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陈作霖是清末民初我国东南地区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史志学家，亦是南京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辑存，不仅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书，还填补了一个历史时期金陵文献资料的空白，挖掘与保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南京地方史资料，在史志文献领域成就卓越。

关键词：南京 方志史 地方文献 陈作霖

陈作霖像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号伯雨，晚年又号可园老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四月十四日，出生于南京城南红土桥本宅中。陈氏家族以诗书传家，先祖由河南颍川迁居南京，传至此辈已凡七世。幼时的陈作霖聪慧过人，4岁起开始接受旧式儒学启蒙教育。识字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先生长辈嘉许，被誉为“秀才种子”。

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炮舰驶入长江，以坚船利炮迫使闭关自大的清王朝签订了第一个中外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巨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创伤亦对陈作霖的成长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使他在尚未彻底摆脱封建时代旧知识分子立场局限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成为一位开明的、主张自强救国的爱国主义者，最后直至抛弃封建桎梏拥护辛亥革命。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作霖13岁，开始随父亲在斗门桥私塾读书，在他父亲着意栽培带领之下，他踏遍南京城四周风景名胜，每到一地详记其自然风貌历史掌故，从中汲取文学历史知识。父亲又带他参加一些文人间交往活动，“每有文䜩必携予往。”这种游学交织的生活使他自幼培养出广泛的治学兴趣，为后来他从事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至南京城下，“二十八日，贼前锋至，城门堵闭。”“自是举家遂在围城中。”在这种战乱危急形势下，二十九日，元配席氏来归，与17岁的陈作霖“草草成礼”。其后第十天，二月初十日，“江宁城陷，”太平军斩杀清廷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守将攻占南京，改称天京，并定都于此。陈作霖与其家人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20天，亲身感受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变。他如实记录太平军其说教、言行，最后，由于实在无法接受这场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拜上帝教”的理论，无法忍受太平天国统治下拆散家庭、扫荡儒学的生活，加上他本人因躲避劳役而被太平军士兵砍伤头部，是年六月初九（7月14日），他终于设法化装逃出“天京”，全家避往江淮乡间。九月间，其妻席氏又在战乱中染病，因得不到治疗而亡故。是时其祖居（建邺区安品街20号新宅）已被太平军占为一所小王府。

咸丰七年(1857)，全家徙盱眙，卜居黄家牌；咸丰八年(1858)，至宝应，僦碾屋数间，始定居。后在宝应叶春帆家，设塾课徒，凡三年，贫甚，家常日食杂以豆粥。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一日，续娶赵氏为妻，“是科江南借浙闱举行乡试，予以祖母病不赴”。同年九月十二日，“祖母李太宜人疾终于乡寓。”同治元年(1862)，其父陈元恒入镇江城防营从军，陈作霖应镇江弹压局之聘，任记室。全家移居沙头圩，住东码头。同治三年(1864)，五月，东码头弹压局撤，复应凯胜营邓参戎之聘至丹阳；六月十六日，湘军克金陵，镇江城防营次第遣散；八月，应叶虚谷明府厘局之聘，至姜堰厘局，寓东岳庙中；十月，陈作霖从其供职之姜堰厘局返回已被清军克复的祖籍南京城，参加乡试，“一路荒营废垒，满目凄凉。”惜此次乡试未举。同治四年(1865)，陈作霖遂复归钟山书院肄业，并结识了通州姜璜溪（渭）、扬州刘恭甫（寿曾）以及同乡秦伯虞（际唐）、陈芸芬（兆熙）、何善伯（延庆）等同窗学友，以《鸡窠中小儿赋》一文见赏于书院山长李联绣(小湖)，拔置第二。时宜春宇学使按临书院岁试，陈作霖获一等第四名，得食廩饩（即享受官府膳食津贴）。次年三月，又肄业于惜阴书院，应仓巷叶宝树之请，担任其子家庭教师，长达6年。叶家藏书颇丰，陈作霖得以恣意涉猎。同治七年（1868），陈作霖得入“吾知斋”随汪梅村（士铎）先生学习古文，并与崔琴友（澄）、汪仲伊（宗沂）、朱仲我（孔彰）等人同学，并两次参加乡试报罢，始有著述之志。其间他参加了金陵官书局校勘刊刻经史书籍的工作，并以此机会得以进一步“博览群籍”，丰富学识。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初七，可园先生与刘寿曾、秦际唐、朱绍颐等好友，取“七人共挑人日菜”之意，集会于莫愁湖水榭，首创“挑菜会”。自此挑菜会每年一次，参加的人数不固定，为当时南京文学青年以文会友的一种重要形式。次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又应江宁府学教授赵彦修之约，与唐仁寿、刘寿曾等人于飞霞阁（今朝天宫后）借白居易生日作文会。

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两江总督府及江宁府县当局，再议金陵政局善后工作，陈作霖上书《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一文，提出“请维风俗，兴水利，修志乘，惩刁滑”四事。他认为：“江宁府志，自嘉庆至今久未续修，其间文献阙略，及今修之，犹有一二耆宿，闻见可征……若于本府七属开设志局，延德望素著者为总纂，遴选学校中知名之士襄其事，庶一方掌故，不至湮没无传。”而“修志乘”之意义亦不仅在于书其历史，更重要者在于“修志乘以耸民听”。可以起到“激顽起懦”之效。他的这番建议受到当政者赏识，上元知县莫善徵、江宁知县甘绍盘遂于是年在南京金沙井开设志局，开修《上江两县志》，以学儒汪梅村（士铎）为总纂，同时聘陈作霖、秦际唐、刘寿曾等八人为分修，历经十月而告成，其中陈作霖所修《大事考》及刘寿曾之《艺文志》得到总纂的赞扬。除了《大事考》外，陈作霖还完成《兵制考》及“五传”的名宦、乡贤、孝悌、忠义等部分。这次参与官修志书，为其日后撰著《金陵通纪》等大部头学术著作，积累了经验，对其日后工作影响颇大。

在这一时期前后，陈作霖又开始撰写生平两大代表性著作之一的《金陵通纪》，该书后于1877年辑成前十卷，1880年全书40卷脱稿，1907年刻印而成。陈作霖之父陈葆常曾对南京文献资料之搜集，做了大量工作，上自元朝下逮明清，凡公私史记文献碑刻无所不收，尽其所猎，这为陈作霖写作金陵史书提供了丰实的史料。《金陵通纪》是陈作霖用以记录金陵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为其在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时代所成。该书所述内容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时越千年，博采历代地方文献，详载金陵舆地沿革、典章制度及重大事件，突出南京地方特点，作了概要性叙述。然凡建都南京各朝代“建储立后、下逮百职、国政朝章”等，他都以为不属于南京地方志范畴，因而“非系地舆，不轻泚笔”。这一特点纠正了唐朝许嵩《建康实录》体例不精当，“不专建康”的弊病。当时著名学者汪士铎在为之书序时曾誉为“不浮誉、不隐恶”之作，“详载郡中丰歉忧乐之曲，寇乱时诸军屯戍之地，措置先后得失之机，后世可奉为鉴戒”。陈作霖之友张士珩亦曾赞誉说：该书“详因革损害之故，著治乱兴衰之迹，非徒文献之存，抑以鉴戒所系。至搜葺详雅，瞻而不秽，叙述简要，直而不俚，洵乃惬心贵当，堪称极笔。”

光绪元年（1875），是陈作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乡中举，“秋闱中式第八名”，而后随即在南乾道桥（今安品街20号）利用宅后隙地筑“可园”而居之，读书著述于其间。园中原有楹室三间，题额为“征文考献之室”，后因园内丽春花（虞美人）竞放，又称之为“瑞花馆”，陈作霖分修《上江两县志》时即居于此。可园地虽不及一亩，亦无亭台之胜，然因陈作霖之声名远播，四方学者多来此访问，于是可园与清凉山“薛庐”、张士珩的“竹居楼”、陈三立的“散园精舍”等齐名而同为南京之名园，历时四十年而不衰。

此后，陈作霖于光绪二年、三年、六年3次赴北京应礼部进士会试，均榜上无名，遂绝仕进之心，立志专心“就职教谕”，并从事于史志撰述事业。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作霖卸任上元县学堂堂长后，清廷为奖掖其忠勤辛劳，方授其文林郎三品封典、迤封通议大夫、拣选候补知县的虚衔。

光绪四年（1878），陈作霖开始着手金陵地方人物传记《金陵通传》的编纂工作。早在同治九年（1870）撰写《金陵通纪》时，他已萌发了要撰写一部古今金陵人物传记的志愿，并开始积累资料。除二十四史、《建康实录》、路鸿休《帝里人物略》、朱绪曾《诗汇姓氏录》等著作外，他还广泛甄录了府县诸志、大家谱牒以及稗官小说笔记中的有关资料。同治十三年（1874）以后，陈作霖利用参加官修《上江两县志》之机会，进一步搜集素材，为编撰《金陵通传》作了准备。光绪四年，他一边着手开始编撰《金陵通传》，一边又入江宁府志局任分纂，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编撰地方志人物传的体例标准，并在《通传》实践中加以贯彻，这便使《金陵通传》成为陈作霖的一部高质量的代表作。

《金陵通传》全书凡45卷，内容起自春秋，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共50万言，所作各传不列子目，按年代顺序排列，以为纵系，各人各事又从其类以为横系，以家族谱牒为中心，合诸小传为一大传，使上下两千年间金陵土属可传之三千余人物集于一书，故称为《通传》。该书之体例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发展创新。其中新意体现于：一是采用世传体写法，合一家族立传者为一传，继承发扬了《史记》中世传体特色，使金陵地区六朝世裔文化世家特色得以体现。当时据统计，沿袭五世以上的金陵文化世家就有梅曾亮、邓廷桢、甘福、陈作霖、朱绪曾、夏塽、司马钟等家族。这些文化世家之各名人传记，因采用世传体方式在《通传》中得以“详叙始末、昭穆了然”，且“事有相联、人有相友、左萦右拂，各以类从”，“一至之行，卓然可传，则割归本类，其无多事迹者，悉附家传。”克服了旧志中分散列传祖孙父子昭穆次序不清甚至颠倒之弊。二是采用合传体手法，把历史人物归入各类而事迹相近者合为一卷，分别各类，以便把握其共性，以利于撰述、阅读与研究，使读者对于政治、文学、科技各方面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对旧志体例是一大突破。三是极其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对待入传人物之遴选，他认为“金陵山水之乡，名贤多爱而居之”，但“是卷不载寓贤，必定居再世生长斯土者，始为甄入，至自郡他徙者亦俟其子孙去本籍始不载。”即在《通传》入选人物中严格注意其籍贯，而在金陵本籍人士中又注重“布衣”，不以地位官职作为取舍标准，而以其人事迹成就为甄选依据。他表明收载历史人物的原则是“略于达官而详于士庶”，甚至包括了出身寒微的劳动人民，如做烧饼的工人等等。陈作霖在其所著《中国机器学家考》一书中甚至记载了宋代杨么起义军发明的一种战船，“四轮激水，船行如飞”，足证其严谨公正的治学立场及精神。

《金陵通传》编撰工作前后历时30年始告成。其后，陈作霖又作《金陵通传补遗》4卷，于光绪三十年（1904）合刊付梓。这部巨著问世后受到广泛好评，与《金陵通纪》合称其两大传世之作，而《通传》更为人重，何允恕曾誉之为“自陈氏《南畿志》、路氏《帝里人物略》后三百年无此作也”。宣统二年（1910），《通传》传入欧洲享誉海外，该书曾被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推崇为清代地方志中善作之一。

在完成“二通”之后，陈作霖还进行了大量金陵地方志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其中较重要者如：《金陵琐志》五种，该书历经实地考察访问，而后对照文献资料，一一落实编成。光绪九年（1883）二月辑《运渎桥道小志》，以城内运河及各桥梁为主线，展示“父老旧闻，乡贤嘉言懿行，城市变易，人情风俗。”光绪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1886—1899），续编成《凤麓小志》共12篇，其中地志者三：街道、古刹、园墅；人志二：历代及明朝名贤；事志者五：灌圃、机业、诸市、倡义、鼓铸；文志二：杂著、诗歌。这部《小志》翔实记录了南京风土人情文化及生产，其中许多资料如南京丝织业发展情形等等，为其他史籍所不载，因而具有极高史料价值。而其中《倡义》一篇还记载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初张继庚等人串通清廷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天朝政权之史实细节，堪称珍贵。与《凤麓小志》同时成书的还有同类志书《东城志略》，只是内容方位有别。以上三书概述了南京城内外三大地区之面貌。

在独立从事金陵史料纂辑工作的同时，陈作霖继续参加官修地方志工作。

以同治十三年（1874）参加《上江两县志》为始，陈作霖承担了“两考”“五传”的撰写任务。光绪六年（1880）受江宁知府蒋启勋之聘，陈作霖再度出任《续纂江宁府志》分纂，仍在汪士铎主持下，负责《续志》军志（1卷）、先正传（3卷）、孝友传（1卷）、仕绩传（1卷）部分。在其人物传写作过程中，陈作霖采用了自己创造的新体例，因而使其作品颇具特色。这两部府志及县志，在南京地方志历史上成为承上启下的代表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作霖又被编译官书局聘为分纂，纂成《孝弟图说一百条》、《礼经初编》（2册）、《江宁地形考》（1册）、《江宁先正言行录》（4卷）、《格言类证》（4卷）、选《古文初编》（4卷）等。

宣统元年（1909），已届耄耋之年的陈作霖，除独立撰写《上元江宁乡土合志》（6卷）外，又再次受聘出任江苏通志局总校兼编纂，完成《江苏兵事纪略》、《古迹志》（10卷）、《先贤传》（11卷）、《烈女传》（1卷）、《杂人传》（1卷）的撰写。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编纂工作暂停，而陈作霖的作品遂成为《江苏通志稿》中除缪荃孙《江苏金石志》外唯一的完工之作。1918年，陈作霖以81岁高龄继续应冯煦之聘出任江苏通志馆总纂，直至1920年逝世。

陈作霖一生致力于乡邦地志之撰述，可谓鞠躬尽瘁。陈三立先生曾在《江宁陈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凡省府县志局、书院、学堂、官书局、官报局、图书馆之属，先生皆在董其役终其身，亦因以著书百数十卷，跻为通儒。”此非溢美之词。

除此而外，陈作霖在其后半生中还编撰整理刊印了大量有关南京地方史文献资料及其研究著作，其中：光绪十三年（1887）编成《金陵诗征》，光绪二十年（1894）又成《金陵续诗征》。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秦际唐共同校编《国朝金陵文征》，次年又编《国朝金陵词征》。光绪二十四年（1898），编成《养和轩笔记》。光绪二十六年（1900），整理已故学者孙文川所辑《金陵南朝佛寺志》，共录226所寺庙，又与秦际唐共刊《金陵词选》。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刊刻《可园文存》一书，宣统元年（1909）完成。光绪三十四年（1908），撰成《金陵物产风土志》，保存近代南京土特产、民情饮食文化之稀见史料。宣统元年（1909）,“续刻物产志、六朝梵刹志及诗存”。宣统三年（1911），刊刻《炳烛里谈》一书，为记载研究南京民俗之专著。1913年，编辑《历代遗民传》。1919年，刊成《寿藻堂诗集》《续金陵通传》。1920年，在辞世前刊印《可园诗话》。

陈作霖的这些辑录编著作品，基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二通”为代表的金陵方志类史学著作；二是古文、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三是以考据、训诂为内容的经学著作（如《可园文存》载《一切经音义通检》）。而其采集编成的大量地方文献则是其中另一重要内容。他继承发扬了乾嘉学派精耕细作的治学传统，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史论结合，寓论于史，考释相间，以“不苟同、不立异、剖析可否，斟酌时宜，必求久无弊而后止”为治学原则，继承了陈氏家风传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将原本分散、零乱的文献资料搜集、积累、整理，先后辑存了《金陵文征小传》《金陵诗征姓名录》《秣陵风土小志》等乡邦文献计36种，洋洋160册之多。这是对南京地方史志事业的巨大贡献。陈作霖亦因其“以一身系金陵文献者数十年”，而“岿然负东南文望”，为后世所敬仰。

陈作霖自摒弃科考之途后，一方面将主要精力致用于修史治学，另一方面亦积极从事教育事业，受聘在各公私立学校任教，数十年间培育了大批学生。除了早期受聘在各官宦人家私塾教书外，亦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文正书院讲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地方官府为了响应慈禧的“变法上谕”，下令废钟山、文正、惜阴、奎光四书院，罢八股诗赋，在城中设立省府县三学堂，但仍以测试四书经义策论为主要任务。陈作霖“奉（江宁）府尊照会延为县学堂正教习”，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称为“堂长”，同年又出任由“崇文经塾”改建的“崇粹学堂”堂长。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辞去县学堂长职，改充名誉堂长。

陈作霖经常与南京的文人在一起饮酒赋诗，光绪二十四年左右，他与秦际唐（字伯虞，号南冈，1865年入钟山书院结识陈作霖等南京地区著名人士。1902年废书院为学堂，以尊敬、风池两书院为校士馆，后改为师范传习所，秦任总教习，1906年又改为初等师范学堂，秦任教务长。秦擅诗文，著有《南冈草堂文存》《南冈草堂诗选》）、朱绍颐、何延庆、顾云、邓嘉缉、蒋师辙结成“石城七子”诗社，号称“石城七子”，共同从事诗的创作及研究（七人都留有诗集），他们继承袁枚、魏源之所长，形成“南京诗派”的独特创作风格，抵制了“同光体”复古僻拗的文风对南京文坛的影响。同年冬天，他又与司马晴翁、周柳谭、秦际唐、郑叔龙作“五老消寒会”，后来，参加消寒会的不限于五人，如当时在南京的缪荃孙也常参与这一活动。清末，政局动荡，灾祸频仍，米价奇贵，人民深受其苦，陈作霖对此痛心疾首，与秦际唐等常常奔走于官府，为民众请命，并组织救生局、平粜局等公益事业。

宣统三年（1911），陈作霖75岁，为庆祝他“入学六十年，同学禀请李梅菴（瑞清）学使，蒙赠以芹藻长春匾额，”这是学界对可园老人一生学术成就的嘉奖。

是年八月，辛亥革命率先在武昌爆发，十月联军攻江宁，“总督以下皆弃城走，金陵遂归民国焉。”“自此以后，予所办图书馆、通志局、崇粹学堂皆罢，目力渐昏，可以闭户养疴矣”。陈作霖怅然若失，认为自己一生所致力的史志文化事业将就此结束，加上年事已高，对世事已生厌倦。

1918年，82岁的可园老人“受京师晚晴簃诗社之聘”，1919年被“公推为续纂同治上江两县志总纂”一职，携子治学。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学术活动。1920年正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南京，终年84岁。治丧期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发来褒词、挽联。林纾、陈三立、张謇等100多位两京及津沪的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敬致挽联及谏辞序铭，以示崇敬。陈三立先生为其撰写《江宁陈先生墓志铭》，对可园老人一生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其门人夏仁虎等集其著述，请于政府，宣付国史儒林立传，复合上私谥曰“孝通”。

可园老人之墓最先位于清凉山古井庵后。1937年5月，当可园老人百岁纪念之时，其弟子及在宁文人学者尊其为“孝通先生”。抗战胜利后，市府当局因在墓地附近建立国立音乐学院（今南京艺术学院前身），曾有迁墓之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出于对老人历史贡献之尊重，决定保留其墓。1955年，得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冲资助关心，由其后裔迁葬于栖霞区迈皋桥乡奋斗村坟头山陈氏家族墓地，与其子陈诒绂合葬一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1987年，南京市文管会出资重新整修陈作霖墓，现保存完好。199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原载于陈鸣钟主编《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华星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本刊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增删修改。文中引文资料主要参考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可园文存》《可园诗存》等。

陈三立所书陈可园墓志铭

（编辑：马振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