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的提问时提到了《富春山居图》：“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市），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温总理的话，充满了对两岸“血浓于水”同胞情谊的深情寄托，一幅《富春山居图》，不但绘尽了富春山一带的秀丽山水，也见证了人世的沧桑。600多年过去了，富春山山水依旧，人们希望大陆和台湾“破冰”的春天过去后，两段《富春山居图》能早日“合璧”展出，也让世人一饱眼福。

八旬翁成就传世名画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和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它的作者，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江苏常熟人。黄公望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其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做吏，50多岁以后做专业道士。黄公望小时候父母双亡，被过继给一位人们尊称为“黄公”的姓黄的老头。黄公看他聪明伶俐，特别喜欢他，就说“吾望子久矣”，因此给它取名为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擅长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小时就有大志。南宋灭亡后，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元朝统治者马上得天下，靠的是武力而非文化，因而格外轻视文人。元朝90多年，前36年废除科举。对于黄公望来说，读书做官这条路彻底封死了。直到中年，他才在浙西廉访司当了一名书吏。后来上京到都察院，仍做书吏，经办田粮杂务。不料，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就在元朝恢复科举那年，张闾案发，46岁的黄公望也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的他心灰意冷，做了道士，改号“大痴”，从此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在街头给人算命测字看风水为生。李日华《六砚斋笔记》说，“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郏伦逵《虞山画志》说他“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掷水中，桥下殆满。”

       黄公望的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而由于他生活坎坷，所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頫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他的山水画是元代山水画中水平最高的，为明清画人大力推崇，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元四家”，并成为“元四家”中最孚众望的大画家，有人甚至将他和“书圣”王羲之并列，称《富春山居图》可以和书法中的《兰亭序》相媲美。黄公望在作画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皆为后世典范之学。他的作品存世不多，如今传世有年代可考的画作只有7幅，全是他70岁以后创作的，其中最好也是最出名的当属《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和尚无用禅师所绘，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至正十年完成，此时黄公望已经81岁。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黄公望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董其昌评价说：“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富春山居图》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沈周痛失心爱名画

       这幅画刚刚完成，无用禅师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结果这幅画以后的命运竟不幸被言中了。

       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手里。沈周是“明四家”之首，也是文征明和唐寅的老师，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当时，收藏家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拿去请好友、名人题跋成为一种时尚，题跋的越多越长，书画的文化积淀就越深。沈周也把这幅画交给一位朋友去题跋，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竟见利忘义，把画偷偷卖掉了，还愣说是被人偷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却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后悔不已，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以后沈周仍念念不忘这幅让他魂牵梦萦的画作，愣是凭借着记忆，画出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他的仿作和原作在构图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

传世名作险遭火焚

       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又过去100多年，《富春山居图》辗转流传到了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手中。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宜兴一个姓吴的官宦世家。《富春山居图》在人世流传至此，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它已变成了人间宝物。

       《富春山居图》在吴家流传了三代后，传到了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他把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视作珍宝，每天不思茶饭，观赏临摹。以后，吴洪裕不惜花巨资专门为此画造了一个楼，叫作“云起楼”，把楼中珍藏此画的那间房子取名为“富春轩”。明亡清兴之际，清军南下。为躲避战乱，老百姓纷纷逃难，吴洪裕也加入了逃难的人群。由于时间仓促，根本无法带走更多的财物，吴洪裕只好丢弃金银财宝以及其他珍宝，却独独舍不下这幅《富春山居图》和另外一幅《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随身带了这两幅书画仓皇逃命。

       吴洪裕临死前，实在舍不得《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吴洪裕的好友邹之麟曾将《富春山居图》比作“画中兰亭”，吴洪裕由此想到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带入陵寝陪葬的事。他决定要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烧掉为他殉葬。于是，吴洪裕在弥留之际被抬到了院子里，他先让家人烧掉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然后又让家人把《富春山居图》丢进了火中。

       就在《富春山居图》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从围观的家人中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为了掩人耳目，吴静庵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大火却在画作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并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画作起首一段已被烧掉，其余幸存的地方也布满了火烧的痕迹。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纵31.8厘米，横51.4厘米，被后人装裱后命名为“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虽然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了画首，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因为这幅画当年曾被无用禅师拥有，又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从此，《富春山居图》这幅稀世珍宝一分为二，被分割成《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和《富春山居图•剩山图》长短两部分。

乾隆皇帝不识赝品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1652年，这幅画被江苏丹阳的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

       1745年，一幅《无用师卷》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无用师卷》。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乾隆皇帝得到的第一卷《无用师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后人为了牟利，将原作者的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帝蒙骗了。乾隆帝得到另一幅《无用师卷》之后，一边坚定地宣布第二幅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画上题跋留念。观画的大臣们虽然有人鉴别出真伪，但谁也不敢点破，而是纷纷附和把真迹认定为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乾隆皇帝还命令大臣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以后有一种说法是：乾隆帝其实也鉴别出了真伪，但之前一直把仿作当成真迹珍藏，因此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就是故意颠倒是非。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在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辗转半璧何时全

       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之后的15年中，《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无用师卷》在台湾属于国宝级文物，在台湾每4年展出一次，每年只展出40天。由于真品收藏在戒备森严的库房，媒体只能拍摄复制画，复制画价格也不菲，一幅3.3万新台币，礼品部人员展开卷轴时相当小心谨慎。

       这批文物停放在上海期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收藏鉴定专家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无用师卷》。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于是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无用师卷》一个真实的面目。

       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此后辗转多名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

       1938年秋，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卧病家中。一天，汲古阁古董店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带了刚购买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赏。画上无款，仅书“山居图卷”四字。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三百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曹友卿一听，知道这幅画是宝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之后，吴湖帆拿出家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吴湖帆发现换下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也没有。后来，由曹友卿再找到原卖主，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恢复了画作原貌。自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他自称“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解放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省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内心颇为不安。他也是从战乱中过来的人，他觉得，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一旦再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下来，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孟海的诚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省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在浙江省博物馆，《剩山图》已经历了五任专管员。书画部蔡主任说，《剩山图》是浙江博物馆最高等级的藏品，但凡移动、出库都需馆长亲自审批。50多年来，只在极少的机会，短暂几天公开展览过。

       由于《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在较好的临摹本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属背临，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邹之麟则是在吴洪裕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此两卷因当时原画尚为完整，故十分宝贵。邹之麟及“虞山画派”王翚的临摹本，现已流传海外。

       （责任编辑 顾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