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民族历史的根源

我国的藏书文化追本溯源，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秦汉以来，私家藏书与官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作为藏书文化物质载体的中国藏书楼，它的规模、历史和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随着历史变迁、家道变故，我国各地曾有过的数以千计的藏书楼，现存于世的不超过120座，且除了宁波天一阁外，大多处境堪忧。因此，在了解的基础上，保全藏书文化，拯救藏书楼，使之获得新生，正是本期“文化遗珍”栏目的主旨所在。(编者)

虞山藏书流派，是文化源远流长的虞山派画派、诗派、琴派、印派、书派诸学术文化流派之一，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具深远影响力。

言偃为孔子得意门生中唯一的南方人，也是南方最早的文献收藏者。除言氏外，史书记载常熟较早的藏书家为北宋后期人郑时。郑时，字是翁，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文史书多手抄编录。钱观复(1090～1154)及其子俣、佃，均是宋代常熟藏书家。元至正间常熟支塘人虞子贤的城南佳趣，藏书“甲于三吴”。陈基《夷白斋稿》卷27载《书绅斋记》，称常熟徐元震(1309～1355)营别业于松江笠泽之上，聚书万卷，在当时颇有影响。明弘治间陈察的虞山精舍搜罗图书颇丰，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章钰《四当斋书目》均著录陈察藏书。自宋、元至明代前期，常熟有影响的藏书家有40多位。明代后期特别是嘉靖以后常熟涌现了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当时的常熟也就成为全国私家藏书中心地。明诗坛领袖、虞山诗派宗师钱谦益(1582～1664)是虞山藏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藏书来自刘凤(子威)载阁、钱谷(叔宝)与钱允治(功甫)父子悬罄室、杨仪(五川)七桧山房、赵用贤(汝师)子赵琦美脉望馆等藏书，后两家都是明嘉靖以后常熟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藏书家。换言之，虞山藏书流派可以说崛起于明嘉靖以后，明末清初成为具有辐射和影响力的独特流派。

虞山派藏书家、藏书楼的数量在全国县级市中列第一。据统计，中国历代藏书家最多的10个县市中，常熟仅次于苏州和杭州。据《江苏刻书》、《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艺文志》、《琴川书志》载，明代常熟藏书家约有150多人，其中124人有刻书活动，清代常熟的藏书家与明代相当，有125位藏书家刻过书。明清两代常熟一地有近300位藏书家。《［同治］苏州府志》称：“常邑自绛云、汲古以至爱日、稽瑞，二百余年间储藏家代不乏人。”由于藏书家多且有特色，《常昭合志》率先在地方志中专辟藏书家一门，其类序载：“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好事者得之，或谓虞山某氏之所录，或谓琴川某人之所题识，以相引重。”叶德辉在《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中，对明清常熟的收藏给予高度评价：“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仙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乾嘉之际，有张月霄爱日精庐、陈子准稽瑞楼，近今犹有瞿子雍铁琴铜剑楼。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

常熟作为明清时期私家藏书中心地，不仅仅有藏书家、藏书楼数量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有收藏质量上的优势。赵氏脉望馆所藏《古今杂剧》242种，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大宝库，郑振铎称之为“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钱谦益的绛云楼光是收藏的宋刻本就多达数万卷，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称钱氏藏书“所积充，几埒内府”，有“大椟七十有三”。《牧斋遗事》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绛云楼被焚后，钱谦益在《宋本汉书跋》中痛心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钱曾接受了绛云楼焚余之书，其宋刻书“可当绛云楼之什三”，藏书多至4180余部。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达10.4万卷，且多宋元秘本、孤本。陈揆的稽瑞楼所藏不下10余万卷，多罕见之本，唐代以前的著作略备。瞿氏铁琴铜剑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翘楚。虞山藏书家之近代鲁灵光，其藏书质量公认最古最善。翁同龢被列为晚清九大藏书之一，仅入藏上海图书馆的翁氏回归书80种被誉为迄今为止我国从国外收购到的一批数量最多、品相最好、种类最全、价值最高的珍稀古籍善本书。虞山派藏书家开崇尚宋元版之风，加之常熟富饶之地，士民殷实，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求古本，所藏宋元本特多，如今传存和入藏国库的宋元本，大多经虞山派藏书家递藏。仅瞿氏铁琴铜剑楼捐赠北京图书馆并载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达242种2501册。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著录北京图书馆宋版书60种，其中31种经虞山派藏书家递藏过，此亦见藏书质量之一斑。在明清时期，宋版真本已罕见，偶得一二也残编断简居多，汲古阁毛晋购求宋版书时已至以页论价。高濂在《遵生八笺》卷14《论藏书》中载，当时制作“假宋版书者”想尽了种种方法，购求宋版书不能不具“真眼辨证”。虞山派藏书家重视宋元版的收藏，并且精于鉴别，在实践中炼就了“真眼”，因而有货真价实的高质量藏品。

虞山派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读书者之藏书。脉望馆赵用贤、琦美父子喜藏书，精校勘，开虞山派藏书家藏书、校勘之风。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赵用贤“强学好问，老而弥笃，午夜摊书，夹巨烛，窗户洞然，每至达旦”，其子琦美同样，“朱黄雠求，移日分夜，究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盖近古所未有也。”钱谦益更是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记钱谦益“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之高阁远甚”。钱曾在《读书敏求记》卷2引清常道人跋后称：“清常言校雠之难如此，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不过钱曾这里的“藏书者”主要也指校雠言。钱曾自己也重视对藏书的校理，终身苦读勤藏，《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载录了其校勘成果。他在《述古堂藏书自述》中说：“必知之真，而后好之始真”，认为嗜书必须真懂书，精于鉴别，这样才能藏到好书。钱谦益曾看到其述古堂藏书“缥青朱介，装潢精致”，“纵目流览，如见故物”。钱曾不仅继承了钱谦益绛云楼焚余之书，还将钱谦益的藏书传统发扬光大，可以说钱曾是钱谦益虞山诗派的继承者，又是读书者之藏书的继承人。毛晋曾师从钱谦益，钱谦益称毛晋故于经史全史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毛晋友陈继儒赞扬其“胸中有全书，故本末具脉络，眼中有真鉴，故真赝不爽秋毫”，时人“无不侈其博而服其鉴”。毛晋子毛扆也精于校勘，魏禧在《汲古阁元人标点五经记》中称其“承其家学，为搜辑古椠本，考订讨论，正世本之失。”张金吾被黄丕烈称为“此真读书者之藏书也”。他强调“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之。读书而不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他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是其藏而读的成果，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铁琴铜剑楼瞿氏也是读书者之藏书，季锡畴在《荫棠先生检书图》题词中称瞿氏“非徒藏之，而能读之，且义方有训”，“非徒一己读之，且欲令世世子孙读而守之，以迄于无穷。”瞿氏数代惟好藏书，经史子集手自校雠成为传统。翁同龢也是读书者之藏书，他为自家祠堂撰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又为铁琴铜剑楼题联：“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强调藏书、读书与做端人正士的关系。他自己终身与书为伴，丹黄未曾离手。对于虞山派藏书家多读书者藏书的特点，周星诒(1833～1904)概括说：“藏书家首重常熟派，盖其考证板刻源流，校订古今同异及夫写录、图画、装潢、藏庋，自五川杨氏以后，若脉望、绛云、汲古及冯氏一家兄弟叔侄，沿流溯源，踵华增盛，广购精求，博考详校，所谓读书者之藏书者，惟此诸家足以当之。”

虞山派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二是好古者之藏书。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藏书家首开好古收藏之风，所藏多宋元本、抄本及稿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9“吴门书坊之盛衰”条中称：“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在卷10“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条中说：“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叶氏还在“明以来之抄本”条里，论述明以来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共23家，其中常熟藏书家占了12家。潘祖荫把虞山派藏书家收宋版书和精抄本区别为两个流派。对于常熟藏书家好抄本的特点，顾广圻甚至认为是“常熟派”的主要特色。他在《思适斋书跋》中说：“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最盛，至席玉照而殿。一时嗜手钞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曹彬侯亦殿之”。虞山派藏书家好古收藏成风，不少藏书家嗜好深至成癖。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指出钱谦益“太偏性”，“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钱曾在《述古堂藏书目》序中自述“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被人称为“佞宋刻”。毛晋计页酬钱购求宋椠本和旧抄本，对于世上罕见并被他人收藏而购求不到的宋本，就用佳纸墨影抄，称之为影宋抄，为藏书家们争相效仿和购求。张金吾也重古本，其《爱日精庐藏书志》“止取宋元旧椠及抄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张蓉镜得到了宋本《击壤集》竟在书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祈求菩萨保佑图书，并题词说：“乙巳十一月得之，爱不能释，以血书佛字于空叶，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瞿氏铁琴铜剑楼被翁同龢称为能以性命呵护典籍的“嗜古之士”，并指出其藏书特点为：“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椠，其精者尤在经部。”虞山派藏书家的这种好古收藏，有的不免走向极端，有时竟把古书作为玩物，然而大多数虞山派藏书家本着读书用书的宗旨和求实精神对待古书。陈揆《稽瑞楼文草》中有《论书贵旧本》一文，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书所以贵旧本者，非独校勘之为贵也。”除校勘取材外，“得其所读之书，如接其謦咳，而见其手泽。”把古人著述当作承继传统、发扬先圣精神的一种行为。即使为校勘取材，毛晋等藏书家也能客观地对待宋本，精心选择并重视校勘，不盲从古本。

虞山派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三是开放者之藏书。虞山派藏书家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脉望馆赵氏父子通过精校刊刻、编目撰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钱谦益早期确如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所指出的那样：“好自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绛云楼失火后吸取教训，将焚余之书悉数赠予钱曾，并在《牧斋有学集·李贯之先生墓志铭》中颂扬李如一“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藏书开放思想。毛晋“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汲古阁歌》赞扬他“君获其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张海鹏以毛氏汲古阁为榜样，“以剞劂古书为己任”，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张金吾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公开私藏，并说：“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铁琴铜剑楼瞿氏更是公开其藏书，供读书人前往浏览、校勘、转抄、参观，使藏书发挥作用，还编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题跋集录》及撰跋以飨海内外人士，提供所藏善本影印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新中国成立后又将私家藏书捐献国家。

虞山派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四是有自己的藏书理论。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就是虞山派藏书家藏书理论代表作。严佐之认为：“孙从添不是一个大藏书家，却写出了一部大藏书家未能未曾写出的著作《藏书纪要》……还应当指出，《藏书纪要》反映的是以钱谦益、钱曾、毛晋、毛康、季振宜、黄丕烈为代表的常熟藏书家一派的藏书和目录学观点，图书版本重于图书内容，版本形式重于版本内容，鉴赏收藏重于读书考订。”孙从添(1692～1767)，字庆增，号石芝。性嗜书，家藏卷帙不下数万卷，撰有家藏善本书目《上善堂宋元版精抄旧抄书目》，亦名《上善堂书目》。《藏书纪要》是应同邑藏书家之请而撰成的，他在自序中说：“余无他好，而中于书癖。家藏卷帙不下万卷，虽极贫，不忍弃去。然圣贤之道非此不能考证，数年以来，或持橐以载所见，或携箧以志所闻，念兹在兹，几成一老蠹鱼矣。同志欲标其要，窃不自量，记为八则。”“八则”为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每则均有详尽的论述，旨在为同道传播虞山派藏书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藏书经验和技术。《藏书纪要》系统地总结了虞山派藏书家的藏书工作经验和方法，对后来的私人藏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里，用英文评述道：“《藏书纪要》是整个19世纪惟一的一部向私人藏书家交代藏书技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他所提出的意见一向为藏书家们谨守不渝，直至今日还对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发生着影响。许多编纂珍本书目的术语都出自该书，更不用说后人以此书的意见为鉴别宋元版本的标准了。虽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版了不少关于图书馆科学的著作，但是旨在指导私人藏书家工作的专著却未问世”。

虞山派藏书家的藏书理论还散见于他们的藏书目录、藏书题跋及其文章中。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开近世著录残宋元本先例，其大量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分类较细，对当代文献单独著录，以及在一些类目的设置上有所创新，他的许多题跋对重要古籍作了评论，包括版本优劣、内容得失、作者思想、著作水平及读书感想、得书经过等，以题跋存史。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述古堂宋元本目录》和《读书敏求记》，分别从体制上首创普通书目、善本书目和题跋目录格式，尤其是后一种提出了较为科学的鉴定版式的方法，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钱曾的题跋重在版式装潢、纸张墨式等形式特征的记录和鉴赏，对古书刊印、抄写、藏弆源流的考述精细。毛晋题跋内容包括对学风的批评、对图书内容的评价，以及对作者的介绍评论和对后人评价的引述，其内容和风格影响后人。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最早详注宋元各种版本，便于鉴证，是最早的完整意义的善本书目。其题跋详载校勘根据、校勘时间以及刻书底本、版式或抄本优劣等，自成特色。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详载秘藏，创制藏书志新体式，既开聚书门径，又标读书脉络。其题跋对先辈时贤手迹题识、校雠时间、藏弆姓名等详细登录，不少题跋史料藉此得存。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书名、版本之后均有解题，间附校勘记，体例极善，读一书而可得数书的功用。翁同龢的书跋常常借所题写的图书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时事的感慨，同时详细记录一书的内容、价值、流传概况以及版本鉴定，从中可获得可靠的证据和进一步考索的线索。

(责任编辑　尤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