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1937年11月29日，侵华日军攻陷常州城，地处常州老城墙附近、运河边的青果巷首当其冲遭遇血洗。侵华日军士兵曾记录下攻城后集体屠杀平民的史实。面对侵略者的肆虐，不屈不挠的常州军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出常州的青果巷人，无论革命家、作家、艺术家、医学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践行伟大抗战精神。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重温他们的抗战事迹。

史良：抗战中的“女中豪杰”

史良(1900—1985)，常州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和妇女运动领袖，故居位于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东首和平南路122号。史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华北危机加剧后，史良联合沈兹九等妇女领袖于12月21日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并担任理事，号召“中国妇女自动组织起来”，通过八项救国纲领，带领近千名妇女在南京路一带示威游行。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任执行委员、常委。同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勾结租界巡捕房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位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在面对国民党诱降和审讯时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毛泽东称赞她为“女中豪杰”。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七君子”终被释放。

1937年11月，史良与郭沫若等人多次应邀为香港各界人士演讲。12月赴澳门进行抗日宣传，与澳门三大妇女团体交流，指导当地妇女参与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史良担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动员妇女参与战地服务、募捐劳军、生产支前等抗日活动，提出“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的著名论断；担任重庆妇女界宪政座谈会主席，提出女性参政比例主张，培训妇女干部。

张志让：为抗日救亡辩护

张志让(1893—1978)，常州人，故居在青果巷86号贞和堂。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七君子”事件首席辩护律师和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战士，他在抗战期间以法律为武器，以教育为阵地，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后，张志让任“七君子”首席辩护律师。他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驳斥指控，创造性地提出“爱国无罪”的辩护观点：“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联合其他20名律师一起拒绝法院企图不公开审理。“七君子”获释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士气。

“七七事变”后，张志让应邀参加蒋介石“庐山谈话会”。他率先发言，慷慨陈词，力主抗日。1937—1938年，在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张志让任设计委员，负责战地宣传工作，发表《国际反侵略大会与中国抗战》等重要文章，宣传抗日思想。

1938年12月，张志让到广西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为抗战输送专业力量；主编抗战重要刊物《宪政月刊》《抗战周刊》等，发表了大量主张民主、团结、抗战的文章。

韦嫈：从抗战宣传到专业作家

韦嫈与艾青新婚合影

韦嫈（音英，1922—？），女，常州人，初中就读于青果巷内的武进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抗战期间创作了《母与子》《野火烧不尽》等作品。她的抗战经历反映了当时知识女性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典型路径，展现了抗战文艺工作者的风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韦嫈毅然投身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任宣传员，参与抗日戏剧演出，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0年，韦嫈转移到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参与文学教育工作，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和宣传。1941年，重庆危急，韦嫈立志抗日，奔赴延安。

韦嫈到延安后，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1942年参加延安分会整风学习，1943年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1944年调至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

解放后韦嫈历任《工人日报》记者，《人民文学》编辑，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天津作协专业作家。

吴祖光：中国抗战戏剧第一人

吴祖光(1917—2003)，武进人，生于北京，祖居在吕景端住宅（青果巷文化记忆馆）范围内。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和社会活动家。吴祖光以戏剧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多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抗战戏剧作品，成为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创作的话剧《凤凰城》是中国第一部以抗日为主题的大型话剧，取材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真实事迹，1938年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引起轰动，成为抗战时期演出场次最多的戏剧作品之一。

1941年，吴祖光应重庆中央青年剧社邀请担任编导委员，创作迎来高峰期。历史剧《正气歌》以文天祥抗元事迹隐喻抗战精神，弘扬民族气节；话剧《风雪夜归人》虽未直接描写抗战，但通过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深刻反映了时代风貌。周恩来曾7次观看《风雪夜归人》，并与创作人员深入交流，对吴祖光说：“你写了一部与抗战大时代无直接联系的作品，但反帝与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1944—1945年，吴祖光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主编，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持续宣传抗战思想。吴祖光积极参与“雾季公演”等抗战戏剧活动，与郭沫若、曹禺、夏衍等著名剧作家一起，为重庆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玉虬：以医术服务民族救亡

唐玉虬(1894—1988)，常州人，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十四世嫡孙，故居在青果巷224号唐氏祠堂（已拆迁）。作为著名中医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在抗战期间以医济世、以诗言志，专业报国，为民族救亡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1937年入蜀后，唐玉虬秉持“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条，在成都设立诊所，以精湛医术服务抗战军民，救治了大量伤员。1937年任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名誉委员，参与中医典籍校勘整理；协助建立中医诊疗规范，提升战时中医救治效率；在抗战特殊环境下探索中医实用技术，服务战时医疗需求。

战乱中，唐玉虬创作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国声集》记录“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史实，如台儿庄大捷、长沙会战等重要事件，并继承杜甫现实主义传统，被认为具有“诗史”价值，1942年获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文学奖。记录入蜀避难经历的诗集《入蜀稿》既写蜀地风物，又抒忧国之情，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战乱中的心路历程，通过个人经历折射全民抗战的宏大历史背景，有力鼓舞了军民士气，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俊：维护战时国家金融安全

赵俊（1910—2010），武进人，生于常州青果巷。12岁入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中国著名凹版雕刻家，抗战期间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货币印制技术资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占领中华书局香港厂，将其用于印刷军用手票。赵俊心系留在工厂版库中的钢版原版，特别是孙中山肖像原版，托朋友冒险取得后转至重庆。

1944年，中华书局在重庆建立印刷厂，赵俊继续主持雕刻工作；此后，他调任中华书局华南印刷厂任厂长，负责印制中央银行钞券，为战时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自己坚持创作，还培养了新一代雕刻人才，为战后中国印钞造币事业储备了技术力量。

赵俊改进的全自动凹版印刷轮转机代表了当时的领先技术。香港沦陷期间，日本印制局专门派人将轮转机拆卸，每拆一机具都摄影留作记录，偷运回日本研究。战后赵俊与盟国驻日机构接洽，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将轮转机收回，保护了国家重要技术资产。

战后赵俊清查版库，发现其师沈逢吉所刻的伍廷芳博士肖像等4块原版遗失。这些原版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40年后，赵俊仍千方百计托人打听被日本人偷走的原版下落。

杨守玉：抗战中坚持艺术创新传承

杨守玉(1896—1981)，常州人，1912年考入青果巷内的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现代著名工艺美术家、乱针绣创始人。杨守玉以工艺美术为武器，通过艺术创作、教学传承和文化交流等方式，为抗日民族救亡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1940年，杨守玉创作了著名的《罗斯福绣像》，作品采用她独创的乱针绣技法，融入西方绘画技法，以交叉分层施针法表现油画光影效果，开创了刺绣艺术新境界。抗战胜利后被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现藏于美国国家美术馆，成为中美抗战友谊的象征。

杨守玉大胆突破传统，创作《少女与鹅》和《出浴》两幅女性裸体作品，以艺术形式挑战封建思想，呼应抗战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她将西洋画册中的素描技法融入刺绣，为抗战主题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段。

1940年，杨守玉应邀担任重庆国立艺专绘绣科主任，系统教授乱针绣技法，培养了大批工艺美术人才，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广泛传播，被称为“沙磁乱针绣”，成为重庆特色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