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祭
千里长淮滚滚东流,我在寻找淮河的年轮。
八百里秦岭,一千里淮河,像大自然中一对结发夫妻,携手与共,长相厮守在祖国中部的版图上。南有长江,北有黄河,淮河南岸地区习称“江淮”,淮河北岸地区习称“黄淮”,这两个与淮河有关的地域概念已为国人熟知。
秦岭与淮河在地理上中分南北,将我国的领土一分为二。淮河流域北屏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接壤,南以大别山及皖山余脉与长江流域分界,东西横跨经度9度,南北纵深纬度5度,总面积达35.1万平方公里。
秦岭与淮河又是我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无论是在地质、地貌与土壤上,还是在气候、水文与生物上,秦岭南北、淮河两岸都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条淮河,划出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而也分出了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传统风俗与生活习惯。即使是在民族经济文化空前大融合的今天,人们还常常有“南人吃米,北人吃面”的说法。我们还依稀记得1800年前在甘露寺门前刘备对孙权所说的一句话:“北人骑马,南人驾船”。
天虫灾
作为淮河流域的子孙,我们不得不承认,祖先们曾经生活在漫长的苦难之中。淮河流域曾经作为“蝗虫的天国”而载入史册,而蝗灾最频繁集中的地带又是河湖如网的淮河下游地区。自然界的蝗军曾向人类的青纱帐发起过无数次猛烈的进攻。据《泗洪县志》记载:蝗虫最早见于汉代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元代至正七年(1374年)共发生蝗灾51年次,约27年一遇。明清两代共发生48年次,周期缩短了近3倍。1912年至1949年这37年间,发生蝗灾17年次,平均2.12年便发生一次蝗灾。
地方文献中对蝗灾实况的描述更是令人生畏。《淮阴市志》载:“咸丰三年(1856年)春夏,宿迁、安东、桃源、盱眙、山阳大旱,飞蝗蔽日,食尽禾苗。”1953年春夏,金湖、洪泽遭蝗灾,每平方米多达千只。”《泗洪县志》对蝗灾的记载更是令人瞠目:“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夏旱,蝗盖地。”“民国16年(1927年),沿湖星虫遮天蔽日,落地足有5~6寸厚,所到之处,庄稼荡然无存。”
清康熙年间,桃源县(今泗阳县)知县萧文尉写了一篇《禳蝗文》,借当时蝗害而讽喻贪官泛滥成灾等社会腐败现象,中有句云:“职又闻蝗之红头者,皆文官贪婪所致,头黑者,皆武官贪婪所致。”该文既写出了蝗灾害人的自然现象,又抨击了官灾害人的社会现象,可谓一石二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关心民生为本,千方百计为民除害。仅以泗洪县为例:1951年5月,华东农林部拨给泗洪县20台治蝗专用圆形手摇喷粉机,俗称“洋枪机”,用以消灭蝗虫,这就大大超过了人工扑打的效率。当年6月,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在车路口(今属洪泽农场)蝗区设立治蝗试验点,以马俊教授为首开展对蝗虫生态学研究,帮助地方根除蝗害。同时,国家农林部还派两架安二型飞机帮助泗洪灭蝗。至1958年,全县使用飞机灭蝗14次,动用飞机19架,空中飞行达653小时,喷药粉1456吨,治蝗面积达206.90万亩。时至20世纪60年代,淮河流域治蝗成功,飞蝗蔽日的情景早已成为苦难的过去。
战争血
一代代淮河儿女创造了灿烂的古淮河文明,淮河流域文化既具有黄河流域文化的粗犷美,又具有长江流域文化的丰秀美,淮河文明是祖国南北方文明的桥梁与枢纽。
破坏人类文明的最大罪魁是战争,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几乎就是灾难深重的战争史,而淮河两岸自古又为兵家必争之地。淮河就像足球场上的中线,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欲攻进对方的“大门”,都必须首先突破淮河这道“中线”。作为淮河流域的子孙,我们不得不承认,先辈们便生存在漫长的战乱与灾难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仅春秋战国就大乱了550年,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也总是战乱多于统一,即便是在史家所谓强盛的汉唐两朝,统一也只能说是相对的。
淮河,是古今国内战争的一条不成文的“三八线”,依依淮河,又牵起过一次次民族的团结。自东晋南北朝以来,淮河便自然形成了我国战争史上的地理分界线。在历史上,淮河的战略地位对于南方来说,主要在于屏蔽淮南,作为长江的外藩;而对于北方来说,则以夺取淮南为进攻江南的重要基地。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说:“守江必须先守淮,淮东以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泗洪、盱眙一带)、广陵为表,可遮蔽京口和秣陵(今南京);淮西以寿春、历阳为表,可遮蔽建康(今南京)与姑孰(今安徽当涂)。”南宋诗人杨万里也说过:“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在我国出现南北分裂局面的任何一个时期,南方能保住淮河就能抗拒北方,北方如果占有淮河就可以威胁江南。
淮河的要隘主要有颍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与泗口(今江苏淮阴西南),这三条河流是古代南北交通最便捷的水路。因此,淮河流域又成了古代战争的策源地与交汇点。所以古人总结说:欲固两淮,先防三口。
淮河,在历史的记忆中闪烁着刀光剑影: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轻骑出泗口,以断吴楚粮道;209年,曹操自涡口入淮置合肥为重镇,兵犯江南;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兵临淮水,宋高宗诏淮西军以保颍口……
人们最熟知的,还是在淮水岸边进行的那一场淝水之战。前秦统治者苻坚统一了黄河流域后,又于公元383年亲率90万大军进攻东晋。秦军占领了寿阳(今安徽寿县),晋军于淮水东岸扎营对峙。苻坚登上寿阳城头观战,见晋军阵容整齐,便心有余悸。他转头一看,对岸八公山上草深林密,似埋伏着千军万马。他在心惊胆战中为后人留下了一条成语“草木皆兵”。两军决战,前秦军后退让晋军渡河,忽然听到“秦军败了”的连声呐喊,秦军又在慌乱中不战而败退,接连逃跑了几天几夜,听到风声与鸟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更加慌不择路。于是,苻坚又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成语“风声鹤唳”。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南北分裂群雄割据的年代,梁与北魏相互争夺淮河流域。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淮河涨水,梁武帝听信北魏降将王足计谋,欲在今安徽五河县与江苏泗洪县交界之处的淮河上,筑堰拦截淮水,以灌北魏军驻地寿阳,并企图淹没北魏控制下的淮北大片土地,用以水代兵的战术,形成军事隔离区。
梁武帝听信巫师之言,以大量铁器筑成淮河上第一座巨坝浮山堰,因此,浮山堰又名铁锁岭。铁堰长4.5公里,底宽140丈,上宽45丈,高20丈,今遗址尚存。这项十分不聪明的巨型工程,在短短几个月内淹没了浮山以上6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北魏军队迁城避水,但梁武帝终究没有攻城略地,仅仅留下了千古笑谈。
浮山堰筑成后,护堰任务交给当时徐州(治所在安徽钟离)刺史张豹子负责。因淮水汹涌,更加上防护不力,浮山堰竟于天监十五年八月被冲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堰坝崩塌的情景道:“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北宋文学家秦观曾游览浮山,写下了《浮山堰赋》一文,以评述梁武帝的劳民伤财之举。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的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人告捷。这可以说是20世纪以前淮河流域发生的最后一次战役了。屈指至今50余年。祈愿和平鸽永远飞翔在淮河的上空。
夺淮泪
今天人们总是把长江、黄河连在一起,而很少提及淮河的名字。而在古代,淮河与黄河、长江、济水齐名。并称“四渎”,而五岳四渎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物;在当代淮河又被列为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史记・殷本纪》对禹的治水范围有如此记载:“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
淮河的干流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桐柏山的太白顶,河道始于太白顶下的牌坊洞。《水经注》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东北过桐柏山。”现代人们习惯把淮河分为三段:从太白顶到豫皖边界的洪河口为上游,所有支流水系都发源于桐柏山、大别山和淮阳山脉,长364公里;从洪河口到洪泽湖出口处的中渡为中游,长490公里,流域面积15.82平方公里;从中渡到江都的三江营入江口为下游,长约157公里,流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淮河流域水系如网,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就有23条。古代淮河干流在洪泽湖以西大致与今天的淮河相似,而下游的走向便大相径庭了。古代没有洪泽湖,淮河干流经古泗州与盱眙之间流向东北,又经淮阴(因位于淮水南岸而得名)向东,在古涟水县的云梯关注入黄海。据有关史料载,当时海水涨潮可上溯至盱眙以西。
淮河下游改道的最大成因是黄河夺淮。黄河夺淮不仅使淮河改道长江流入东海,而且给淮河流域带来了苦不堪言的千年水患。黄河洪水入侵淮河始于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而造成连年水患的则是在南宋以后。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挡金兵,在河南滑县西南决开黄河,致使河道东侵夺泗水入淮河,从此,黄河夺淮形成定律,汹涌的黄河水携带大量的泥沙,沿着泗水、汴水、淮水、涡水与颍水5条泛道南下,把淮阴以下的河道淤成了地上河,大量泥沙年复一年地泻入黄海,沧海桑田,竟使淮河口段的海岸线向外延伸了70多公里。黄河水以强凌弱,又加上下游排洪不畅,遂先后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两个湖泊――洪泽湖与骆马湖,因此,可以说洪泽湖、骆马湖是“黄河夺淮的产儿”。清咸丰元年(1852年),洪泽湖水位猛涨,冲塌了大堤南端的溢流坝――孔河坝,从此,淮河干流由独流入海而被迫改道经长江入海了。
战争带给淮河流域人民的是血,水患带给淮河流域人民的是泪。千年黄河故道流淌着血泪与灾难。从公元前246年到1948年这2200年里,淮河流域平均每百年水灾27次,旱灾352次。自南宋以来,由黄河夺淮泥沙带来的灾害以倍剧增;从16世纪初到1950年这450年中,每百年平均水灾多达94次,旱灾多达59次。淮河流域成了世界闻名的重灾区,千百年来,洪水泛滥成灾,居民流离失所之事泼墨难书。
早在隋炀帝将今天的洪泽湖命名为洪泽浦之前,东汉广陵太守陈登便征集民工在淮河下游修筑了高家堰,这便是洪泽湖防洪大堤的雏形。明代治淮专家潘季驯主张堵塞缺口,“束水攻沙”,就是在黄河上修筑遥、缕两套堤防,固定河道,以此种方法来抬高黄河水位,控制入淮的泥沙。他治淮的第二招是“蓄清刷黄”,也就是在洪泽湖东岸大修高家堰与东堆大堤,堵塞湖东北部的所有缺口,逼淮水出清口(又名泗口)会黄,利用淮河的清水去冲刷黄河故道中的泥沙。当然潘季驯治淮的主要目的还是保明祖陵与泗洲城。
清代也曾治理过淮河、黄河,虽然未出佳绩,却也出现过治黄有功的官史。自咸丰三年河南兰考县铜瓦厢黄河决口时起,黄河始改道从山东大清河入海。从此,基本上结束了黄河夺泗入淮的历史。
历史有时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8年,国民党政府仿效杜充,为阻挡侵华日军入侵,在河南郑州花园口决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水直泻而下,夺颍河、涡河而入淮,豫、皖、苏三省44县、48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之后,黄淮大地上形成了历时9年的黄泛区,其间,仅河南一省就有500多万人流离失所,漂泊他乡。
光明行
淮河西来,浩荡千古。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治淮领袖当是大禹。禹从父亲鲧的治水实践中得到了启发,改变了堵流的方式而采取了疏导的方式。他跋涉九州,治河治江治淮治济治华夏百川,功盖百世。
建国初期,淮河流域依然处在“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境况之中。1950年夏天,淮河又闹水灾,洪水淹没了两岸3400多万亩农田,1300多万农民再次沦为灾民。8月5日,一份灾情电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在万分焦急中落泪。他立即将电报批交给周恩来总理。9月,周总理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治淮工作会议上说:“国家困难再大,也要下决心把淮河治好!”他提出的治淮方针是:“蓄泄兼筹”。
1950年10月,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曾山任第一任主任。1951年5月16日,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慰问团来到淮河工地,分别向河南、安徽、江苏及淮委赠送了4面锦旗,旗上均绣着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水利部先后进行35项全流域性的治淮规划,大体步骤为:上游兴建水库,中游蓄洪滞洪,下游疏浚河道,分流泄洪。当你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前,淮河中上游的一个个水库的名字会很快走进你的眼帘。其中,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水库是我国第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水库,被称为淮上明珠和亚洲第一坝。据统计,整个淮河流域共兴建了大型水库33座,中型水库148座,小型水库5100多座。
长江上有大三峡,淮河上有小三峡。淮河三峡自西向东依次为:安徽凤台县霸王山与禹王山之间的峡山口,安徽怀远县荆山与涂山之间的荆山峡,安徽五河县浮山与江苏泗洪县潼河山之间的浮山峡。淮河中游治淮的主体工程中,五河内外水分流工程是治淮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一期工程自1951年开工,最后一期工程1997年始峻工,河道全长达125公里。
新中国治淮最大的优点就是“蓄泄结合,排灌兼施”,既能有效地防止水灾,又能因地制宜地抗拒旱灾。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就是淮河中下游之间的一个巨型湖泊水库。围绕洪泽湖周围的已是旱涝保收的1000万多亩良田和一片片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淮河颂
因为黄河奔腾的流水泥沙夺去了古淮河的入海河道,淮河被迫向东南漂泊,最后寄于长江的篱下,走三河,经高邮湖、邵伯湖,辗转三江营入江入海。50年代初,江苏省水利部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规划在苏北开挖苏北灌溉总渠,借洪泽湖蓄水来灌溉一望无垠的良田。这项计划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和支持,灌溉总渠自高良涧逶迤东下,横穿淮安、阜宁和滨海三县,从扁担港注入黄海,完工后全长168公里。
20世纪50年代后期,淮河下游又开凿了淮沭新河,实现了淮水北调经新沂河入海的计划。同时,又在洪泽湖东部大堤上兴建了二河闸与三河闸,以适当地控制淮河水流。2003年6月28日,淮河入海水道近期工程正式通水成功。淮河独立入海,这是向自1194年黄河南侵夺淮以来鸠占鹊巢的历史作郑重的告别。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提出的“建淮河入海专道”的宏伟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曾经失去下游通道的淮河又有了新的通道,曾经失去“母亲”的淮河,又寻找到了“母亲”。
淮河入海通道是沿苏北灌溉总渠而开凿的,它西起洪泽湖东岸的二河闸,经江苏淮安市的青浦、楚州二区与盐城市的阜宁、滨海二县,全长163.5公里,排洪流量为2270立方米/秒。从此洪泽湖的防洪标准从每50年一遇,提高到每100年一遇。淮河不再“寄人篱下”绕经长江边的三江营借道入海,而改从黄海岸边的渔镇扁担港直接东流归海。
治理淮河成功,这是应当名之于史册的大事善事。让我们再次提及当年那一个个治淮功臣的姓名吧,我郑重地把鲜花与美酒敬献给他们:
中国连拱坝之父――汪胡桢
豫东水利事业的开拓者――郭建华
治淮大军中的铁姑娘――金秀兰
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治淮特等劳模――王兆山
…………
前事可师,前车亦可鉴,因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一劳永逸的事业。淮河依然在召唤一代代后来者。
回首治淮事业的光辉历程,我们该虔诚地举行一次跨世纪的仪礼了,那就是对灾难深重的昨天作一次意味深长的祭奠。
祭奠历史比祭奠宗庙更加沉重。
(责任编辑 尤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