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更是一面流动的镜子，映照出无数官员的宦海沉浮与时代的兴衰变迁。提起权臣严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是一位大奸臣，但《明史》还称其“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以此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底。严嵩留下的几部行旅日记——《北上志》《西使志》《南还稿》，构成了一份极其珍贵而细腻的“运河浮生录”，得以从中窥见其命运的转变。

严嵩画像

希望的航道：正德十一年的《北上志》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二十五日，江西分宜大雨初歇。居家已久的严嵩告别亲友，登舟启程，目标直指北京。此刻的他，心中交织着对故土的留恋与对重返政治中心的憧憬。这段旅程的记录，便是《北上志》。

他的航线大致向东进入浙江，再转入京杭大运河北上。旅程伊始，沿途风光与严嵩轻快的心境相得益彰。“云日澄朗，江流盛涨，风顺舟驰”，他笔调明快，充满希望。四月二十二日，行至广信，水道渐涸，行船不易，次日降雨，水涨易行，严嵩感叹人事变幻不可预料，成为他官场起伏的写照。

严嵩走走玩玩。进入浙江后从衢州沿水道一路经过龙游、兰溪、桐庐、富阳，五月初二日便波过钱塘江到达杭州。严嵩在江南一带逗留了半月，走访旧友。

杭州拱宸桥

五月十八日，他从嘉兴沿着中国大运河向北航行，运河行旅就此开启。五月十九日，严嵩到达苏州。苏州为江南文人渊薮，园林、书院群聚，严嵩在此停留了五日，访友的同时等待换船继续北上。此时江南已经进入夏季，天气湿热，严嵩在流连的同时不免心生抱怨。五月二十六日，严嵩从苏州出发，经过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准备渡过长江。六月初一，无风，长江波平如镜，严嵩先游览了镇江的金山，品尝了寺僧准备的食物和茶，赞不绝口。之后顺利渡江到达对岸瓜洲，停留一晚，次日抵达扬州，严嵩在扬州逗留了一晚，四日从扬州出发。

然而，自扬州以北，运河逐渐展露其严酷的一面。在邵伯湖，严嵩遭遇“雷电交加”；在高邮，再遇猛烈风雨。淮安一带，“淮水涨溢，濒河民舍淹没，茫无畔岸”。航船不仅需要河夫挽纤，艰难逆行，更可怕的威胁随之而来——疫病。同船小夫连续病倒，舟中人人自危，严嵩不得不沿途购药解毒，安抚人心。

淮安御码头

邳州以北情况亦未改善，漕船集于航道，相互争斗不绝。严嵩经历河道险阻，舟中疫病，劳顿不堪，早已没了出发时的轻松。此后的记录越发潦草，除了与地方官员的会面，几乎不见游赏、访友的记录，一心只求速行。六月十九日，到达沛县，两日后到了济宁。

山东段航道，麻烦接踵而至。漕船云集，严嵩的小舟穿行其间，险象环生。在青县北面，风雨突至，小舟在岸边漂荡整夜，惊心动魄。七月五日，严嵩一行到达天津。临近京城，盗匪又成心腹大患。在杨村驿，传闻有寇焚烧抢劫，严嵩一行吓得夜不能寐，轮番守夜。通州的和合驿，同样盗匪传言四起，令途经者惴惴不安。七月十一日，严嵩终于到达北京东面的张家湾，结束了中国大运河的旅程，严嵩如释重负。

从五月十八日由嘉兴发舟，到七月十三日抵达北京，严嵩的运河行用了将近两月，回首一路艰辛，他不禁感叹：“古谓路难，信哉！”这条运河，对他来说，已不仅是地理通道，更是其仕途起点的隐喻，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北京燃灯塔

观察与转折：正德十三年的《西使志》

仅仅两年后，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严嵩作为副使，再次踏上了运河之旅，此行目的是前往广西等地册封宗藩。这次的记录《西使志》，笔调较前次更为沉郁，观察的视角也从个人感受更多地转向社会民生。

南下的航道，艰辛有增无减。蚊虫叮咬、暴雨闷热、湍流险境、驿站空颓、盗匪疑云……这些熟悉的困难再次上演。但严嵩的笔触，开始更深地触及帝国的肌体。

泰安戴村坝

临清，严嵩称此地为“南北要冲”，并深感治理之难。此前因传言正德皇帝将南巡路过此地，导致民众逃窜躲避，一片纷乱，这皇家威仪对地方秩序的冲击在运河航程中并不罕见。在汶上，他亲眼见到运送巨型楠木往北京的船队，“最粗可有五十尺”，从伐木到运输耗费数百金。严嵩的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对帝王奢靡、劳民伤财的不满。

旅途中的一次私人探访，更增添了严嵩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在东昌（今聊城），他拜访恩师敖山故居，只见“堂屋衰败，只剩土屋两间”，子弟纨绔，家道中落。见此情景，严嵩不禁泫然泪下。这一场景，仿佛是对其家族未来命运的一次残酷预演。

当然，运河也并非总是险阻与悲情。行至南旺湖时，他记录下“湖两堤垂柳依依，湖上渔民和游客来往穿梭”的怡人景色，这成为酷暑长途中的一丝慰藉。待到徐州，眼前又现灾情。

水患是明代苏北的痛疾，随着明代黄河主流的进一步南移，苏北徐州、丰县、沛县等地水患频仍，严嵩于八月七日出徐州，进入宿迁，宿迁与淮安之间的桃源、清河等地，河道交织，亦常常遭受水患困扰。严嵩见河流滥溢，无边无际，心中惊惧不已。

过了淮安南面的宝应，运河与湖面并行，风光旖旎，此前在汶上县南旺湖所见美景再现。水天一色，延绵无际，渔艇在波中上下翻飞，仿佛画中景致。这是舟入江南的序曲，此后两日，严嵩经过界首、高邮。八月十二日，严嵩路过邵伯镇，只见途中禾黍盈畴，荞麦缀花，秀丽可爱，他在日记中感叹“到此始是江南景矣”！

邵伯斗野园

自邵伯以南，本应是河道平缓，但此时运河干涸，扬州前后船队积压，且走且停。八月十七日严嵩的船队才到长江边，在瓜洲改换船只以便继续前行。此后，他过江至京口，沿着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一线继续南下。九月初二抵达杭州，中国大运河的旅程至此结束。从七月七日登舟算起，全程耗时将近两月，与两年前北上所费时日相当。

更具戏剧性的是，完成使命后，严嵩并未返京，而是回到了家乡分宜，开始了第二次归隐。次年，震惊朝野的“宸濠之乱”就在其家乡附近爆发。这次沿运河的南下与归隐，仿佛是一次命运的安排，让他避开了京城可能卷入的政治漩涡。

凄凉的归途：嘉靖四十一年的《南还稿》

时光流转，严嵩在嘉靖朝登上权力巅峰，权倾天下近二十年。然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迈的他终为皇帝所厌弃，被逐出北京。他再次沿着那条熟悉的运河南下，并将此次行程的诗歌记录命名为《南还稿》。

这一次，航道依旧，心境却已天壤之别。严嵩的诗中充满了对皇城的眷恋、失意的悲凉与无奈的自我安慰。运河，这条曾承载他雄心与抱负的希望之路，此刻成了他政治生命终结的送别之路。他不断呼唤的“天恩”，并未给他留下最后的体面。

宿迁骆马湖晚霞

严嵩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嘉靖四十四年（1565），其子严世蕃被诛，严家遭到彻底清算。次年四月，严嵩在痛苦与幻灭中去世。运河，见证了他从踌躇满志的青年官员，到沉郁观察的使臣，最终成为凄凉落寞的失势老臣的全过程。

大运河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交通枢纽，也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通道，更是无数个体命运的交汇之处。严嵩的三次运河行旅日记中，不仅有个人的宦海浮沉，更是一幅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态长卷。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得以窥见：一条运河，如何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盛衰与无数人生的悲欢。

来源：删改自《文人日记中的大运河》 贺晏燃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