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开始，杨廷宝应邀到中央大学（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该大学从南京原址暂迁至重庆沙坪坝）建筑系担任兼职教授。1949年1月起，他成为中央大学建筑系（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专职教授，直至逝世。1955年，他被首批遴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是建筑学科一级教授。杨廷宝在南京建筑设计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始于抗战结束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后的1946年。此后20多年间，他在南京有33项设计作品，如公交新村、正气亭、国际联欢社扩建工程、招商局候船厅及办公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

火车站

1947年，为适应战后运输需求并改善残破的站场设施，国民政府对下关火车站（时称南京车站）启动扩建工程，这项任务由杨廷宝主持设计。

▲1947年改造后的南京车站

当时，扩建工程在原站房基础上进行，采用“逐段施工”策略，既保留并利用了部分既有结构，又确保了车站在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扩建后的站房展现出鲜明的现代建筑风格和实用理念。整体平面呈“U”字形布局，围合原有建筑，南北两翼为二层，西侧立面以五孔13米高的拱形大门作为主入口，通向高大的候车大厅，视觉效果宏伟壮观。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功能分区明确：南侧布置行包房、售票处；北侧设置贵宾室、邮件转运室等，流线清晰，互不干扰。

内部装修选用花岗石、柳枝木等高档材料，还曾在南北楼顶设计屋顶花园，设施先进，其规模与豪华程度在当时全国铁路站房中位居前列。这一设计不仅提升了车站的容量与效率，也成为杨廷宝将西方现代建筑手法与中国实际需求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公教新村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人员从陪都重庆返回南京，引发了严重的房荒。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政府决定抢建五处“公教新村”。由于战后资金有限，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杨廷宝承担了设计工作。他并未因公教新村标准简易、造价低廉而轻视，凭着建筑师的责任感，精心推敲方案，根据五处新村不同的地段位置、地界形状和面积，分别进行规划布局，力求精打细算地利用每一块用地，并设法增加户数，以帮助更多人解决燃眉之急。

建成的公教新村，集中体现了杨廷宝以人为本、务实高效的设计理念。户型方面，他制定了甲、乙两种标准设计，其中一梯两户的乙型房，每户居住面积分别为27平方米和39.5平方米。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他仔细斟酌尺寸，极力压缩楼梯和结构所占面积，使得“房内几乎没有纯交通面积”，有效使用面积系数达到了极限。

功能和流线方面，他在入口设置玄关，兼顾存物和遮挡视线；厨房独立于主体建筑北侧，避免油烟和噪声影响朝南的主要居室；浴厕与厨房毗邻，集中布置管道以节省成本和空间，同时其门紧邻卧室，方便使用。甚至一些边角空间也被充分利用，设计成贮藏空间。

▲留存的公教二村乙型住宅楼

公教新村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设计展现了杨廷宝深切的社会关怀、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务实的创新精神。

研究院

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建筑群，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将西方现代建筑手法与中国传统风格相融合的典范之作。

建筑群位于南京鸡笼山脚下（现北京东路39号），毗邻鸡鸣寺。杨廷宝先生为中央研究院设计了包括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在内的多座建筑。

▲总办事处大楼

建筑群依山就势，整体沿着一条轴线布局，与背后的鸡鸣寺古建筑群形成和谐的关系。建筑风格采用“仿明清宫殿式”，即在现代建筑体量上运用中国古典建筑元素。这一风格是杨廷宝先生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重要实践。

▲地质研究所大楼

建筑群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三层，单檐歇山顶，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瓦。而地质研究所大楼则采用蓝色琉璃瓦单檐庑殿顶。建筑的屋顶装饰有脊兽，其数量根据建筑的体量、等级确定。建筑群的外墙上部为清水青砖墙，下部采用水泥仿假石粉刷，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绝妙融合。

在杨廷宝先生1982年12月逝世前的10年里，他除了花大量精力培育人才外，还参与了4项设计，分别是大校场南京民航候机楼、雨花台红领巾广场、雨花台烈士纪念碑、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节选自《南京史志》2012年第二期《杨廷宝与南京城市建筑（一）》，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