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晨光机器制造厂的前身是李鸿章创建于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原厂区内，有中国保存最完好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7栋清朝建筑、27栋民国建筑。目前，这片老工业建筑群正在被打造成现代科技创意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建设中的金陵大报恩寺硫璃塔暨遗址公园（以下简称遗址公园）与产业园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却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完全不同的功能。其实，长期以来它们同属“古长干里”地区，直到清末才从佛教文化中心演变为近代工业发祥地。复兴城南历史风貌区，规划古长干里地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有必要揭示遗址公园与产业园所共同具有的人文传统，将二者进行整合与串联。

       一、“惊世考古大发现”之后

       2008年8月以来，大报寺遗址“惊世考古大发现”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原因在于：该地区所承载的内容从琉璃塔拓展到阿育王塔与佛祖舍利，从建筑艺术上升至宗教领域；人们的视角也随之从阿育王塔的文物价值拓展到佛教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惊世考古大发现”之后，再现的历史时期可上溯至六朝。《金陵记》记载：最为繁盛之际的梁代建康，“城中二十八万余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是一座有着百万人口、举世闻名的古代东方国际化大都市，与当时的古罗马一起被誉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个中心。战争之后往往是宗教和教育的兴盛，如道场寺的建造时间在“淝水之战”之后，而建造者谢石是谢安的弟弟。在淝水之战后，谢石“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恢复了国学。

       其次，文化交流的形式，如佛经翻译及其演变，在这里得到体现。天竺（古印度）的习惯是注重口授，师徒相传。因此佛经的译主往往是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他们大都不通汉语，需要靠传言的人作通译才能把梵文译成汉文。三国时期，译经工作是由私人、小规模完成的。东晋时期，开始有了大规模译场，道场寺便是其中的典型。译场也是论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互相辩论、相互斟酌，“详其文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而且对于旧有的版本，也可以拿来参考。

       应该说，在极高的社会关注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必须突显有史以来各种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件与人物，如印度高僧译经传教、法显西行取经、郑和下西洋、金陵机器局派员赴欧洲考察炮厂并招募艺童学习“洋文洋语”、留学日本的工科学生李承干成长为抗战兵工厂厂长以及玄奘头顶骨的发掘等等，必须通过景观再现这些历史情景，以完成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所应承载的历史使命。

       二、对两个园区的历史回顾

       2008年，继“惊世考古大发现”之后，人们对于大报恩寺及其前身长干寺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在产业园区所在地，历史上曾经先后拥有过两个著名的寺庙――道场寺和西天寺。之所以说“著名”，在于道场寺是我国历史上西行求法、从印度取回真经的第一人法显和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高僧佛驮跋陀罗合作翻译佛经《摩诃僧祇律》的地方；还在于西天寺的得名与印度高僧班的答禅师有关，并由明太祖“赐名”。

       1.作为“佛学中心”的大报恩寺

       东晋初年，长干寺建成，随后还建起两座阿育王塔。梁武帝时期曾大规模扩建。隋唐时期，长干寺逐渐破败。南唐时期，长干寺原址一度废为军营。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重修长干寺，并兴建佛塔。天禧二年（1018），改称天禧寺。天禧寺在元代称为“天禧慈恩旌忠教寺”，同样十分兴盛。元末该寺被毁，唯塔残存。明洪武年间大加修葺，寺、塔皆焕然一新。永乐六年(1408)该寺毁于火灾。永乐十年，明成祖敕工部重建寺院，赐额为大报恩寺。宣德三年(1428)，出洋回国任南京守备的郑和奉旨“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限期完工。大报恩寺的营建，与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也显示了郑和的组织和建筑才能。清同治四年(1865)，江宁机器制造局就大报恩寺遗址坡下菜地造住房12间，工作间80余间，廊50余间。

       大报恩寺既是明代最重要的皇家寺院，更以“佛学中心”闻名天下。其一，有不少名僧在此挂锡。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1546―1623），在这里设立义学，教育僧徒。他提出为学有三，即“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清末，随着封建专制的逐步加深，加之外国列强步步紧逼，许多承受着社会忧患和世俗压力的知识分子又将眼光投向佛教，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生命价值问题和提供终极关怀的新的理论依据。宣统元年（1909），在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下，江苏省僧教育会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堂”，聘请月霞、谛闲二法师主持，培养佛教师资人才。当时在学的青年中就有日后成为著名人士的太虚、仁山、观同、智光等人。其二，大报恩寺是刻印著名的《明南本藏》之处。《明南本藏》全称为《南京大报恩寺大藏经版》，世称《南藏》。此经有初刻和复刻两种版本。初刻于洪武五年（1373）开雕，洪武末年（1398）刻成。永乐六年，经板毁于火灾，故该版印本存世极少。次年，明成祖召集名僧善启等校勘底本，重刻大藏经，永乐十七年于大报恩寺全部刻成。后刻板均藏于大报恩寺，供应全国各地的请印，故存世印本较多。

       2.作为佛教翻译中心的道场寺  

东晋，佛教与玄学融合，译经、传教迅速展开，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流行。道场寺作为翻译中心及禅师集居之地而名垂青史，是东晋时期除庐山东林寺之外的佛教中心。《景定建康志》记载，道场寺一称“斗场寺”。现代佛学家吕澂考证道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刘大任居士考证，地点在产业园区河边的老厂房附近。

东晋义熙九年（413），道场寺迎来高僧法显。他在此与北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359—429），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简称《佛国记》）1卷；义熙十二年，一同译出的《摩诃僧祇律》40卷，成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他俩，一个从“西天”取经归来，一个从“西天”东来传经，留下了诸多的佛经译本，更留下了一段中外交流的佳话。作为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比玄奘足足早了200多年；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佛经6部24卷，达100万字；作为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重要著作《佛国记》。虽然不到1万字，但至今仍然是人们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

还有一位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刘宋元嘉十三年（436），来到道场寺，在此译出《央掘魔罗经》4卷、《楞伽经》4卷。他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出了《楞伽经》。就此，传播了禅观法门的种子，后来得到达摩、慧可等人的培养，形成一派专讲《楞伽经》的楞伽师，终至成为中国的禅宗。

       3.为印度禅师班的答建造的西天寺

       据《金陵梵刹志》载：西天寺“在都门外南城重译街（又名驯象街），西北去聚宝门一里，即近报恩寺后垣。明初，西天班的答禅师来朝，赐号善世，居此示寂。敕建为塔寺，因名西天。”洪武十四年夏五月二十四日，班的答圆寂，火化后得五色舍利，明太祖建塔建庙以祀之，敕赐寺额西天寺。同治四年，在西天寺的废墟上，李鸿章建立金陵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派通判王承英赴英、法、德等国考察炮厂；光绪三年，设立水雷局，招募艺童，学习洋文洋语。光绪十二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我国近代第一位到国外进行科技考察的科学家徐建寅（著有《欧洲杂记》）督办金陵机器局，主持技术工作。徐建寅在金陵机器局工作三年，炼成铸钢，并制造出新式后膛抬枪，对金陵局的生产技术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两个园区的异同

       遗址公园与产业园，同属“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遗迹”。前者为寺庙遗址，后者为军事遗迹。它们北临外秦淮河，与明城墙隔水相望，同属“古长干里”的范围。

       在人文资源方面，两者都拥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并在在建筑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是产业园区的历代建筑，从模仿和借鉴外来技术到形成自己的特色，阶段性地体现出迈向现代化的步履，被建筑学专家称为“现代厂房之先驱”。这里，还留下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可以收集整理向游人展示，如译经的刻本、奏章奏折、碑刻等等。

       在人文精神方面，两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应变、融合与发展”。历史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创新，集百家之长以构筑新的文化，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包括“取经”，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主动地去吸取外部文化精华的一种积极行为，表明开放和包容的胸襟。

       在生态保护方面，大报恩寺历史上就是一座享誉中外的佛教园林，竣工以后，郑和将海外带回的“五谷树”、“婆罗树”等奇花异木种植在寺内。遗址公园理应恢复这一胜景。产业园区内林木交错，与各个时期的建筑物互相映衬，显示出极佳的生态之美。

       说起两者的差异性，首先是建设主体不同：遗址公园的建设方市国资集团，建设方式为重建。产业园区的建设方为“南京晨光1865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与区政府下属企业共同投资。其次，两者的功能定位不同。遗址公园着重在文物的展示、“文化地标”的重现等方面，“佛顶真骨”、“感应舍利”等文物的价值决定公园的基本定位――“永久展示地”，至于能够衍生出多少其他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产业园区除定位于现代服务业外，还可以成为旅游景点。

       四、整合与串联的展望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看到两者在人文精神、人文传统等方面具有同源性，将继续承担对外交流的历史使命，都面临着南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都市化转型。这两个园区的发展既要体现各自的使命与特色，又要进行有机的整合与串联。两者的建设方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化景区之间的联合意识，搭建合作平台，加强沟通协作，谋求共同发展；在空间形态上进行整体规划，实现旅游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保持地区整体风貌的一致性，将这一地区建设为集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旅游胜地，使之成为人们怀旧和陶冶身心的地方。

       目前，产业园区的沿河休闲区已基本建成，一条道路已从雨花桥西侧，沿着外秦淮河蜿蜒通向遗址公园。由此，两个园区可以借助竖立的标志牌相互连接。更高层面的衔接在于：就遗址公园而言，在佛教文化博物馆中，增加对该地区历史变迁的介绍，引发人们参观产业园区的愿望与兴趣；产业园区除了老厂房可供参观，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展示佛教遗址和名人事迹，用雕塑小品的手法再现历史意境，和遗址公园形成呼应。

       在对现有古迹保护的同时，需要增加文化解说与展示功能，注重文化体验，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积极策划旅游活动，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让国内外游客知晓园区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进一步扩大景区的知名度；同时，对一些历史人文典故、人物传说等进行再创作，运用动漫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增强旅游产品的生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品牌的增值效应。

       （责任编辑 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