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山文化是以西汉治水人物张渤为核心的民间祭祀文化，发源于水阳江流域的安徽广德横山地区，因唐玄宗封“横山”为“祠山”而得名。明代因明太祖朱元璋驻跸并扩建庙宇，推动信仰广泛传播。南京祠山庙会、溧水蒲塘桥庙会、高淳薛城花台会、溧阳社渚祠山会、广德“跳五猖”等都是祠山文化传承发展的典型代表，其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借助傩戏形式表达的乡土文化认同和情感融入的价值导向，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具现实意义。

一、祠山文化的历史源流

祠山民间信仰历史悠久，相传起自汉代，广德人张渤“欲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将半，俄化为异物，驱役阴兵。夫人李氏见而怪之，遂隐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横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辍”[1]。

根据宋人《祠山事要执掌》《至顺镇江志》等文献的记录以及韩森、皮庆生等人的研究，这一最初发源于安徽宣城广德的民间信仰，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中，祭祀范围从严守“祭不越望”的乡土一隅到行祠林立，遍布江南，甚至延伸至更远的八闽一带。促成祠山信仰流播的社会因素既有官方政治力量的介入，又有僧道的助推以及外出行商者的传播。祠山信仰如吊兰的新叶沿着水运商路进行传播，跟随商人的脚步扩散开去。[2]宋代祠山信仰传播的路径，是以广德为中心的南传和东传，南传即向祠山所修运河荆溪的方向延伸而去，抵达都城临安以及浙西路的湖州、嘉兴等地。东传线路沿着官方驿道和水路抵达江南东路的建康等地。政治力量的介入对祠山信仰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传播过程早在唐宋巨变之前即已开始，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政权和南唐政权都对这一信仰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两宋300余年时间里，祠山祠庙从16座增加到75座，且集中分布在江南一带。[3]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祠山信仰在江南一带的散播，或许也与宋代以后水运经济的发达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关，临安城中的祠山行祠常被作为都城经济繁荣的例证。皮庆生与韩森共同引注的《至顺镇江志》中一则关键史料明确提及祠庙“左山右湖，前临漕河，亦一胜境”，因此，祠山水神形象仍与水运经济、水田稻作的发达密不可分，韩森的立论虽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祠山与水的天然联系使得祠山形象不仅与水运商路有关，且常与显应降甘霖、润泽养禾稻有关。祠山庙常被称为显应庙，祠山成为地方的乡土守护神。

明清时期，伴随密集的漕粮运输和区域商品经济发展，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的祠山神谱地位因朝廷赐额不断提升，其保境安民和祈福禳灾等功能价值仍然得以延续，与长江以北地区的金龙四大王、晏戍仔等河运神祇形成呼应关系。地方文献中清人袁景澜所著《吴郡岁华纪丽》于此记录较为详尽，该书卷2“祠山诞会”条曰：“‘祀祠山大帝张渤。张渤或说吴兴乌程人，或说武陵龙阳人，欲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将半，俄化为异物，驱役阴兵。夫人李氏见而怪之，遂隐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横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辍。’俗传二月八日为祠山诞日，民间于此日食冻狗肉，此日前后必有风雨，谓请客风、送客雨。”明清时期的祠山形象较之南宋并无太大变化，役使阴兵，凿开运河，仍为祠山经典神迹，且诞会时间为二月初八，与《梦粱录》的记录亦无差别，“请客风”“送客雨”的风俗则更切合二月早春的江南时节特征，迷蒙的烟雨，剪剪微风，丝毫不影响迎来送往，乡邻亲友于此时一聚，乃一年之中的欢愉时刻。祠山既为河运之神，又与地方风物结合，成为水乡的乡土守护神。

清代文献《锡金识小录》卷1《风俗》中详细记录了无锡十庙的构成及其诞会时间，十庙的庙会起于二月止于九月，分别为二月初八、三月初七、三月二十八、四月十五、五月十八、五月二十八、六月十一、七月二十五、八月十八、九月十九，以二月初八的祠山诞会起始。祠山庙居于无锡城南外，与南水仙庙毗邻，临水而建的地理位置仍保留了河运水神的神祇特征，而与之毗邻的南水仙庙的主祀对象为明末无锡知县王其勤，因抗御倭寇、政绩卓著而立庙祭祀，参与祭祀者多为太湖渔民，“湖溪渔人祀水神于此，谓之水仙庙”[4]，从神祇形象与参与祭祀者的身份来看，列入十庙的祠山不仅仍然保留水运之神的特征，而且与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水乡生活节俗密切联系。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的节奏因社会而异，在分散时间很长和分散程度极高的社会中，人们聚集起来的时间也会拖得很长，社会发展越久越不能接受过长的间断”[5]，农历二至九月间，月均一次的十庙赛会客观上映证了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人际往来频繁。

祠山民间信仰在近代产生过重大历史变迁，随着大运河漕运衰落和城市反迷信运动兴起，祠山民间信仰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苏州、无锡、常州等运河城市中的祠山民间信仰逐渐走向衰微。但在乡村，由于农耕环境仍然存在和水环境的相对完整，祠山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并未割裂。尤其高淳、溧水、溧阳等地水系河道保存完整，为这一地区祠山民间信仰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生态环境。

二、祠山文化的乡土环境

（一）移民、水乡、农耕

水阳江，发源于安徽南部山区，自南向北蜿蜒流淌，先后流经了宣城的绩溪、宁国，马鞍山的当涂，芜湖的湾沚等地，最终注入长江。水阳江下游自宣城以下，呈现河湖交织景象，包括安徽宣城的南漪湖，以及苏皖两省交界处的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等，都是水阳江的自然滞洪区。南京城南的高淳、溧水都有河道水系连接水阳江，至今仍保存着相对完善的农耕环境。历史上，皖南移民也多经过水路进入高淳、溧水等地，发源于水阳江流域宣城广德的祠山信仰也随之传播。这里是水乡，沿湖的圩田借由湖底营养丰富的淤泥质，孕育着水稻作物种植，石臼湖、固城湖等也为水产养殖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纵横的水网间栖息着一个个村庄，因水而生，绕水而居。春季是播种季节，也是江南庙会最热闹的季节，民间俗称为“三月香汛”。随着春耕开始，春花绽放，庙会民俗与春季赏花、乡村集市有机结合，乡村风物与自然风光实现和谐共生。

（二）戏曲、歌舞、宗教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复杂，受到本土宗教道教多神信仰的影响，神祇来源可以是天上的星宿、地上的走兽、甚而花草树木等，不仅如此，道教注重现世的主张也使得现实中的英烈们由人成神，成为民间信仰祭祀的对象。唐宋之际，由于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唐宋两朝君主对道教的重视，由此形成的大量民间世俗人物成为祭祀的对象。安史之乱战局中，坚守睢阳阻挡叛军的张巡、许远，确保唐王朝漕粮运输安全，事迹远播于后世，成为江南百姓的供奉对象，其祭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宋代水上运输尤其漕粮运输的发展，在黄河、长江和运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水神信仰，如黄河流域的金龙四大王谢绪、长江上的晏戍仔，以及开凿江南运河部分河段的祠山大帝张渤。人物祭祀常常伴随着歌舞、戏剧表演。祠山信仰以傩戏表演的形式祈求生活安康。“傩”在汉语中具有驱疫驱瘟、驱魔驱鬼的寓意；同时表演包含着对过往生命的祭奠，也有对民间英雄的追慕。

在高淳溧水民间，傩戏表演活动又称为“出菩萨”。民间信仰中佛道互通，民间称之为菩萨者，往往包罗万象，如城隍、土地、关帝等。随着一声声锣鼓开道，“跳五猖”的傩戏表演正式开始。戴着面具，身着袍服者须是村中身强力壮者，五猖对应五方，分别戴着青色、白色、红色、黄色、黑色五种颜色的面具。原本端坐在庙中的神仙，此刻也被请了出来，置至轿中，由人扛抬而行。高大的经幡上写着“拔地擎天金龙绕柱吟鸿福风调雨顺”“腾空步月玉凤展翅鸣吉祥国泰民安”，擎旗者、敲锣者、撑伞者、执杖者各随神而行，从村口出发，相序而行。前列有回避牌，后有两扇双龙戏珠扇，再后则有“肃静”的牙牌，两名白脸的文判官手持笏版走在队列后面。最后是金光灿灿的魁头，金叶中装饰着诸路神仙，高高在上。

仪式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出会活动中的魁头设计以金叶镶边，一位位神仙位列其间，在金叶的簇拥之中展现了一个神圣、浩大的神明世界，展示了金玉富贵的审美观与“诸神在上不敢造次”内敛式价值观的结合。“跳五猖”中的五神应五方，五方应五色，不同颜色的脸谱代表着不同的道德评价，黑脸的“祠山大帝”代表正直、勇猛，红脸的关公代表忠勇、侠义。这种神格中的价值导向，对于乡土社会中价值观念的传承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关注的是，祠山文化作为最具代表意义的水神文化，常将诸种文化因素和表演形式如东坝的大马灯、淳溪的抬龙和龙吟车、砖墙的打罗汉、阳江的打水浒等有机串联。

（三）时空、乡土、认同

乡土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与农耕文明密切联系的文化圈层网络。“乡土”二字，从诗性的角度来看，自带着泥土的芬芳，在人人相对熟悉的熟人社会中，以相对惯常的文化关联构筑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实现由家到乡再到国的圈层递进，形成家国观念。江南水乡中戏台带着一丝丝朦胧，在鲁迅的故乡梦境里，“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乡人赶节场的热情，不因夜色降临而衰减，悠悠划着的船桨轻轻溅起一层层水花。仿佛庙会正是日常生活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它相较于日常生活的暂时性，能在乡民的记忆深处留存下去。

祠山巡游线路的空间分布及重要节点选择，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符号象征。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农村社会的活动空间常以“乡脚”为依托，其包含的范围大体是以乡或镇的核心区域为中心向周边村落进行辐射。溧水洪蓝镇的祠山巡行的关键节点包括蒲塘桥、蒲塘老街、土地庙、祠山庙等，桥为水乡建筑的灵魂，其所蕴含的河运文化，所表达的通济、通达等象征寓意对乡土认同具有凝聚作用。由赭色红砖叠砌起的蒲塘桥相传起自明正德时期，是巡行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以彼桥为始，以彼桥为终的闭合性巡行线路，凸显了水乡的人文建筑特征。当烂漫春光中的巡行队伍最终行游至桥拱的顶端时，他们默默回望，俯瞰桥边一望无际、铺展而开的稻田和花海，守望青苗正是乡土的文化寄托。

舁神出巡一直是江南庙会的区域特征之一，巡行的空间恰是最核心的乡土认同空间。定点的社戏展演，流动的舁神出巡。庙会就其文化形态而言，仪式的象征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祠神所代表的乡土守护，所呈现的乡土依恋，巡游中所展现的乡土空间，其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念仍然以较完整的形态保留。同时巡游展现的乡土认同空间与城市化中新的公共空间形成叠加关系。

三、祠山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祠山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空间格局与组织基础均发生了显著变迁。建构新时代祠山文化的传承体系，既要维系其与传统行政区划的历史关联，也需敏锐回应时代发展所带来的传承场域变革。

（一）“乡脚”重构与文化空间的嬗变

“乡脚”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中村落共同体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深刻解构。撤乡并镇、行政村合并、村改居等区划调整，剧烈改变了原有镇村间的层级关系。一些祠山庙所在的历史街巷，亦因城市交通建设和区划变迁，逐渐淡出视野成为寂静的街角。这种空间重组催生出信仰文化的双重面向：一是原生性传承圈，以留守村民为核心，在残存的村落网络中延续着祠山祭祀、庙会巡游等传统仪轨；二是再生性文化圈，依托博物馆、市民广场等新型公共空间，通过节庆展演等形式重构信仰符号。两者的连接点在于文旅融合等实践创新。如溧水天生桥博物馆广场的祠山庙会展演，既吸纳原洪蓝镇蒲塘村等传统信众参与，又借助乡村音乐节吸引青年群体。这种“传统仪式—现代场景”的嫁接，标志着祠山信仰正通过新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

（二）社区基础与民间传承的韧性

探讨社区在祠山庙会传承中的作用，需理解其组织基础。传统研究受历史学士绅论影响，常强调社区精英（尤其以财富为重要标识）的作用，然此标准难免偏颇。从组织视角看，结构相对稳定的农村家庭组织，尤其是聚族而居、多世同堂的宗族传统，构成了祠山信仰传承的核心基础。高淳、溧水、溧阳等地的外出务工者多为短距离流动，离土不离乡，返乡频率高，与乡村生活保持紧密联系。这种流动性模式，加之深厚的宗族纽带，极大便利了“老人会”等家族联合体在信仰传承中的独特功能。历经世事变迁的老人，对民间习俗有着更深的理解与实践惯性，成为习俗传承的稳定力量。

高淳老街上的阳老师（化名）年近七旬，精通历史和文物，一段段高淳地方历史在他口中娓娓道来，民俗掌故如数家珍，老街的每一次民俗活动，几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溧水石湫地铁旁的一座不起眼的陆氏宗祠，每年春节时都热闹非凡，祠山菩萨的外出巡游活动伴着锣声鼓点、欢歌笑舞，在四围浅青色的田埂上蜿蜒地行进穿梭，巡游队伍中的跳马灯、舞龙灯是近年来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活动的筹集和安排往往在数月以前，从各类材料的购置到具体的人员安排，无一不井然有序，所有账目及相关细项开支皆以红纸张贴在墙，直观、公开且透明。

随着特色乡村的发展，高淳、溧水、溧阳等传统农耕区中农业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更多乡民可以实现本土就业。个体家庭结构的再次完整将有助于家族关注本土民俗，延续传承谱系。高淳、溧水庙会的参与者大多是本土乡人，跳马灯等民俗活动近年来也增加了不少祖孙三代同台表演的内容，浓浓的血脉亲情在欢快的锣鼓声伴奏中盈满了整个娱乐空间。

（三）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与祠山文化的制度化传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民间庙会传承谱系的维系备受关注，其依托的乡土空间也在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介入与城市化进程中被重塑，形成以公共文化场馆为核心的新型传承场域。

溧水博物馆依托天生桥景区，以明代开凿沟通石臼湖与秦淮河的漕运水道及自然生成的“天生桥”景观为特色，集中展示地方文化。其运河主题展览与祠山文化陈列（图文、影像、实物并举）相辅相成。馆外广场则成为动态民俗展演空间，祠山庙会巡游仪式曾在此上演。古老的仪式锣鼓与景区的现代歌舞表演同台，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观。

溧阳社渚的祠山庙会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依托此契机建立的社渚博物馆，兼具文化陈列展示与企业化运营等综合功能，成为祠山文化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基地。

高淳新年乡村展演常选址于环境优美的大山村，在露天场地集中呈现打铁花、大马灯、跳财神等民俗项目。尽管传统剧目如目连戏在庙会中已少见，但戏曲歌舞表演的核心形式依然在乡村舞台延续，黄梅戏、京剧等剧种及其丰富剧目（如蕴含孝道的《五女拜寿》、歌颂抗战精神的《沙家浜》选段）广受欢迎。民间戏剧本身也在传承中创新：傩戏“跳五猖”的传统阵法（如“破猖阵”“天下太平阵”）融入了武术动作[6]，其富有节奏的步伐甚至能与现代街舞等元素进行跨文化对话，角色设置上亦有变迁，如引入二郎神、孙悟空等更具观赏性的形象[7]。尽管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元，作为仪式核心的乡土守护、丰年祈愿等价值导向依然得以保留。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社课题“江南庙会的文化模式与传承路径研究”（2024SJYB0354）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魏文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史。）

栏目编辑：胡渝宁

参考文献

[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 广德王开河为猪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韩森.变迁之神[M].上海:中西书局,2016:151.

[3]皮庆生.他山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J].历史研究,2007(3):53-71.

[4]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12 祠祀张中丞庙[M]//中国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1.

[6]王露宁,万宝宁.南京历代非物质文化遗产[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62.

[7]蒋全.非遗保护视角下傩戏的活态传承与传播创新[N].企业家日报,202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