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光绪年间，中国文坛上有位文化名士——郑文焯，人称“大鹤山人”。他天资卓绝，学识渊博，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好金石，长鉴赏，且均有很深造诣，尤以擅词著称于世，是公认的词学大家。词家张伯驹《春游琐谈》曾云：“郑（文焯）居吴门，久执词坛牛耳数十年，为晚清词学大家。”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并称“清季四大词人”。

郑文焯生有傲骨，高亢不屈，少无宦情，淡然自逸，25岁起定居苏州，直到63岁去世，在苏州度过了近三分之二的人生，苏州成为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郑文焯像（李嘉球 提供）

生于簪缨之家，长于掌书之业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叔问、冷红词客、樵风逸民等，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祖籍山东高密，故自称高密郑氏。他爱鹤成癖，曾经“梦游石芝崦，见素鹤栖于云窟，迹之而见，向在西湖梦中所得之句，悬诸石室，因自署大鹤山人，志夙果焉”（金天羽《大鹤山人传》），由是人们都称他“大鹤山人”。

郑家世代簪缨，郑文焯祖父郑普安，曾任江南织造处兼龙江关税务，总理工程处武英殿御书处事务；本生祖父郑普明，曾任江南织造笔帖式，晋赠荣禄大夫。父亲郑瑛棨（字兰坡），历官河南卫辉、南阳、开封知府，河南布政使，河南、陕西巡抚，诰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从政之暇，治诗书画。长兄郑文焕（字幼兰），署河南开封府知府；次兄郑文炳（字卓峰），江西南安知府、江西九江道台；弟郑文炘（字少兰），曾任山西绛县知县。

光绪元年（1875）秋，20岁的郑文焯考中顺天府乡试乙亥恩科举人，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然而，科场无情，此后他曾九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最终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

郑文焯博学多才，声名远播。光绪六年（1880）春，江苏巡抚吴元炳闻其才名，特地请李鸿藻、毛昶熙介绍，“以聘币邀入幕府……入掌书翰”。所谓“掌书翰”，就是给巡抚大臣做些起草书件之类的活，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给巡抚当“秘书”。于是，25岁的郑文焯携妻子来到苏州，从此开始了长达31年的职业生涯。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郑文焯经历了20多位江苏巡抚，皆为重要幕僚。他“生平直道而行，义全终始……竭忠尽欢，此固为左右深谅者”（程淯《鹤语》），实属不易。

郑文焯做幕僚、掌书翰，收入虽然不算丰厚，但日子过得很是安逸。潘祖荫称他是“三十年来，真能淡于荣利，著书自娱，终身不士（仕）者”。进入民国后，他失去了做幕僚的固定收入，生活拮据，只得靠变卖收藏的金石文物、鬻书卖画维持生计。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文人那份自尊与清高。1914年，袁世凯开设清史馆，曾延请他为纂修，郑文焯则忍饿不就，“坚不应聘”。

栖居姑苏卅载，乐交名士与游

自25岁来到苏州，直至63岁去世，郑文焯在苏州生活了整整38个年头，结交了俞樾、彭翰孙、沈秉成、李鸿裔、陈寿昌、洪钧、潘钟瑞、吴昌硕、顾文彬、金心兰、李超琼、江标等一大批当时苏州的社会名流贤达。

初到苏州时，郑文焯卜居在乔司空巷潘宅西园，其《六月十三日卜居潘氏宅中》诗云：“乞借西园角，幽庭八九间。药栏红亚径，萝壁绿成山。送酒故人至，入门明月间。萧然尘意远，何必问仙寰？”（《扁舟集》）体现出他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光绪十一年（1885），移居庙堂巷汪氏壶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壶园遭遇火灾，迁居幽兰巷；后又迁居马医科巷。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在吴小城东孝义坊购地五亩，营筑属于自己的新居“通德里”，构有樵风别墅等建筑。

到苏州后，郑文焯拜谒的第一个人是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俞樾。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省德清县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咸丰七年 （1857），俞樾出任河南学政，与郑文焯的父亲、时任河南布政使的郑瑛棨“过从甚密，有异姓昆弟之约”（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下同）。不久，俞樾因乡试“试题割裂经义”被人弹劾，朝廷指令河南巡抚英桂与郑瑛棨查办。在郑瑛棨的斡旋下，俞樾从轻发落，革职罢官，于是退居苏州，居住在马医科巷曲园。拜谒时，郑文焯随身带去了父亲所作的一帧《口袋和尚画》，请求题识。俞樾十分激动，“见故人之子，如见故人。又得从故人之子，读故人之画，何其幸也”。俞樾欣然题识，其中有“此画神趣天然，颇极笔墨之妙……传示子孙，吉利吉利”之语。从此，两人交往密切，郑文焯称俞樾为“世丈”，俞樾称郑文焯“世兄”。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俞樾以孙子俞陛云中秀才致函郑文焯，信函台头竟称“小坡仁兄世大人阁下”，落款则自称“世愚弟”，足见两人交情之深。两人经常一起探讨学问，曾经一同畅游杭州西湖等名胜，和诗题赠，连连不断。光绪十四年（1888）郑文焯词集《瘦碧词》付梓，俞樾为之作序，称他“喜吴中湖山风月之胜，侨居久之，日与二三名俊，云唱雪和，陶写性灵”。郑文焯撰《医故》一书，俞樾作序，称“伏读大著《医故》，叹其精博”。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郑文焯由幽兰巷迁居马医科巷沤园，成为同寓马医科巷的邻居，俞樾为他题写“沤园”榜额。俞樾逝世后，郑文焯十分悲伤，撰写挽联云：“五百卷书藏流芬，风行寰中域外，溯鹿苹再赋，泮藻重赓，更儒林列传褒荣，人皆望若群仙，漫数词人今第二（自注：公自刻小印曰‘海内第二词林’）；三十年礼堂问难，义兼执友师资，记渤海同舟，湖楼撰杖，又吴巷德邻洽比，天不慭遗一老，咸悲国髦世无双。”深情回忆近30年父执师友的交往之情。

除了父执辈俞樾之外，郑文焯到苏州后不久结识了陈寿昌、洪钧二位“密友”（郑氏女婿戴正诚语）。陈寿昌（生卒年不详），字嵩佺，号松泉，直隶宛平（今北京）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翰林散馆时，因一字误笔被黜，外放无锡知县，后调任苏州府同知。他擅长书法，写得一手欧体，“遒逸之致，粲于行间”（郑文焯《瘦碧庵丛载》），并熟谙书法旨趣。因兴趣相同，两人成为好友，经常一起游玩。光绪七年（1881）二月，陈寿昌陪同郑文焯游览沧浪亭，郑文焯有《晚步沧浪亭同陈嵩佺太史作》。郑文焯又有《与陈子嵩佺夜话有感》诗云：“秋尽江南暮雨凉，孤灯落叶尚他乡。中年大半伤哀乐，旧恨与君谁短长。莫羡丹砂驻颜色，且凭诗酒放清狂。明朝重九须同醉，篱畔依依野菊黄。”两人晚上经常相聚交谈，互诉心声，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叹。

郑文焯与长17岁的洪钧成为忘年交，则是由陈寿昌的引荐。洪钧是同治七年戊辰科状元，陈寿昌是此科二甲第十六名进士，两人即所谓的“同年”。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历任右春坊、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等职。光绪九年（1883），洪钧因母亲年迈而乞归终养，不久丁忧服丧。郑文焯在陈寿昌的引荐下认识了洪状元。光绪十年（1884）暮春同游天平山等名胜，郑文焯有《暮春游天平山同洪君文卿》诗纪事，其中有“挥杯劝白云，一笑掬在水”之语，两人十分融洽，从此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是年十二月十九日，郑文焯邀请洪钧、陈寿昌等在寓居的壶园举行“沙龙”——过苏东坡生日，郑有《甲申十二月十九日洪阁学文卿、陈同知嵩佺集余寓壶园作东坡生日》诗云：“昨日春酒兼寿苏，禅魔醉戏壶公壶……笑酹髯仙一醉俱，此乐八百年来无。石芝梦饱倘可图，安用丹井回颜朱。”

郑文焯很欣赏陈寿昌、洪钧的书法并多有收藏，其题所藏洪钧书楷帖云：“（洪）文卿侍郎与余为忘年交，昔见其书楷，不甚经意，渠亦绝不以科第自鸣，不似暖姝小夫，日抱阔扁，幸拾一第，自谓一生吃著不尽也。一日，余求笔法于文卿，乃出其平日所书见示，清约秀整，一片神行。余于诸人，最心折之。”（《瘦碧庵丛载》）光绪十二年（1886）暮春，洪钧守孝结束起复回朝，郑文焯作《摸鱼儿·又江南落花时节》饯行。翌年九月，洪钧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郑文焯特地“海上赋别”，写有《洪阁学出使泰西》诗和《台城路·卧龙腾啸三山走》词，其中有“看鳌背英雄，几回如此，百感茫茫，碧霄长剑倚”之语。

如果说郑文焯与陈寿昌、洪钧的交往还带有点官场味道，那么，他与年长34岁的吴中名士潘钟瑞交游则完全是趣味相投。潘钟瑞（1822—1890），原名振光，字麟生，号瘦羊、香禅居士等，诸生。擅长金石、书法、篆刻，著有《香禅词》等。郑文焯常以“瘦羊世丈”称呼他，两人关系非常密切。郑文焯移居壶园、女儿茂韶出生与剃头，潘钟瑞都上门祝贺；郑文焯曾给潘钟瑞赠送鲜荔枝、腊八粥等；请潘钟瑞为《石芝西梦图》题识、代阅丽川书院课卷；邀请潘钟瑞到壶园看鹤、赏鉴书画。光绪十五年（1889），郑文焯北上参加会试临时离苏，将自己珍藏的一批图书数十种寄存潘钟瑞处。潘钟瑞是壶园常客，“时有壶隐二瘦之目”（《瘦碧庵诗草》）。《潘钟瑞日记》记载与郑文焯的交往则多达上百条。

乱世心系局势，爱国情寄艺文

在苏州期间，郑文焯并不是个一心专注诗词、书画的文人，他很是关注外界的形势。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曾将中法战事的“机密”电报录示潘钟瑞；《潘钟瑞日记》载：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丁未“傍晚，（郑）小坡以闽电报录示：初次与法人战不利，二次轰沉法兵船二、轮船一”云云。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烧杀屠戮，他特地致书妻弟谈所闻国难事。宣统二年（1910），江苏巡抚程德全、苏州知府何刚德推行“新政”，在苏州府学西（今东大街、新市路交叉口东北侧）创建苏州近代第一个公共园林“植园”，郑文焯曾积极参与，亲自规划，其《郑大鹤学宫植园修治计划图稿》现藏于苏州图书馆。辛亥革命爆发，他曾致书苏州名士汪钟霖询问革命军攻陷南京事等。后来，又致书汪钟霖谈第一次世界大战事，等等。

郑文焯具有爱国主义情操，十分赞赏苏州吴大澂的壮举。吴大澂（1835－1902），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愙斋等，吴县人，金石学家、书画家、古文字学家。同治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是文人中的武将，光绪六年，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东北边防。他周历要隘，知晓俄国侵占珲春土地，于是提出颁旧界图，与俄方抗议；又单骑入山，安抚吉林夹皮沟流亡淘金民众。光绪十年，他以左副都御史身份，前往朝鲜处理甲申政变。次年，他奉命赴吉林与俄使勘界；谈判中，他据理力争，争回被俄国侵占的珲春黑顶子地（今吉林敬信镇），迫使俄人重立界碑，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郑文焯对吴大澂的行为大加赞赏，赠诗赞颂。

光绪十六年（1890）冬，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岛上发生了山民冒雪给廉吏暴式昭送米的感人故事。暴式昭（1847—1895），字方子，河南滑县人。清光绪十一年起，担任西山甪里巡检司九品巡检官，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光绪十六年十月，因逆忤长官被撤职，全家穷得无米下锅。百姓感其廉洁，自发送米捐柴，冒雪送到他租住的居所。俞樾为之作《暴方子传》；西山文人秦敏树（字林屋）深受感动，绘画《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郑文焯先前在俞樾处认识暴式昭，对他性格为人有所了解。暴氏罢官断炊，以及西山村民自发送米捐柴发生后，郑文焯大为感动，光绪十七年（1891）春为图题识云：“余因俞丈曲园识方子先生于苏州，其人器干雄拔，骚骚自固，故仕世多素辞。以巡检官包山之西，亟亟民事，有所观纳，辄婞直上陈，亡虑触置，以是官其上者多恶之。有识佥为之危，君固嚣嚣如也。去年十月，竟以事罢官，贫不能聊。迨其将去，山中父老遮留塞途，乃止于西山累月。有陈巷村人尝以薪米饷遗，闻者风动，自后八十余乡人各赍粮，输送不绝，其政化怀物如此。山中好事者或为之图，以张其绩，而属同志咏歌以声之。夫士当有道之世，危冠高蹈，则亦独行而已，夫孰能贵贱之？乃以卑位而风声大行，不自保其枯槁，宜其在枉而咎累也，抑昌其身不若昌其名邪？悲夫！光绪辛卯中春，石芝崦主题于西园。”

余意未尽，郑文焯又题识：“方子先生官包山巡检，以直道忤上去官，止于山中，贫甚。有陈巷老人尝以薪米饷遗，继者八十余乡，输送不绝。好事者美其政绩而图之，余从而为之歌。辛卯暮春，叔问文焯。” 是年夏，廉吏暴式昭离开苏州，郑文焯特地绘画《雪篷载米图》，并作诗以送。抗日战争时期，郑文焯的《雪篷载米图》因埋藏地下，导致笔迹模糊，图记毁去。著名画家徐悲鸿感于暴式昭孙暴春霆“不忍先绩湮没”之请，于1948年6月23日，扶病重画《雪篷载米图》，成为文坛艺苑一则佳话。

钟爱光福湖山，长眠邓尉山麓

郑文焯喜爱苏州山水名胜、风物古迹，足迹遍及苏州，写下许多的诗词以及画作，尤其是对苏州郡西太湖之滨的光福更是情有独钟，写有诗词100多首（阕），绘有《虎山诗梦图》《西崦浮家图》等画。他曾多次想结庐归隐光福，最终实现夙愿，长眠于邓尉山麓。

光绪六年，郑文焯到苏州后，卜居乔司空巷潘宅西园。刚安顿便自题寓所横额云：“邓尉梅，韬光所，山之凹，水之曲，著个诗中安乐窝，瘦行硬座一生足。”（《自题诗窝横额》）虽初来乍到，他对光福邓尉“香雪海”早已所闻，是年十二月寓所园中腊梅盛开，冷香触人，他置酒邀友共赏，并预定“邓尉寻梅之约”。

次年早春，郑文焯践约与友人赴邓尉探梅，遍游光福，写下《从光福里探梅邓尉香雪海》《缘西碛铜井问梅花深处》《柏因社》《登弹山万峰台》《蟠螭山望太湖》《玄墓山晚眺》《由邓尉返而登舟次日复游龟山煮七宝泉》等诗词10多首（阙）， “山阁曾璀补六浮，铜坑万斛冷香稠。青山有价凭赊取，卜筑诗窝为我留。”见光福山水胜景，郑文焯产生了卜筑诗窝的打算。

光绪八年（1882）春，郑文焯应光福寺方丈贯澈邀请入山赏梅，写有《邓尉贯澈长老报山中梅花已放，却寄一首兼简茗笙》《宿玄墓山万峰禅院》等诗词。见邓尉梅花如此壮观美丽，郑文焯再次产生结屋光福的念头。

此后，“每值春季，必驾扁舟往邓尉观梅，勾留数日始归”（郑复培《先考小坡府君行述》）。光绪十六年初春，郑文焯又一次赴邓尉山看梅，在山里游览了整整10天时间，写有《邓尉山中看梅绝句》16首。其一云：“十年九渡虎山桥，冷澹风光一醉销。山是主人花是客，过湖春色不辞遥。”其三云：“西崦家家梅作田，熟梅得雨总逢年。春来寄语看花客，好及祠山风信前。”其十五云：“十日看山花里行，扁舟长掀五湖情。人归西崦春还在，诗如在坡兴更清。”由衷地表达了对邓尉山水、梅花的喜爱之情。光绪三十年，他在苏州孝义坊购地营建新居通德里，特地“从邓尉购嘉木名卉，杂莳屋之四周，颇擅园林之美”（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

光福的西崦湖、虎山桥、玄墓山、嶓螭山（石壁）、白浮山等胜景，曾令郑文焯一见钟情，久久难忘。光绪七年首次游览时，他在石壁看到前面太湖小岛白浮山，喜爱有加，便有买山栖遁之想。30年后，他深情回忆道：“余爱其名，尝以花时从石壁寺门前冲雪泛舟，升眺七十二峰，如浮杯在几案……山旧多梅林，环西麓皆水田，使尽其四肢之敏，从事一山，可以卒岁。余初南游便欲买此山栖遁，怀之有年，高蹈终违。匆匆不知老之将至已。”（《樵风乐府》卷9，下同）他曾多次游览蟠螭山、住宿石壁精舍，曾经卧躺“望湖台”观月，“蟠螭山，杰立湖中，四绝孤芳，有石壁大可数亩，天作画屏，两山横黛，宛然西子，窥镜一颦。山上有望湖台，尝偕中实子复乘月卧石上，题墨殆遍。余年例看梅，信宿此山，旧句多在吟口”。他特别爱好青芝山坞，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游光福后，他在《鹧鸪天·树隐湖光望转明》词序中写道：“余往来邓尉山中十余年矣，独爱青芝一坞。林嶂秀岨，人迹罕交，有终焉之志，未逮也。”词中有“眠云无地青芝老，虚被樵渔识姓名”“山中种树书堪读，世上繁华迹总陈”之句。宣统三年，他在《卜算子·枝亚野桥斜》中再次提道：“青芝坞……尝欲营牧田于此，旧题有‘眠云无地青芝老，虚被樵渔识姓名’之句，念此怃然。”并写下“大好青山玉树埋”之句。

虎山桥是郑文焯每次游览光福的停泊处，印象最深。他在宣统三年所作《卜算子·低唱暗香人》中深情地回忆道：“虎山桥，跨湖通东西两崦，林壑尤美。常年看花，旧泊地也。忆乙巳（1905）元夕，携侍儿可可吹笛桥上，波月连珠，如镜中游，光景奇绝。”词中有“桥上弄珠来，烟水空寒处。万顷颇黎烂玉盘，月好无人赋”之句。他喜欢光福的山，也喜欢光福的水，常喜欢用西崦湖的“西崦”来指代光福，写有《西崦梅花诗》《阳春曲·忆梅西崦》等诗词，以及“西崦梅讯”“忆梅西崦”“载雪西崦”“余与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邻之约”等语。

郑文焯喜欢春天邓尉探梅，也喜欢秋天光福看桂；喜欢自己独游，还常陪好友探胜。光绪十五年秋，著名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字壬秋）来到苏州，郑文焯陪同游览光福，“方舟载酒，与湘潭王壬秋二三同志，山泽行吟，连句和清真此曲，极岁晚清逸之娱”。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二日，他陪同著名词家、好友王鹏运（字半塘）游览光福，“朝发夕抵光福里，尽三日之长，遍游邓尉诸山”“壬寅岁十月，同半塘老人游邓尉诸山，晚泊虎山桥”（《苕雅余集》），并和宋代词家吴文英《沧浪看桂》韵填写《古香慢》，留下“桂香市过，梅讯春迟”词句。是年，他特地作书画册页记述此事，题诗云：“连船诗酒镇相邀，水石秋香晚未销。后日梦寻题句处，冷风扶醉虎山桥。”并题识“王寅秋晚，偕半塘老人游邓尉诸山，清晖娱人，连情发藻，偶图游境，系以小诗”。

1917年，郑文焯相伴40年的妻子张宜人（字眉君）去世，他穷得竟然无法安葬亡妻，不得已托程淯帮忙；后得梁启超等人“颁建三百金，周急救凶”（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下同）。妻子离世，生活窘迫，双重打击下，郑文焯病倒了，1918年医治无效逝世于苏州，享年63岁。临终前，他将身后之事全部委托给康有为。海内名家纷纷致辞哀悼。康有为特作《郑叔问哀启》《哀郑叔问中书》，“双棺在堂，萧条繐帐，敛手足形，殡葬无依；寡妾弱息，茕孤可悯”，为他筹集丧葬经费，并撰写《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遵照他生前遗愿，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当年农历十月与夫人张氏合葬邓尉山妙高峰下梅林丛中，“种梅树碣，成其遗志”。不久，叶恭绰、朱祖谋、梁启超等人请求内务总长钱能训，函致江苏省长转吴县知事，对郑文焯的住宅、坟茔分别立案保护。1926年春，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时曾经拜谒郑文焯之墓。其墓葬毁于20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具体时间不详。

（作者简介：李嘉球，原吴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吴县志》副主编，苏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