的是走访前朝遗老、皇室、官宦等，搜集前朝档案，充实修订私家史书《国榷》。谈迁从浙江嘉兴登舟，沿京杭运河一路北上，经苏州、扬州、宿迁、临清、德州等地，到达京师，在京师逗留两年多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沿同路线返程。谈迁详细记录了两年多来的经历、感受，并整理汇辑为《北游录》，其中《纪程》《后纪程》两卷以时间为序，逐日记录了整个运河行程的见闻。作为其沿运北上的必经之地，谈迁对淮安段运河亦做了详细记载。本文依据《北游录》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史料，对其所载淮安运河景观和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还原清初淮安运河的真实景象，为深化淮安运河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明代淮安府全境图（源自〔天启〕《淮安府志》）

一、运道及水工设施

运河河道和水工设施不仅是自然地理的产物，更是历代治水智慧与制度博弈的结晶。谈迁在《北游录》中对淮安运河的河道及水工设施进行了多维度记载，既包含对河道形态的客观描述，也涉及对水利工程的细致观察。其记载既为水利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也为理解淮安“运河之都”的地位提供了鲜活注脚。

（一）运河河道

对于清初的淮安运道，清顺治十年（1653）七月谈迁经过湖心寺时记载：

癸亥……晡刻发舟，折行经湖心寺，水木扶疏。闻山阳县西北十里故沙河，宋转运使乔维岳所开，以避山阳湾清河口之涛。后蒋之奇又自淮阴开漕渠，至洪泽湖入闸。明永乐十三年三月乙丑，平江伯陈瑄因旧渠而疏之，置闸曰清江浦……自清江浦凿渠二十里。民甚便之……宋元旧河湮，尚隐隐可见，市居千余家。

清人顾祖禹所作《读史方舆纪要》亦有详细记载，与谈迁所记载的淮安运道大致相同：

又北二十里，曰黄浦，亦湖流决啮处也……又北十里，曰泾河，首受漕河，东达射阳湖……自泾河而北十里曰平河桥。又三十里至杨家庙，又十里即淮安府城。此皆运艘必经之地，不可少有间阻者也……今自城而西十五里曰板闸，本名移风闸，后改……又十五里，曰清江闸，分司主事驻此，俗谓此为“清江浦”。

谈迁提到的“故沙河”即为“清江浦”河道的前身。隋唐运河开通时，泗州至山阳段利用了天然淮河河道，航行艰难且危险，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今淮安古淮河段）由于泗水汇入，水流尤为迅急，更让往来船只望而生畏。北宋雍熙年间，时任淮南转运使的乔维岳开凿沙河（又称“西河”），沟通磨盘口（今淮阴船闸附近）至古末口，使得运河往来船只得以避开凶险的山阳湾段，在宋代漕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朝后逐渐淤塞。[1]“永乐初，平江伯陈瑄因旧渠开通，置闸蓄泄，更名‘清江浦’。”[2]《续纂淮关统志》亦记载：“今大关（即位于淮安板闸的户部钞关）之东三里小河尚存其名。”可见，直到清代，板闸钞关东长约三里的河道仍使用“清江浦”这个名称。

（二）板闸和通济闸

离开淮安府山阳县后，谈迁继续北行，于清顺治十年（1653）七月二十九日途经板闸。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漕运总兵官陈瑄疏凿清江浦成，设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永乐十四年（1416），增建板闸，因创制简陋，初以木板为闸，故称“板闸”。一年后改建为石闸，但板闸的名称一直保留了下来。明万历十六年（1588），因黄河泥沙内侵，过闸艰难，于板闸等五闸旁各开月河一道，以便漕运。明崇祯年间，正河河道淤塞，板闸废弃不用，过关船舶改走月河。[3]故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自淮安西门“凡行十五里，抵板闸。闸废，前二十年，舟内转里许，经榷部公署而后出，今移河直达，榷部放舟，出公署数百武，驻河上之水心亭。榷署前石桥并废。今犹曰板闸，非故道也”。

离开板闸镇后，谈迁一行继续北上，沿途经过王家营、福兴闸，于八月初三抵达通济闸。谈迁《北游录》记载：

丙寅，巳刻，发月河，河南民稠，北地狭长。十五里滨外河，直王家营，遵陆者渡焉。属宿迁。时风利，舟发内河，十五里兴福闸（即福兴闸）……十五里通济闸。初，陈瑄虑黄河灌内河易淤塞，设通济、兴福、清江三闸，慎其启闭。三月初运毕，即下钥，筑土坝，惟贡鲜船启一闭二。通济闸最险，势若建瓴，各舟并力而挽；又涯上系轮绞之，得不退堕，过此人人色喜。

这里提到的“通济闸”，即新庄闸，又名天妃闸、惠济闸。《淮南水利考》记载：“清河县新庄闸在清口南岸之内，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闸，又云头闸，乃河淮之第一关也。”〔光绪〕《清河县志》记载通济闸：“即新庄闸，嘉靖中，少移于南，改名通济闸。”明初江南各漕，自瓜洲、仪征至清江浦，由天妃闸入黄。后黄水内灌，潘季驯始移运口于新庄闸，纳清避黄，仍以天妃名。然运口距黄、淮交会处仅二百丈，黄河仍时常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无已。兼以黄、淮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危险殊甚，故谈迁在这里称其为“最险”。回程时，谈迁记载：

十里泊清河县……有大清、小清二河，俱泗水之委。源出泗水县，经徐、沛至县西北三岔口，歧流大者县东北，小者县西南，俱入于淮。

惠济闸的变迁与黄河入淮口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受潘季驯实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策略所致。

二、运河城镇及衙署

明代淮安府城布局图（源自〔天启〕《淮安府志》）

谈迁的《北游录》以亲历者的视角和史学家的严谨，记录了清初淮安运河城镇的格局、衙署的分布及其社会风貌，其描写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

（一）淮安榷关

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经大规模整治后，通航能力大增，成为明清两代南北物资流通最重要的通道，也是王朝最重要的生命线。而位于大运河中段的淮安榷关地位更为突出。对于淮安榷关，谈迁《北游录》记载：

八月甲子朔，榷税佐兵饷，其法严，加于浒墅、维扬。十五里清江闸，捷石畚土为楔，横板二丈有奇。工曹司其启闭，闭则下钥，启则怒流。明（代）清江浦户曹二，工曹一，督造粮船。今裁户曹之一，并于工曹。商舟由闸，例征钞若干，梁头若干。给闸票，限十月讫事。如限内，虽十往返，无限也。

明清时期榷关可分为户部关和工部关，在榷关管理上，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管理部门不同，榷关分别由户部和工部管理；二是征收货物类别不同，一般来说，户部关以征收日常百货通过税为主，工部关则主要征收竹木、船税等；三是关税归属不同，户部关所征之税上交户部，工部关所征之税上交工部。〔光绪〕《淮安府志》卷8《漕运·关榷附》记载：“关榷之设，始自明代，一为户部钞关，驻板闸；一为户部储粮；一为工部抽分，驻清江浦。”清顺治四年（1647）规定，各关差遣满汉官员管理。[4]谈迁的记载提到了清江闸由“工曹司其启闭”，即由工部官员掌管闸门开闭。明代清江浦有户部分司两处，分别负责钞关和仓储事宜。“今裁户曹之一，并于工曹”，指的应是裁撤户部仓储（户部储粮）关，并入工部抽分关，这反映出清初淮安榷关管理上的变化。

（二）淮安府城

淮安府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三城之兴，各有起始，以旧城为最早。[5]淮安旧城始筑于东晋义熙年间，之后一直是唐宋楚州州治、元淮安路总管府、明清淮安府府治以及山阳县县治所在地，以城坚难摧而著称。元末大乱时，张士诚部下史文炳驻扎于此，在旧城北约一里，且濒临淮河之地建造一座新城，最初为土城；明洪武十年（1377），莅任大河卫指挥使的时禹用废弃的宝应城砖石增筑加砌，至此，淮安城形成“江北一大都会，二城雄峙，辅车相依”的双城对峙格局。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侵犯入境，漕运都御史章焕在新、旧二城之间修建联城，用以加强城池防御的职能。此时，淮安城“三城鼎峙，千里环封”，形成三城相连、南北贯穿的城池格局。

谈迁途经淮安时，注意到其独特的“三联城”结构：旧城因运河通衢保留“都会”气象，新城则因漕运发展逐渐繁荣，夹城连接新旧两区。《北游录》记载：

壬戌，晴，自旧城入于夹城，有大池，葭菼芃芃，故陆通判珏物，胡给事据之，今又不知谁属矣。经新城之南门，度高桥，故东平侯刘泽清甲第一区，门馆壮丽，曲渠高甍，剑卫骈列，盖旧大河卫，并斥民居数百家……新城如野，夹城如薮，旧城犹不失为都会也。

对于“淮安三城”，地方志等史料中多有记载。清人盛大士《蕴愫阁诗续集》记载：“淮安旧城之北别筑新城，其中间谓之‘夹城’，有水门可通小舟。”〔光绪〕《淮安府志》记载：

（旧城）周十一里，东西径五百二十五丈，南北径五百二十五丈，高三十尺；为门五：东曰观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西南稍北旧有门曰清风。

（新城）在旧城北一里许，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即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东南接马家荡，北俯长淮。

（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俗呼“夹城”……其地本为运道所经，今陆家池、马路池、纸房头等处，皆粮船屯集之地。

“三城”之间有水门相通，故谈迁可“自旧城入于夹城”。

谈迁提到的“新城”，即古北神堰（末口）、北辰镇所在地。清初，盐城厉豫义兵攻入新城后，清廷派兵镇压，导致“新城如野”。[6]对于新城的繁盛景象，清人高士魁曾有诗云：

六通四辟尽孔道，小城阗咽如大部。城里弦歌自朝暮，算缗富贾沿街住。常看紫陌起芳尘，不少青楼临广路。临淮将军开府时，高楼茂苑横参差。[7]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新城：

即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东南控马家荡，北俯长淮……正德二年，总兵郭鋐重建……万历二十三年，倭警，署府事推官曹于汴添设敌台四座。

（三）清江浦和常盈仓

明代清河县境图（源自〔天启〕《淮安府志》）

板闸往西北十五里是清江闸，清江闸所在之地便是重镇清江浦。谈迁于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初二到达户部公署前，描述道：“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区沿运河两岸密集分布，形成带状城市，反映了运河对清江浦城市形态的深刻影响。此外，谈迁还注意到：“淮滨多侨民，宿贾巨室鳞次，诚剧市也。”“清江浦”最初为河道名，后逐渐成为商业都会。因其位于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明清漕运、盐运的枢纽，商船往来频繁，吸引各地商人定居。清江浦是古代“因河兴城”的代表，由谈迁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淮安作为运河商业都会的盛况。《续纂淮关统志》也记载清江浦：“旧属山阳，今属清河，明平江伯陈瑄开凿运渠，建堤置闸，以司蓄泄，两岸沿堤居民数万户，舳舻丛聚，为南北之咽喉。”

常盈仓为明代五大水次仓之一，关系国家漕运命脉。[8]据《续纂淮关统志》记载：

永乐时，漕俱民运，乃置淮、徐、临、通四仓以便转输；常盈仓，即淮仓也，平江伯陈瑄建，天字号仓百余间，差户部分司一员管理。

而谈迁在《北游录》中对其记载为：“又过常盈仓，圯甚，仅存数楹，坚墉广厦，倍于常制。”由此可以看出，清初的常盈仓已逐渐走向衰落。

（四）其他城镇

对于王家营、平河桥、黄家嘴、西湖城等城镇，《北游录》中谈迁于清顺治十年（1653）七月十四日记载：“十五里黄浦，（署）山阳县，民稠禾茂。十里泾河，二十里平河镇，其土沃。”由此可知，当时的山阳县人口稠密，庄稼繁茂，平河镇则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八月初三抵达“王家营”，“丙寅，巳刻，发月河，河南民稠，北地狭长。十五里滨外河，直王家营，遵陆者渡焉。”文中提到的王家营是南北交通要津，为运河漕运与北方陆路的关键衔接点。由于清江浦以西20余里运河迂缓难行，而且非常危险，因此从南方来的官商、客旅，往往都在清江浦石码头舍舟登陆，到王家营换乘车马。清江浦和王家营遂成为“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地。[9]《续纂淮关统志》记载王家营镇：“距大关十五里，与清江浦分河为界，陆路入京，此为孔道。”

八月初五日，谈迁抵达黄家嘴，“戊辰，欹风，且帆且。十五里湖城，十五里三岔（三岔口），十里泊黄家嘴，淮北萧条，滨河为甚”。黄河夺淮后淮北水系紊乱，洪涝频发，通过谈迁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时淮北地区农业衰退，沿河一带民众生活颇为艰难。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三十日回程时又记载：

四十里三岔巡检司，十五里西湖城，旧数百家，有小市。又五里东湖城，才六七十家……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对望王家营，恨隔天堑。

通过谈迁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出清江浦“居人数万家”的繁华与北岸的“萧条”对比强烈，究其原因在于隔着黄河这一天堑。“辛巳，辰刻。度板闸，宋俊伯以榷豆颇受诟。十五里淮安（府城），四十里平河桥，为剧镇；支河通盐城，桥跨之。”明中叶后，漕船夹带私货（如豆、麦）普遍，官府设“榷关”抽分，但常因税率过高或吏员贪腐遭诟病，比如文中出现的“宋俊伯以榷豆颇受诟”。文中提到的平河桥镇是淮安东南部商贸重镇，因桥得名，起源于运河，得利于漕运，繁荣于商贸，称其“为剧镇”，确实名副其实。

三、运河名胜古迹

谈迁的《北游录》以亲历者视角和史家笔触，详细记载了清初淮安运河沿线的名胜古迹，其描写不仅还原了历史风貌，更赋予古迹以文化厚度。其价值跨越时空，为运河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鲜活史料。

（一）陈恭襄祠和灵慈宫

淮安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北游录》用较大篇幅对其进行了描述，其中对陈恭襄祠、灵慈宫以及甘罗城等古迹的记载尤详。谈迁于顺治十年八月初二抵达陈恭襄祠，记载道：“乙丑，访平江侯陈恭襄祠。恭襄经画漕运，利赖百世……庙貌巨丽，今渐有黍离之色。祠左灵慈宫，后殿据土阜上，可眺远。”

陈恭襄祠为祭祀明代治河名臣、漕运总兵官陈瑄的祠庙。明代曾多次对其进行重修，《漕运通志》中还保留有杨昶、吴节二人所撰的记文。〔天启〕《淮安府志》记载陈恭襄祠：“在清江浦，去治西北三十里。正统六年，奉礼部勘合札付建，祀平江伯陈恭襄瑄。”由谈迁的记载可知，清初的陈恭襄祠虽“庙貌巨丽”，但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战乱等原因，“渐有黍离之色”。

谈迁提到的“灵慈宫”，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万历〕《淮安府志》记载到灵慈宫：

即天妃宫，为漕运立，凡三处：一在郡城西南隅，旧名紫极宫，宫前环池植柳，名万柳池，上有升仙桥，宋嘉定间，楚州安抚贾涉重建，后毁；元至正又建本庙，宣德间，改今名，漕运之香火在焉。一在清江浦，宣德间平江伯陈瑄建。一在新城大北门里，大河运官建。

〔天启〕《淮安府志》则记载郡天妃宫有四：“一在府学西，一在郡城西南隅万柳池中，一在新城大北门内，一在清江浦。”《大清一统志》有记载灵慈宫：“即天妃宫，在清河县清江浦，明宣德间，平江伯陈瑄建，杨士奇为记。”

（二）甘罗城

甘罗城在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东北，元明时，曾一度为清河县治；明清时，又为运口重地，设山清河务同知及清河县丞驻此。[10]谈迁于顺治十年（1653）八月初三抵达甘罗城，记载：

北岸甘罗城，周可四里，积沙与城平，四门塞其北……内淮安管河同知公署翼舍数家。按甘罗说赵有功，爵上卿，未相，相秦者，其祖茂也……旧淮阴县治，相传甘罗筑，雨后土中尝得小钱，状如钟，有篆文不可识，俗号“甘罗城”。余意战国遗堞，谅不可迹，此旧县必宋人所筑城以御金元者。或云宝应有甘罗庙，此其葬处，又宁国南陵县北七里甘罗城，甃甓甚工，中可容数千人，门址略存。又颍上县东五十里甘罗墓，何其城、其墓之复也？

谈迁提到甘罗城内有“淮安管河同知公署翼舍数家”，相关史料中亦有记载。清人薛凤祚《两河清汇》记载山清河务同知：“驻扎甘罗城，除黄河外，运河自清河界季家浅起，至宝应界黄浦止，计一百一十里。”〔光绪〕《清河县志》亦记载山清河务同知署：“在甘罗城，后移清江浦，县丞因之。”

（三）其他名胜古迹

淮安市地标性建筑——南船北马（视觉中国 提供）

谈迁于顺治十年（1653）七月十六日曾抵达韩侯钓台，“循涯访韩侯钓台，石亭屹然，旁即漂母祠。楹帖曰：‘世间多少奇男子，终古从无一妇人。’按古淮阴县距今城四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淮阴城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则城下寄食当在彼，非今处”。根据谈迁的记载可知当年韩信寄食漂母之事应发生在古淮阴城下，而非今淮安城区。谈迁回程时记载：

五月己卯朔，早雨，寻止，晚登陆，访韩信城，在兴福闸南；韩信母冢在城下半里，西为漂母冢。《水经注》：周延数百步，高十余丈……太史公谓韩信母冢，其旁可容万家。余观北土旷衍无际，奚独韩信母冢哉！

四、结 语

《北游录》中收录了谈迁自嘉兴至北京沿运河往返的旅行见闻，内容涉及运河河道修治、沿线船闸堤坝建设、湖泊水库蓄水、漕粮运输、各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生动地再现了明清之际大运河的真实面貌。谈迁以史学家之严谨与文人之细腻，在《北游录》中构建了清初淮安运河的立体图景：既是漕运经济的命脉，又是南北文化的纽带；既有战乱后的复苏痕迹，亦有水利治理的智慧沉淀。这一图景不仅还原了历史现场，更揭示了运河作为“大动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其记载为研究淮安“运河之都”地位提供了珍贵史料，亦为当今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开发提供了历史依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山东省2022年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梦飞，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运河文化史；韩鸿霞，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

[1]刘芹.里运河沿岸地名史话[M].扬州:广陵书社,2022:164.

[2]郭大纶修.陈文烛纂.〔万历〕淮安府志[M].明万历元年(1573)刻本.

[3]佟东,马雨晴,刘晶.京杭大运河上的古城古镇[M].北京:研究出版社,2022:144.

[4]顾建国.江苏地方文化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18.

[5]李强,马曼曼.淮河流域名城古镇[M].合肥:黄山书社,2022:103.

[6]陈涛主编.淮安漕运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7.

[7]邱沅,王元章修.段朝端等纂.〔宣统〕续纂山阳县志[M].1921年刻本.

[8]郑民德.漕运与国脉:略论明代的淮安常盈仓[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13-318.

[9]高元杰.大运河图志[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23:201.

[10]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编委会.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