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前

在民国文坛的星空中，“江南才子” 卢前的名字，既与诗词曲赋、戏剧史论相连，更与一段民族苦难的记忆紧密交织。这位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学人，在人生最后的五年时光里，放下笔砚间的风雅，以方志人的担当为刃，在历史的尘埃中打捞真相，为南京大屠杀留存下不可磨灭的实证。

1905 年，卢前生于南京，原名正绅，字冀野。1926 年从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以深厚的学养成为文学与戏剧史领域的名家，散曲、诗词、剧本创作颇丰，“江南才子” 的美誉传遍文坛。

但这位才子的心中，从未只有风花雪月——抗战的烽火燃起时，他挺身而出，任职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礼乐馆，更主编《民族诗坛》，以韵体文字为号角，弘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士气。南京沦陷后，故土的劫难让他痛彻心扉，《南京陷期书愤》《忆江南・忆南京》《廿六年十二月十五夜望月时南京即陷赋此志感》等诗词，字字泣血，将对家乡的眷恋与对侵略者的愤恨熔铸于笔端。

卢前笔迹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南京，自此开启了人生最后五年里至关重要的事业——投身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主持南京市通志馆（后改组为文献委员会），以方志人的坚守为这段惨痛历史留存实证。

1946年3月，卢前被遴选为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同年6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他与副议长陈耀东，参议员伍崇学、傅选青、凌遇选等共同担任委员，正式踏上史料收集之路。

彼时南京方志已“阙焉失修者逾七十年”，兼之战火摧残导致文物湮没，当年冬季，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南京市通志馆。11月8日，南京市通志馆组织规程公布，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南京市政府为征集本市文献史料、编修市志、辑编忠烈事迹及保管古迹等事项起见，设置南京市通志馆。11月10日，南京市通志馆正式设立，卢前出任馆长，伍崇学、任治沅任副馆长，馆址定于夫子庙泮宫155号的青云楼——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十四年的古楼，曾是江宁县教育会，沦陷后沦为茶社歌场，如今在卢前的主持下，更名为 “征献楼”，成为打捞历史记忆的圣地。

夫子庙学宫前大门牌坊上书“东南第一学”，民国时期南京市通志馆也在学宫内

上任伊始，卢前便以雷霆之势开展工作。他凭借参与罪行调查的经验，在《中央日报》发布《征集死难市民忠烈事迹通告》，呼吁民众提供线索，无论节略还是口述，皆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南京市通志馆启动《南京文献》的编纂工作，该刊每月一册，收录方志、遗著、未刊稿、掌故等内容，其中专门纳入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相关记载，成为其中最沉重也最珍贵的篇章。

影印出版的《南京文献》

1947年1月，《南京文献》第1号印行，共收录文献4篇。卢前特意邀请邻居旧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陶秀夫撰写《日寇祸京始末记》，文中不仅揭露日军暴行，更饱含个人血泪：陶秀夫的堂弟、侄子遭日军杀害，其位于南京城南剪子巷6号的住宅也被日军用硫磺弹焚毁24间。陶秀夫在文中写道：“即以作者之本身言，房屋毁矣，生产尽矣，垂老之身，抗战时已为日寇所残矣。吾之堂弟为日寇枪杀矣，犹子为日寇掷于水而淹没矣。吾之一人如是，则类于吾或甚于吾者更不知凡几也。以余之不文，承通志馆长命撰文以记此南京日寇之惨劫。吾知挂一漏万，实不足以穷尽日寇魍魉之形。”卢前作为陶秀夫的邻居，其位于剪子巷住宅内原藏有数十万卷书籍，多为其祖云谷太史所遗留的旧籍，因不便携带，悉数遭日军焚毁、劫掠。

此后，《南京文献》接连推出重磅史料：

1947年3月，《南京文献》第3号出版，特别刊登南社社员陆咏黄的遗作《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陆咏黄，名旋，字连寰，南京人，沦陷前曾任南京市孝陵区区长兼市政府统计股主任科员。1937年11月，因病辞职，于江浦养病。南京沦陷7个月之后，他返回城中，滞留近1年，将所见所闻记录笔下，并于1941年初冬整理成文。1944年4月，陆咏黄病逝于重庆。卢前与陆咏黄早年即为世交，对其子陆玄南尤为痛惜，陆玄南抗战期间在南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后不幸被日伪逮捕，1940年11月19日牺牲于雨花台。卢前曾在《东望南京》中写道：“三忠祠外，今年添上了我们一位老弟陆玄南烈士的血迹。”

1949年2月，《南京文献》第26号，也是最后一期出版发行，转载了蒋公毂遗作《陷京三月回忆录》。蒋公毂在南京保卫战期间任守军野战救护处军医，陷落后避难城中，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9年，该日记曾以《陷京三月记》为书名编印出版。

1947年4月4日，南京市通志馆为充实抗战史料，再次启动征集工作，致函南京市参议会称“本馆收到抗战史料无多，希贵会协助广收材料，送下编纂”。

1948年1月，南京市通志馆改组为南京市文献委员会，设编纂、采集、总务3组，卢前任主任委员，伍崇学、任治沅分任副主任委员。除继续编纂《南京文献》外，更启动《南京日志》编纂，明确记录下 1948 年 1 月 26 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伏法的史实，以及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十一周年纪念日的相关情况，以日志形式将历史节点固化。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卢前著作四种

南京解放后，卢前虽离开文献委员会，却未停下脚步。他深知，作为方志人，留存日军罪行史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友人谌观谨向他展示记录国际安全区见闻的《牛鸡野话》时，他如获至宝，借取副本计划编入 “丛刊”；他更呼吁将侵华文件汇编成册，对未留下文字记录的幸存者开展口述采集。彼时，他已收集多部史料，却清醒地认识到 “此详彼略，或偏重难民区，或详于奸杀，或详于劫掠”，单凭零散记录无法还原全貌，更驳斥 “相隔未久不怕失考” 的错误认知，强调 “越是近岁越不容易掌握，必需有较多的资料才可见出真相来”。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1951年4月17日，卢前因病逝世，这项极具远见的史料整理计划未能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在卢前人生最后的5年光景，他依然以文人的良知与方志人的专业，为南京的地方志编纂与南京大屠杀史料留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功绩亦随这些珍贵史料一同，成为历史记忆中不可忽视的一页。

如今，《南京文献》中的一篇篇史料，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苦难的历史；征献楼的青砖黛瓦，仍镌刻着卢前的坚守。这位 “江南才子”，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文人，从来都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真正的历史记忆，也正因有了这样的守护者，才得以跨越时空，警示后人。

作者：唐恺

1986年生，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南京市地方学会、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员。在《档案与建设》《日本侵华史研究》《南京学研究》《南京史志》《钟山文化研究》《金陵警坛》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