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13日，南京城总会被一种深沉的肃穆笼罩。凄厉的防空警报划破长空，回荡在秦淮河畔、紫金山麓，也回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底。这是国家公祭日，是缅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日子，是铭记民族伤痛、捍卫历史真相的日子。在那段血与火交织的黑暗岁月里，30 万手无寸铁的同胞惨遭侵华日军屠戮，南京沦为人间炼狱。然而，在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绝境中，总有一些身影挺身而出，用勇气与担当为绝望中的同胞撑起一片求生的天空。

许传音，这位留美博士、国民政府铁道部官员，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他放弃了避难的机会，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的双重身份，在屠城的血雨腥风中书写了一段跨越生死的人道主义传奇，更以毕生之力搜集罪证、出庭作证，让侵略者的暴行昭然天下，成为历史正义最坚定的捍卫者。

许传音（1884—1971）

学贯中西的铁道专家：危难时刻的坚守抉择

许传音，字澄之，1884年10月6日生于安徽贵池，父亲许郁斋是当地一个教会的管理人员。他天资聪颖，自幼接受西式教育，13岁被送到南京求学，考入汇文书院成美馆（金陵中学前身），后升入汇文书院大学部。1905年，许传音获得农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15年获金陵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许传音获得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17年学成归国，成为当时中国铁路领域屈指可数的顶尖人才。

许传音（右一）与家人在老家合影

归国后的二十年间，许传音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铁路事业紧密相连。他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国民政府铁道部，历任胶济铁路管理局邮政司司长、铁道部营业司司长、湘桂黔专员等职，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主讲《货物运输》等课程。作为铁路管理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编译、撰写了《德国旅客运输之状况》《运价适当论》《中国铁路联运业务发达纪略》等数十篇专业论著，发表于《铁路协会会报》《铁道公报》《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等核心刊物，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28 年，许传音举家定居南京，过上了安稳优渥的生活。彼时的他，已是功成名就的政府高官、学界泰斗，拥有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与家庭财富。然而，平静的生活在 1937 年被侵华日军的铁蹄彻底击碎。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华东地区。12月初，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仓促迁都重庆。

尽管家产都在南京，且已上了年纪，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为了减少日军轰炸和骚扰，许传音在自家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的旗帜和世界红卍字会的旗帜。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两面旗帜不仅保护了他的住宅，更在不久后成为无数难民的 “救命符”，而他自己，也将从一位铁道专家，转变为拯救数万同胞的人道主义战士。

安全区的 “住房总管”：为二十万难民撑起庇护所

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城即将沦陷的危急时刻，由西方传教士、商人及中方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12月4日发布《南京安全区宣言》，旨在为平民提供临时避难场所。凭借深厚的学识、流利的英语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许传音受邀参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住房委员会主任，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

当时，南京安全区仅建了25个难民营，却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的难民。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合理分配住房，让每一位难民都能有安身之所，成为摆在许传音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校园难民所里的妇女和儿童

为了摸清安全区内所有可用房屋的情况，许传音立刻组织团队展开全面调查。国际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写道：“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住房委员会。安全区分了八个小区，每个小区都设有一个办事处，仔细调查可用空间，尽量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私人住宅明显趋于饱和时（这是通过严格计算住宅面积而检测的结果），更大的建筑在监管下逐步开放，力图在一幢建筑被占满之后再开放另一幢。避免分配不均，确保无人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利。”

住房分配只是第一步，难民营的管理更是千头万绪。20余万难民来自各行各业，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相互间贫富悬殊，素质参差不齐，极易引发冲突与混乱。许传音深知，有效的管理是难民安全的重要保障。他亲自挑选、派驻有能力的管理者，为每个难民营配备主管及助理，其中既有教会学校的教职工，也有热心公益的市民。在他的统筹协调下，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机构纷纷开放校舍，成为难民的主要收容点，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收容了上万名女难民。

南京沦陷期间，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成为女难民的栖身之所。

更令人动容的是，许传音将自己的家也变成了难民收容所。1937年12月中旬，日军占领南京后，曾一度强占了他在峨嵋路7号、9号的住宅，将他赶出家门。经过与日本驻华使馆的艰难交涉，许传音终于将自己的房屋要了回来。他没有选择独自居住，而是立刻将这两栋二层洋房全部开放，收容了大批难民。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和红卍字会的旗帜，加上他本人的特殊身份，让这里成为安全区内最安全的避难场所之一，无数难民在这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与屠杀。

红卍字会的 “救援先锋”：在血火中传递生的希望

南京沦陷后，日军的暴行愈演愈烈，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难民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由于许传音的英语好，而当时的世界红卍字会缺乏通晓英语的人才，为了与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做好难民的救济和保护工作，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的硝烟战火中，许传音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身兼两职的他，从此承担起更沉重的救援使命。

世界红卍字会是当时中国重要的慈善救济组织，作为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救济难民的方方面面：阻止日军暴行、记录罪证、开办粥厂、筹集物资、掩埋尸体，每一项都充满了生命危险。

日军进城后，经常闯入安全区抓捕难民、实施强奸与抢劫。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许传音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凭借自己的身份与英语能力，或直接与日军交涉，或联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尽力保护难民的安全。为揭露日军暴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专门收录日军暴行案例，共编录 470件有完整序号的档案，其中5件注名为许传音报告。在拉贝日记中，也多次提到许传音报告的暴行，包括日军抢劫他的住所、闯入民宅强奸妇女、枪杀平民等惨案。 这些冰冷的文字背后，是许传音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铁证，是日军暴行的真实写照。

在许传音陪同下，约翰·马吉拍摄的夏淑琴一家受害后的照片。

除了阻止暴行、记录罪证，解决难民的温饱问题是另一项紧迫的任务。当时，日军为了迫使安全区崩溃，故意断绝米煤供应，20 余万难民面临断粮的危机。许传音与红卍字会的同仁们四处奔走，一方面与国际委员会合作，在五台山、金陵大学开办粥厂，为难民提供热粥；另一方面，他亲自筹划粮食运输，冒着生命危险出城采购或交涉存粮。

魏特琳（左一）与金女大红卍字会粥厂的工作人员（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设置在安全区难民收容所的粥厂在施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许传音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缘奔波。他既要面对日军的枪口与刺刀，又要承受目睹同胞惨死的精神折磨，一度感到身心俱疲。但每当看到难民们期盼的眼神，他便又重新燃起斗志，在血火交织的南京城里，为同胞传递着生的希望。

尸山血海中的 “收葬者”：四万三千具遗骸的无声见证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城内及城郊制造了无数惨案，无数平民被杀害后抛尸街头、江河、山谷，尸体堆积如山，不仅惨不忍睹，更极易引发瘟疫。掩埋遇难同胞的尸体，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这项艰巨的工作，主要由世界红卍字会承担。作为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组织者与推动者。

1937年12月14日起，也就是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红卍字会便开始在国际委员会的安排下，组织掩埋队收殓尸体。

许传音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陈述：当时在南京的中国慈善组织仅红卍字会一家，便掩埋了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同胞尸体4.3万具。

许传音回忆道：“日军入城后秩序很乱，见人就杀。十三日到红卍字会来商议掩埋遇难者尸体，发给通行证，要我们去办。在十四、十五两天，我会同日军当局到各处查看。从宁海路到太平路，经中华路到中华门，我亲见中华路两旁尽是尸体，数不胜数。尸体位置不一，有俯、有仰、有跪，可见日军见人就用枪击或刺杀将人枪杀。”

眼前的惨状让许传音悲痛万分，也更坚定了他掩埋尸体、记录罪证的决心。他组织红卍字会掩埋队，动用卡车前往城内街巷、城郊江边、山丘旁收殓尸体。由于尸体数量庞大，且大多已经腐烂，掩埋工作异常艰苦。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常常将平民枪杀后，用长铅丝捆住尸体，如穿鱼般串联数十人，再抛入江河之中，给收埋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部分记录

据统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世界红卍字会共掩埋遇难同胞尸体43071具。这个数字，是许传音与无数掩埋队员用汗水与勇气换来的，是南京大屠杀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多年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许传音郑重陈述：“当时在南京的中国慈善组织仅红卍字会一家便掩埋了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同胞尸体4.3万具。”这句话，如重锤般敲击在每个法官的心头，成为审判战犯的重要依据。

1938年9月23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红十字会临时急赈联合会全体职员合影。

为了加快掩埋进度，许传音还利用自己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身份，从西方友人处争取到3000元掩埋费用，用于增雇民夫。“除原有队员、伕役照常工作外，复添雇临时工役进行工作，每名每日四角，以二百名为限”，红卍字会的报告中这样记载。在许传音的统筹下，掩埋工作有序推进，不仅让遇难同胞得以安息，更有效阻止了瘟疫的爆发，保护了存活难民的生命安全。

1938年4月，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暨金中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员合影。其中第一排左起第11位为许传音先生。

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及南京9区区长召开第六次联席会议的签到表。

1938年2月，约翰·拉贝奉命回国时，南京各界人士到机场欢送。

法庭上的 “正义之音”：让战犯难逃历史审判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许传音而言，这场胜利不仅意味着民族的解放，更意味着为遇难同胞讨回公道的时刻终于到来。由于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目睹日军种种暴行，且掌握着大量第一手证据，许传音成为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证人前往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

1946年7月，许传音作为国民政府第一证人的身份出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十分详细地陈述了日军的暴行。

由于远东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制进行审判，审判程序严谨，对证人的讯问与交叉询问异常严苛。当时已62岁的他，不顾年迈体弱，面对日军战犯辩护律师的诘难毫无畏惧，长达2万多字的证词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详备而精确，在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罪行的过程中，扔下了重磅炸弹。

1946年7月26日，在“中央社”关于许传音出庭作证的报道中，专门提及了许传音作证后，因为太过残忍没有被远东军事法庭记录在案的证言。

在证词中，许传音详细描述了南京沦陷后的惨状：“日军进城后，非常粗暴和野蛮。他们疯狂射击所见的任何人——不管是从他们面前跑过去的，还是在街上遇到的，或是四处闲逛的和从门缝中偷看的，都不免一死。南京陷落第3天，我看到尸体遍布，有些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有些像刚死去前一样躺着，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缩着，有的侧卧，有的仰面躺着，这些人或遭到射击或遭到谋杀。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日军的所作所为。我沿宁海路至太平路、中华路到中华门，沿途数到的尸体就有 500 多具……我发现这些尸体没有一个是穿制服的——没有一个是士兵。他们都是老百姓，老老少少，妇女儿童。”

日军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试图通过狡黠的质问歪曲事实，但许传音义正词严，逻辑严密地一一反驳，让伊藤无从下手，最终不得不结束质问。许传音长达 2 万多字的证词，内容详实、证据确凿，成为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罪行的关键证据。最终，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许传音之孙许以立提供）

从东京归来后，许传音并未停下追寻正义的脚步。1947年，他两次出席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为审判南京大屠杀元凶主犯谷寿夫作证。

叶在增（右一）、石美瑜（右三）、许传音（右四）等人在南京中华门挖掘“万人坑”后合影。

1月25日，他在中华门外第十一区公所内所开临时调查庭上，许传音详细陈述了日军进城后的暴行以及红卍字会的掩埋工作；2月6日，在励志社举行的公审大会上，他再次出庭作证，亲手呈交了红卍字会埋尸43071具的统计表，并与法官一同前往中华门外“万人坑”挖掘被害者尸骨，用实物证据驳斥了谷寿夫的狡辩。

谷寿夫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接受审讯

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许传音的两次出庭作证，为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提供了关键证据，让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难逃历史的严惩。他用自己的勇气与担当，为30万遇难同胞讨回了公道，彰显了正义的力量，也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永远定格在历史档案中，不容篡改。

晚年的沉默坚守：历史不会忘记的民族脊梁

战后，许传音被委任为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退休。他回到南京峨嵋路9号的家中，过上了低调平静的生活。晚年的他靠出租房屋为生，鲜少向他人讲述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或许是那段记忆太过沉重，或许是他生性淡泊名利。

许传音与孙辈在南京鼓楼亭菊花展合影

他在院子里养了羊、鸡、鸽子，栽种了枣树、柿子树、枇杷树、樟树等树木，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孙女许以立回忆道：“鼓楼亭每到秋天会举办菊花展，爷爷带我们爬到上面照相。他还经常不自觉地就冒出一串英语，有时会教孩子一些英语单词。”院子里的房客来自各行各业，有教钢琴的老师、有眼科医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家相处融洽，谁也不知道这位和蔼的老人，曾在历史的洪流中写下过如此波澜壮阔的篇章。

晚年许传音

1971年9月24日，许传音去世，享年88岁。后辈将其骨灰安葬在黄金山公墓。

历史不会忘记英雄。2007年10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许传音逝世36周年之际，他的骨灰被迁葬至南京雨花台畔的功德园“名人园”，并安放了他的纪念铜像。他的墓地紧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墓地，两位为历史真相奋斗一生的老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伴相守。众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研究南京大屠杀专家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献花致祭，向这位民族脊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许传音的一生，是学贯中西、报效国家的一生，是临危不惧、拯救同胞的一生，是坚守正义、捍卫真相的一生。在南京大屠杀的黑暗岁月里，他放弃了个人安危，用自己的学识、身份与勇气，为 20 余万难民撑起了庇护所，为 4 万余名遇难同胞料理了后事，为历史审判提供了铁证。他如同一束微光，在人间炼狱中照亮了生的希望；他如同一座灯塔，在历史的迷雾中指引了正义的方向。

30 万遇难同胞的生命，是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许传音等英雄的事迹，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铭记许传音，不仅是因为他为南京大屠杀的救助与审判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因为他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正义担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在这个庄重的公祭日里，让我们向许传音致敬，向所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贡献的英雄致敬，向 30 万遇难同胞致以最深切的缅怀。

愿正义之光永不熄灭，愿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张铭，男，1964年生，江苏丹阳人。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金陵中学历史教师。南京历史学会理事，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第二批“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从教38多年，教学之余，关注校史和校友会工作，校史文章数十篇，著述有：《钟楼记忆——文化、校园、人物》《金陵中学校史纲要》《金陵中学师生抗战史话》等，参加南京市档案馆编辑《南京近代教育档案——南京市私立金陵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