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咸淳毗陵志》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初版于南宋末年。该志宋刻本目前有孤本传世。长期以来，对该志的修纂、刊刻和流传之路，尤其是编纂者史能之研究甚少。本文首次较为详细地钩沉了该志的修纂过程、编纂者史能之的生平事迹、存世孤本的状况，以期后来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充分挖掘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关键词：《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 常州 地方志

《咸淳毗陵志》是中国古代著名方志，与范成大《吴郡志》、施宿《会稽志》有宋代三大名志之誉。它于咸淳四年（1268）问世，至今已有七百五十余年历史了，不仅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也是全国仅存的二十余种宋代官修府志之一。最初的宋刻本有孤本传世，意义重大。今日读者，翻阅这部全面记录了常州地区从春秋中叶到南宋末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貌的“百科全书”，也许会心生一系列好奇：谁修纂了它？它的传世有哪些坎坷？宋刻孤本又为何流传到日本？由此溯流而上，追寻它在七百多年历史长河中的纂修、刊刻和流传之路，于后来者也许会别具一番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一、两个关键人物：宋慈和史能之

追溯《咸淳毗陵志》的问世之路，离不开两个关键人物：宋慈与史能之。后世提起这部名志，大多直接将修纂之人署名“史能之”，而甚少提及宋慈。这并没有错。因为《咸淳毗陵志》正是在史能之的亲自参与推动下，在他任内修纂完成的。但如果读了史能之为《咸淳毗陵志》写的“序”，就会明白它的编纂之路十分漫长，宋慈的作用不亚于史能之。甚至可以说，该志虽然功毕于“史”，实则奠基于“宋”。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阳人（今属福建南平）。他被后世誉为法医学鼻祖，以《洗冤集录》名播海内。宋慈与常州有很深的渊源，他曾在常州任职七年，其间他不仅开始为编写《洗冤集录》搜集资料，也着手重修常州的地方志书。在宋慈任前，常州已有一些成书年代较早的地方志书，比如成书在唐代的常州图经、北宋淳熙年间邹补之纂修的《毗陵志》，等等。但随着宋室南渡、江南开发的深入，常州日趋繁荣，地理、人口、物产已有很大变化，至淳祐年间，宋慈调任常州时，这些旧志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当地的地情地貌，亟待重修。

淳祐元年（1241），宋慈调任常州知州，开始谋划重修旧志。他请来当地的贤达士子一起参与这项工作。但可惜的是，这一次重修旧志的工作并没有如期完成。个中原因，可能是因为卷帙浩繁，宋慈公务繁忙，没有找到得力之人协助；也可能是因为宋慈忙着编写《洗冤集录》，精力财力有限。总之，淳祐七年（1247），随着宋慈调离常州，重修旧志的事就搁置了。

宋慈在调任常州，启动修志之时，恰好新科进士史能之也被委派到常州武进担任县尉。两个人曾聊天谈到常州“旧志”，都觉得“旧志”太粗略，达成了重修的共识。咸淳二年（1266），当年的常州武进县尉史能之升迁为常州知州。走马上任之后，他想起二十年前和宋慈聊天时说到的修志一事，于是找来旧志一看，发现竟然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史能之很是感慨，先是自问：“嘻，岂职守之遵绌不常而郡事之轇轕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续邪？抑有待而然邪？”后又自答一番：地方官的一大职责就是“掌道地图，以诏地事，以办地物，以诏地求”，修志是为了后来者有所资鉴，常州历史变迁很大，现在局势也比较平稳，物产也丰富了，“非小弱也”的常州如果还没有一部完善的地方志，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于是，身为一府首脑的史能之请来有“材识”的同僚和当地“博习”的士子，“网络见闻，收拾放失”，又找到二十年前宋慈留下的“未竟之书”，“讹者正，略者备，觖者补”，开始了重修之路。

令人称奇的是，史能之的这一次重修之路进展很快，“旬月而后成”。一般说来，志书修纂，因为卷帙浩繁，人才难得，常常会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但史能之修纂《咸淳毗陵志》却是“旬月而后成”。从咸淳二年（1266）任职常州知州，到咸淳四年（1268）正月刊行《咸淳毗陵志》，满打满算也就两年时间。成书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宋慈留下的“未竟之书”。以此推断，《咸淳毗陵志》的修纂最后功成于史能之，起步奠基却始于二十年前的宋慈之手。

除了宋慈、史能之两人之外，《咸淳毗陵志》的成功编纂，还有赖于多位当地官宦士子的参与，可称团队合作的成果。从该志所附纂修名录看，史能之集合的“同僚之材识”“郡士之博习者”至少有七人：李焘、俞千里、宋国珍、张会龙、黄恮、赵若伦、梅应发。这些参与者大多文学素养较高，有仕宦经历。或者担任常州府州学直学、学宾、学正、教授等职，或者是“添差通判常州军、兼管内劝农提督”，各自分工，负责该志的编集、编校、撰集。这七人中，今可略考者有梅应发。他生于宋端平元年（1234），卒于元至大四年（1311），广德人，宝祐元年（1253）进士，曾官至直宝章阁、太府卿，任内为官清廉，酷爱藏书。宋亡之后，元廷屡次征召，皆以疾病辞。开庆元年（1259），梅在庆元府任教授时，曾参与《开庆四明续志》的编纂，其著今存《艮斋馀稿》残本。另外还有张会龙、黄恮、赵若伦等人，虽在存世文献中有惊鸿一现，但生卒事迹几乎已经完全湮没，无处详考。也正是因为编写团队阵容的强大，才保障了《咸淳毗陵志》的编纂质量，促成了一代名志的诞生。

二、史能之的生平事迹

《咸淳毗陵志》的修纂最后功成于史能之，起步奠基始于二十年前的宋慈之手。有趣的是，两人在后世的声名际遇却大不一样。宋慈以“法医学鼻祖”而闻名，成为影视剧追捧的热点；出生世族大家的史能之除了一部“志”之外，其他的文学事功却多已湮灭。谈到他的经历，一般只有百字左右的简历，如此这般：史能之，字子善，四明（今属浙江宁波）人，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考中进士，任职常州武进尉。咸淳二年（1266）任职常州，为“朝散大夫、知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节制诸项戍守军马”。

除此之外，“史能之”是谁，生卒年何时，生平经历又如何？为什么会编纂《咸淳毗陵志》？则是迷雾重重，可资考证的史料非常少。笔者通过史料里史能之的家族、父亲史弥巩以及《咸淳毗陵志》里留下的线索，尝试对他做出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首先，可以勾勒史能之在常州的文学事功。

考《咸淳毗陵志》，可知咸淳二年（1266），史能之调任常州知州之后，除了编纂《咸淳毗陵志》之外，还有一大事功：疏浚后河。后河，是常州城的一条内河，对常州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时人普遍认为这条河关系到常州的科举气运。后河淤塞，则科第不振，后河通畅，则人才辈出。这条河开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时任知州李余庆主其事。此后两百余年间，后河时淤时畅，有宋一代在崇宁、淳熙、咸淳年间，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疏浚。主事第三次疏浚者即是史能之。在疏浚后河之后，史能之曾邀请王应麟为此事作记，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史能之的一些历史信息。王应麟是宋代大学者，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蒙学识字课本《三字经》即是他的著作。他长期以“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直言敢谏而闻名。王应麟对史能之的评价很不错，说他“学问文章世其家”，上任常州之后，“以儒雅饰吏事，釜沸丝棼，不数月而清理”。

王应麟还写下了史能之疏浚后河的“初心”。早在武进担任县尉时，史能之即已注意到后河的淤积问题，“讲闻利病甚悉”。二十余年之后，他成了一州之长，“亟欲酬初志”“乃撙浮费以度工而民不扰，率伍籍以赋役而民不劳”，最终用了两个多月成功疏浚后河。“计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费缗八千五百有奇”，重浚的后河“东西三百余丈”，比原来的还要“深七尺”。王应麟特别点出了史能之疏浚后河的意义：“义礼之学，如水浚而愈新，经纶之业如水流而不穷，异日传循吏着书曰：‘毗陵文风复兴自公始’，岂不伟欤！仰公于是役也，将刻石通逵，念后之人继守成功俾勿坏，且戒廛市之氓无敢湮塞。”此外，从《咸淳毗陵志》中还可知史能之在常州任内兴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工程。他重葺了府衙里颓废弗治的当值司；还取意杜甫“香叶终经宿鸾凤”之句，在常州外子城东北角建了宿凤厅；还移建了匪懈堂。在通吴门外二里，重建了寅宾厅。

从上述有限的信息中，可以大致推断，史能之既是一个儒雅的文学之士，又颇能精明练达干实事。他出身于崇尚诗书、不附权贵的世家，宦海浮沉，相交的也是忠贞有识之士。

其次，从《宋史》可知，史能之出生于显赫的宁波“四明史家”，父亲是史弥巩。

四明史家是南宋时期的世家大族。短短百余年间，从史家走出了28个进士，3个宰相，有超过200人在朝廷内外任职。在当地至今还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的说法。虽然史能之出生于显赫的四明史家，父辈至亲走仕途的很多，而且柄国二十余年的权相史弥远还是他的族伯父，但这些很可能不但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多少助力，反而牵累不少。《宋史》记载史能之的父亲史弥巩为人正直，因为在政治上反对史弥远专政，而常年在外地任职，“淹抑十载”。史能之是次子，还有大哥肯之，弟弟有之、胄之。史弥巩的兄弟子侄之中也大多因为看不惯史弥远一系的作风，而终身名位不显。史能之的仕途也很可能并不顺畅。以常理度之，出生于世家大族，又以进士之身授县尉，二十年后才迁至常州知州，仕途虽然不算坎坷，但也绝对算不上通达。

再次，在枝繁叶茂的四明史家中，史能之这一支家风不错。

史能之的父亲史弥巩为人持论不阿，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他曾在溧水、衢州、婺州等地都任过职，任内碰到过大饥荒、盗贼滋事、士兵哗变等棘手之事。他处置起来都很妥当，有“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的显著之绩。致仕之后，绝口不谈时事，八十而终。当时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评价他：“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未仕则为其寄理，已仕则为其排摈，皭然不污有如此。”了不起的是，在史弥巩这一辈，亲兄弟八人，有五人中了进士。他的儿孙中除了次子史能之外，另外三个儿子肯之、有之、胄之，也“俱进士”。孙辈中，史肯之的儿子史蒙卿不仅是进士，还因为创立了“静清学派”而闻名后世。《宋史》称史蒙卿“为学淹博，著书立言，一以朱熹为法”。仅从史弥巩论起，爷爷、儿子、孙子，一门三代六进士，即使在“四明史家”里，也堪称盛事了。另据成书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的《宝庆四明志》记载，史能之曾“出继”。“出继”即是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一般发生在同一宗族内，以契约文书或者口头承诺的方式来施行。史能之是否由史弥巩亲自抚养长大已经难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出继”了并不一定就会离开亲生父母，也有可能只是具文而已，即使离开了一般也和原生家庭关系密切。

也许正是因为家风崇尚诗书、父辈不附权贵，所以史能之才能对修纂地方志如此上心，以至于二十年不忘。在《咸淳毗陵志》功成之后，仍能不贪功，不大言，不隐宋慈“未竟之书”，自述心迹“余岂掠美者哉？”感慨：“事患不为，为而无不成。余之续之，所以成前人之志，而广异日至传云尔。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

三、宋刻孤本的流传过程

《咸淳毗陵志》的纂修问世之路历时三十年。在后人看来，此书是不言而喻、当之无愧的名志。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阅后说：“今得此，可以无恨，乃知作者苦心，良不易也。”常州的方志学家李兆洛点评它“法度厘然”“足为凡为志乘者之式”。赵怀玉在重刻之序中直称其“体例赅备，可称良志”。但让今人倍感奇怪的是，和后人的不吝赞誉相比，在该志书成之日，乃至于随后的百余年里，却很少有人提及《咸淳毗陵志》。它的名声、流传似乎也并不广。为何会这样？个中原因，纷繁复杂，最显著的一个因素与战乱有关。

史能之重修旧志之时，南宋已至末年。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铁骑，频频南下，宋室已是风雨飘摇。在《咸淳毗陵志》问世仅仅八年之后的德祐二年（1276），元兵即攻下了南宋都城临安。在元兵灭宋之战中，常州曾坚持守城抵抗达半年之久，也因此在城破之日惨遭屠城，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据说当时常州城内只有七个人因为躲在桥坑里才逃过一劫。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被俘押送北上时，曾写诗痛悼：“常州，宋睢阳郡也。北兵愤其坚守，杀戮无遗种，死者，忠义之鬼，哀哉!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兵燹水火之下，《咸淳毗陵志》自然也难逃此劫，“人书俱亡，无足取证”了。

到了元代延祐二年（1315），因为征收田赋的需要，经过百般查找，终于找到了一部宋刻《咸淳毗陵志》。延祐四年（1317），重新刊刻于世，是为元刻本。但元朝统治时间短暂，也不太重视文化，元末战乱之中常州城又遭兵火，文献版刻荡然无存，这个元刻本也就“鲜著于录”了。至明朝洪武十年（1377），常州知府张度、常州名士谢应芳重金购得了一部残缺的元刻本，并在此基础上纂修了《毗陵续志》十卷，又重新刊印了《咸淳毗陵志》，是为明洪武刻本。明成化二十年（1484），卓天锡、孙仁增、朱昱等人又以《咸淳毗陵志》为基础，再次重修，是为明成化刻本。再至清代，常州人赵怀玉搜访到明刻本，并访问增补之，又请常州著名方志家李兆洛、吴山子校勘，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于世，是为清刻本。

在这七百余年的流传之中，围绕最初的宋刻《咸淳毗陵志》衍生出众多版本，元、明、清、民国，以至于今，可谓代代赓续。追溯这七百余年的《咸淳毗陵志》重修刊刻之路，可以发现最初的宋刻本，现身越来越少，偶有时人提及，频频冠以“重金购得”“残本”“孤本”之语。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发现宋刻本的《咸淳毗陵志》已是非常罕见，即使常州本地最出名的藏书家钱曾、浙江嘉兴的藏书家朱彝尊都没有见过。他有一次出外访友，很意外地见到一部，立即借回家抄了一个副本。但可惜他见到的宋刻本也是残本，虽经多方抄补，“第二十卷终不可得”。

那么，七百五十多年前由史能之纂修刊印的最初的《咸淳毗陵志》，今天还存世吗？答案是肯定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一部宋代原刻的《咸淳毗陵志》，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传世之本，堪称无价之宝。

为何这部宋刻无价之宝会流传到日本藏家之手？追溯起来，也令人百感交集。晚清时期，浙江湖州人陆心源（1838—1894）创立了著名的皕宋楼，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为“四大藏书楼”。而皕宋楼之所以有“皕”，意谓藏有宋刻本200种之多，这其中就有史能之刊行的《咸淳毗陵志》。光绪二十年（1894）陆心源死后，其子陆树藩因为经商失败，家道中落，于是多方联系藏家想要集中出售父亲藏书。但找了两三年，都没有人接手。恰好此时，创立了静嘉堂文库，正在四处搜罗古籍的日本人弥之助得知消息，立刻表达了收购意愿。陆树藩心想，与其逐渐分批变卖，看着藏书在自己手上一散再散，不如集中售与日本藏家，至少保证了父亲藏书的完整性。于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日本静嘉堂文库出资十万银元，全部买下陆氏藏书约四万余册。其中的《咸淳毗陵志》也随之东渡日本，至今还藏在日本京都的静嘉堂文库。

这件事在当时虽有反响，但并没有特别大的震动。此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国仇家恨的逐渐发酵，静嘉堂收购皕宋楼藏书一事也就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献典籍被外人劫掠之重大惨祸”。陆树藩后人谈及此事，也倍感痛心。“当时中日民间书籍购买互有往来，买卖自由，加之系私人藏本，清廷未加干涉，也无暇顾及，他人亦无可奈何。但上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售书日本之事的严重性越来越凸现。此举虽保持了陆氏旧藏的完整性，但却使我国大量宋元善本流入日本，无价国宝永离故土。欲避免藏书散失之陆树藩，反而因此背上不肖子孙之骂名，这是陆树藩生前所预料不及的。”

四、存世宋刻孤本的状况

存世的宋刻《咸淳毗陵志》残存14卷，分别为卷七至卷十九和卷二十四。一共3册，每册尺寸约为31.3厘米×20.3厘米；版式则是左右双边（23.0厘米×15.9厘米），每半页9行，每行20字，注文双行20字，版心白口，双黑鱼尾；缺页为卷十二第五页以下。残本有8处可见不同的落款、藏书印，分别为晋昌、鹪安校勘秘籍、新丰卿人庚辰以后所聚、小窗云月、云烟拈弄、臣陆树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清末民初的著名藏书家，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见过宋刻本后，十分欣赏，点评“此书版式阔大，字体整齐，虽抄补过班，要是俊物”。

残本的第一册副页前有清人唐翰题的手识，约两百字，简略考订了该志的保存、残缺情况。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咸淳毗陵志》重刻本，似都未收录该“见识”，故全文引录如下：

是本纸墨行款与余所见士礼居藏宋刊宋印本中兴馆阁录续录同。惜前阙六卷无，后从者其原始志中秩官人物皆截止咸淳年，故定为《咸淳毗陵志》。其曰重修者，考马端临经籍志史部有《毗陵志》十二卷邹补之撰。此书存七卷至十九卷，末一卷二十乃剜去二十以下字，以配足者。是书当有二十几卷，其为援十二卷旧志而重修者。可知已经籍志既不载他亦罕见。宜珍之（丁卯十一月翰题记）（“鹪安校勘秘籍”朱文方印）。邹补之州学教授淳熙十五年八月满见卷九（“晋昌”白文方印）（追记）。阅赵味辛亦有生斋文集卷七有是书跋甚详录附后，又续集卷四有重刻毗陵志跋，重刻本求之数年不得。

唐翰题，生于1816年，卒年不详，字鹪安，一作鹪庵、蕉庵，别号新丰乡人，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曾官至南通知府，前后宦游二十年，于光绪元年（1875）归里读书，晚年寓居苏州。著《说文臆说》《唯自勉斋存稿》。副页上的“鹪安校勘秘籍”“新丰乡人庚辰以后所聚”即是他的藏书印。唐嗜好藏书，有藏书室名百宋千元之居，所藏宋元刻本尤多。从“庚辰以后所聚”几个字可以推断，他收藏《咸淳毗陵志》是在光绪六年（1880）之后。唐氏所藏宋元刻本，大多来自吴骞拜经楼，拜经楼则或得之马思赞道古楼，或得之查慎行得树楼，《咸淳毗陵志》或在其中。

在唐翰题之后，该志被陆心源所得，藏于皕宋楼，并于数十年后流于日本静嘉堂。陆心源不仅是晚清藏书大家，也是一个精于目录、版本、方志的学者，著述丰富。晚年他整理收藏，潜心著述，陆续出版了《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唐文拾遗》等著作，汇总为九百余卷的《潜园总集》。在收藏《咸淳毗陵志》后，他也曾题跋。目前论者似也未曾留意该跋，笔者亦全文引录如下：

重修《毗陵志》三十卷，史能之修。前有能之自序，宋咸淳刊本。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数。案：能之，字子善，初尉武进，廉恪不扰。嘉熙中知高邮州。咸淳二年，以太府丞知常州，增节浮费，以浚后湖，民赖其利，见《宋史·史弥巩》及《常州府志》《延祐四明志》。《毗陵志》创于三山教授邹补之，见《直斋书录解题》，咸淳四年能之重修。宋本今存卷七至卷十九，又卷二十四，余抄补；卷十二第四页后缺若干页，末页版心页数字，挖改为“十”字，究不知为第几页；卷十三缺第十三页。常州赵味辛氏新刊本，似即据此本付刊，改四卷挖改之末页为第五，而与第四页“沿江兵民”接连；改卷十三之第十四页为十三，而与十二页“莬丝子”接连。其谬甚矣。明之华氏刊《宋诸臣奏议》不辨缺页而误连之，颇为嘉、道间名公所议，不谓味辛亦蹈其失也。

当年静嘉堂文库因为收购了皕宋楼藏书，而一跃成为国际汉学重镇。近年来，中国学人曾多次探访静嘉堂，寻访古籍，多有利用。静嘉堂也曾择所藏之精华，开发了宋元古本的电子数据库，供学者访问研究。据相关资料介绍，该数据库中仅宋代古籍就超过一百二十种，两千六百余卷，《咸淳毗陵志》亦在其中。另外，在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也已被浙江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大文化地标。遗憾的是，当年“百宋一廛”的盛况已不可追。虽然存世宋刻本已是残本，而且流落海外，但毕竟还可以惊鸿一瞥，多少也可以告慰历代修纂刊刻这部志书的先人了。

长期以来，对《咸淳毗陵志》的修纂、刊刻和流传之路，尤其是编纂者史能之研究甚少。本文首先重点钩沉了该志的修纂过程，认为该志的成功编纂离不开两个关键人物宋慈和史能之。尤其是宋慈的奠基作用，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其他参与者也大都有仕宦经历，且文学素养较高。编写团队阵容的强大，才保障了《咸淳毗陵志》的编纂质量，促成了一代名志的诞生。主要的编纂者之一史能之既是一个儒雅的文学之士，又颇能精明练达干实事，出生世家大族，热心地方志的编纂，在常州任上文学事功值得挖掘。其次，本文追溯了宋刻本的刊刻、流传情况，认为战乱原因，导致了宋刻本传世稀少。最后，介绍了《咸淳毗陵志》传世孤本存于日本静嘉堂、版本现状情况，以期后来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充分挖掘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作者简介：李寅初，现供职于江苏省常州市委党史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