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传入中国之初,江苏人怎么编年鉴?
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形式的年鉴传入中国,并为政府部门、学界、实业界所接受,中国年鉴进入初创探索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国年鉴进入相对快速发展时期,部分政府部门、民营出版机构、学校、研究机构等纷纷创编年鉴。根据李维民、肖东发主编的《中国年鉴概览》统计,这段时期出版的年鉴数量有47种,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年鉴热”。
1930年10月,在县长黄蕴深的主持下,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编印了《吴县》。1931年,又编印了《吴县附刊》(以下简称《附刊》)。1930年4月,江苏省政府出于紧缩开支的考虑,裁撤了苏州的市级建置,复并入吴县,原市区范围被划为吴县的三个区。《附刊》记录的就是这几个区的情况。
《吴县》及《附刊》封面图
《吴县》及《附刊》虽然未以年鉴命名,但通过与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进行比较,对文献文本内容进行研读,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可认定这两部民国文献具有现代年鉴的属性,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苏州地区现代年鉴的雏形。
一、《吴县》及《附刊》概况
《吴县》由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于1930年10月铅印,调查时期自1929年11月起,1930年6月止。书中设题字、摄影、序文、沿革、舆图、党务、地方自治、公安、农林、工商、教育、建设、司法、经济、卫生、交通、水利、文物、土地、物产、社会、官署、古迹名胜、宗教寺庙、慈善救济、其他、附载,共27个类目。该书门类齐全,归类得当,内容丰富,记事翔实,正文运用了大量的表格,配以统计示意图。《附刊》仍由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于1931年印刷发行,是《吴县》续编。全书共设16个类目,分别是题字、摄影、序文、舆图、城池考、地方自治、公安、农林、工商、教育、慈善救济、宗教寺庙、古迹名胜、官署机关、社会、其他。全书图表丰富,资料性极强。
两书都是在县长黄蕴深支持下编纂的。黄蕴深(1872—1953),字宗麟,号云深(僧),闵行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国,1929年8月任吴县县长,1931年 7月辞任。黄蕴深上任后,因吴县辖域辽阔、社会复杂,没有调查专职,导致“莫能究诘于文化之开通,实业之展布,政令之刷新,建设之计划,以及其他丛杂事项,殆难呈因时制宜、因地致利之良果”,于是设立社会调查处,委托乔增祥主持其事。吴县社会调查处,属于社会调查机关,宗旨是“使全县行政建设有切实之统计”,主要工作是“综集全县民权民生之状况资为施政之矩步”,隶属于吴县县政府。调查处共六人,主任兼编审、制表,书记员兼收发,事务员兼会计,技术性人员中绘图员兼画表、统计员兼校核、调查员兼摄影,每个成员都身兼数职。
《吴县》及《附刊》均由吴县社会调查处负责编制。《吴县》由乔增祥主纂,梅成分纂,袁廙台校订,张世真、陈传禄为图表统计,陆钦、顾洪元、张宗玉、姚季璜缮抄。《附刊》由乔增祥任编辑主任,黄汝奎、陆贵钦校订,张世真、顾肖虎为统计图表员,张宗玉负责采集调查,张文载负责户口统计。
二、《吴县》及《附刊》的年鉴属性
1912年,中国自主编纂的第一部国际性综合年鉴《世界年鉴》出版,标志着中国年鉴的正式诞生。1924年,第一部省级综合年鉴——由省长韩国钧题名,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的《江苏政治年鉴》出版;1926年,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县级专业年鉴——由张謇题名并作序的《南通县教育年鉴》印行;1927年,第一部县级综合年鉴《武进年鉴》刊行。政府推行统计调查和编纂统计年鉴的主张,以及公私团体机构统计调查的开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直接推动了各类年鉴的编纂。[1]《吴县》及《附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张一麐给《吴县》作的序中,提到书名的由来,“吴县邑侯黄公云僧下车经年,政成多暇,设立社会调查处,使全县行政建设有切实之统计,其为目十有四,至纤至悉,不出户庭而得全县之状况,即以县名名其书”。书名由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题写。同一时期,无锡县出版《无锡年鉴(1930)》,尽管《吴县》及《附刊》名字中并没有含有“年鉴”“概览”“年刊”“年报”等字眼,但从资料性、年度性、史册性等方面已展现了其年鉴属性。
《吴县》及《附刊》编纂团队图
(一)《吴县》及《附刊》的资料性
资料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根本属性。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受统计学思想和理论影响颇深。具体表现上,年鉴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统计思维,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收录大量统计资料,这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江苏政治年鉴》《中华年鉴》等众多年鉴中都得到体现。无独有偶,在《吴县》及《附刊》中,只有少部分资料沿用的是政府现成的材料,大部分也是通过社会调查获得一次信息和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学理论加工而成的二次、三次信息。民国时期统计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年鉴事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也为年鉴编纂提供了制度、机构、人才、资料等方面的支持。
《吴县》及《附刊》类目丰富全面,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摄影、全县地图、分区地图等。摄影部分栏目丰富,有政治人物、建设、行政成绩、名胜古迹、工作动态等。在具体部类下,内容充实、数据翔实、形式多样。以《吴县》“经济”部类为例,该部类包含:1篇机构沿革、53张统计表和4张统计示意图,在编纂体例上,已见现代年鉴痕迹。内容上,既有宏观的全县、全区经济状况调查,也有微观的义仓等机构收支款项、各区农民每年收支明细,调查表栏目众多,分类细致;既有机构沿革,又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全面而系统。
(二)《吴县》及《附刊》的年度性
现代年鉴作为年度资料性文献,突出反映时代特色和年度亮点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在《吴县》“说明”中,编者明确提到,调查时期于1929年11月起到1930年6月,大事记收录的范围从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在“教育”类目,收录了《教育局十八年度施政大纲》,这些都体现了《吴县》及《附刊》的年度性。作为吴县历史上的“第一回”,《吴县》及《附刊》中多处内容在时间上进行上溯,如《吴县党务沿革史》《三年来吴县建设概况》等。
(三)《吴县》及《附刊》的史册性
地方志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地地道道的“土特产”;现代意义的年鉴则是从西方传入,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我国有编史修志的传统,在年鉴事业发展初期就注意将历史传统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使它呈现一种史册性读物的面貌。现代年鉴逐年编纂出版,它的连续性和积累性又加强了它的史册性。年代久远,年鉴记载下来当时的资料,自然会变为历史性资料。例如1932年创办的《申报年鉴》,已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状况的重要资料性文献。
20世纪30年代前后,《吴县志》的编纂工作在积极的准备中。自乾隆之后,《吴县志》一直没有编纂,距当时最近者为同治年间所编《苏州府志》。1923年,因经费不继,志局撤销,修志主力相继离世。1931年,孔昭晋致函县长黄蕴深,请县长邀请张一麐出面主持修志工作。[3]同期,在张一麐为《吴县》写的序言中,他提到“余尝论之方志数十年而一修,意在鉴往,此属于纵者也,统计期年而一度,意在知今,此属于横者也,一纵一横,互相经纬”。结合修志背景和序文,在张一麐看来,《吴县》及《附刊》与《吴县志》互相经纬和补充,而且《吴县》及《附刊》规划是“期年而一度”的。但当时局势动荡,力推《吴县》编纂工作的黄蕴深也于1931年辞职,《吴县》及《附刊》实际只存续了一年,客观上并没有实现张一麐和黄蕴深的初衷。
《吴县》及《附刊》“摄影”部类
除此之外,年鉴的地方性和综合性在《吴县》及《附刊》的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作为工具书,除了没有完备的检索系统,这两册书仍具有查考性、完备性、概括性、系统性等属性。
三、《吴县》及《附刊》的意义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江苏省设吴县县公署;9月,省民政厅颁发县政府组织条例,吴县县公署改设县政府。1929年1月,江苏省启动划区工作。吴县原为三县二厅合并,且曾为省会,辖区广阔。吴县划区委员会建议以27市、乡直接改为自治区,“毋庸划分”。方案遭省里驳回,最后定案划为19区,将东前山等16市乡合并为8区,其余浒关等11市、乡直接改为自治区。1930年1月,全境成立镇公所89处,乡公所665处,共计754处。1930年5月,苏州市撤销,其被划为3个自治区,重新并入吴县,全县自治区总数达到22个。
《吴县》及《附刊》对22个自治区在1930年前后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细致统计和系统分析,两书除题字、序文及极少数说明性文字外,基本由统计图表构成,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表格的栏目设置也十分具体、周密。如《吴县各区农业状况调查表》内容涉及各区田地总数、农田与圃田比例、熟田与荒田比例、产量与食量比例、每亩价格、每亩产量、每亩租金、农产种类、收获次数、施肥原料、产量多寡、产物优劣、农具分类等22栏;又如《吴县城区户口增减数调查表》,内容涉及船户、工厂户口、游民、侨居、外人、职业等,其中职业统计表共设公务员、教员、航员、路员、矿工、伶人、新闻记者等24栏,每栏又区别男、女,分别统计。书中所收各表,均系当时社会调查所得,堪称“信史”。图、表的设计并不千篇一律,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作相应的灵活处理。仅图一项,就采用了线形图、条形图、圆形图、直方图等多种形式,读来并不乏味。两书采用社会调查资料,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民国前期吴县及周边乡镇发展的重要资料。
吴县所在的江南区域,是全国地方志编纂历史最悠久、编纂频率最高,历代志书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志书为地方年鉴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年鉴编纂也为地方志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全面记录。对这两份材料的挖掘将有助于增进今人对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社会状况的了解。作为现代年鉴的雏形,对于研究苏州地区年鉴事业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4年第6期
作者:洪蕾,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党史工作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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