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年鉴近20年的发展轨迹中，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方志事业对年鉴事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进入90年代，本届修志已进入出成果的阶段，市县志书相继出版，志成编鉴成为大势。大批修志单位和方志工作者转向编辑出版年鉴工作，为年鉴事业在我国的大发展提供了组织和队伍的基础。这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年鉴事业获得大发展的内在原因。

       正是由于数以万计的方志工作者投入到年鉴事业中来，作为传统的、中国特有的方志文化必然会对从西方引进的年鉴这种出版物产生影响。有人担心，方志文化对年鉴的影响使人们对年鉴性质的认识产生偏差，会把年鉴的编纂工作引入“误区”。例如：认为由于方志求“全”而影响年鉴，就掩盖了年鉴的求“新”，淹没了特色，“结果不少年鉴动辄便是百万言，面面俱到，行行不缺，线线不断，然而广大读者要查检的有价值的信息却寥若晨星。”再则由于受方志的影响，强调其“存史”的功能，也会影响年鉴的求“新”，而忽视年鉴的现实功能和检索功能，使新情况，诸如流动人口、下岗职工、“抓大放小”之类的问题在年鉴中没有反映，使年鉴“不是常编常新，而是年年雷同，卷卷一面，读者就会减少，社会效果便会降低，年鉴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

       所以产生上述担心，根本之点在于如何认识年鉴的性质及功能，和如何估价方志对年鉴的影响。作为地方综合年鉴，它的性质是以编年体编写的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地情资料性工具书。如果把它说成就是“史书”，或就是志书的“资料长编”，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工具书大家族中，地方综合年鉴不同于字典、词典等类型的工具书，它是以记录和反映地情资料为其特点的工具书。而人们对地情信息的需求绝不会局限在那些突出的新事物上，因为社会本身就是多种类型的人群组成的。要使地方综合年鉴适应全社会的需要，在求“新”的同时必须要求“全”，要在“全”的基础上求“新”，要妥善处理好“全”和“新”的关系。地方志编修强调“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是针对方志的断限是几十年、上百年而言的，其本质仍是力求全面记录和反映地情，不致有重大的缺漏。事实上，作为一部百万或数百万字的地方志书，要毫无遗漏地把丰富多彩的地情记录下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只能收录最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具有“存史”价值的典型事物的资料入志，这是方志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常识。有人担心作为方志工作者转过来编年鉴，就会“动辄便是百万言，面面俱到，行行不缺，线线不断”，而使“广大读者要查检的有价值的信息却寥若晨星”，这种估计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从修志战线转过来编修年鉴的同志，都十分强调年鉴编纂工作在内容上的“全”、“新”、“精”、“特”、“实”，就是要在全面记录和反映地情的基础上，收录一年中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等鲜活的资料，提供人们查检、借鉴和运用。至于有的同志查阅了1O多部年鉴，没有找到反映诸如“流动人口”、“个、私企业”、“再就业”等情况和问题的资料，就认为是年鉴受了“存史”观点的误导的结果。实际上这方面的资料之所以不足，重要的原因不是编者不知道或不愿意反映，而是苦于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

       说到年鉴的“存史”功能，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同志早在1991年为肖东发等著的《年鉴学概论》写的序言中有过明确而简洁的表述：“年鉴是昨天的史实，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这段话已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年鉴实际具备的“存史”功能。尚老在这篇《序》中还进一步指出：“年鉴，以年为期，逐年更新它的资料，提供新的信息，年复一年连续出版，成为系列性的史册，既标示出历史发展的里程性的实录，又具有纵和横的可比借鉴，所以，它永不过时。而且，年鉴出版的年代越久，作用就越显著，作为工具书的价值也就越大。”这是尚老非常客观地辩证地阐述了作为工具书的年鉴的“存史”功能。

       另一方面，方志文化确实在影响地方综合年鉴的编撰，其突出的表现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方志的“官修”体制，即“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格局。现在的地方综合年鉴，无论是省、市、县哪一级都逐步亮出了由同级政府主办的旗号。正因为如此，当前的地方综合年鉴都十分注意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和内容资料的权威性。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年鉴事业不失为我国出版事业中比较严肃、认真和健康的一个部分。

       2.编撰工作的严谨作风。方志编修为保证其权威性，考虑到它作为千秋大业的存史意义，对其收录的内容，要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和考证，以确保其内容的准确性。方志编修一般均有严格的审稿程序，诸如“三审”(自审、联审、终审)定稿制等，年鉴现在也有“三审五校”等审稿制，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受了方志编纂工作的影响。

       3.文风的简洁朴实和编写工作的规范化。方志编修一般都有详细的“行文通则”和严谨的“凡例”规范全书的编修，达到“众手成志，如出一人”的效果。年鉴亦设有“编辑说明”和“编写规则”之类，促使年鉴编写工作规范化。

       4.编修志书“秉笔直书”传统。目前地方综合年鉴的编修在记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都强调要记录问题和教训，使地方综合年鉴记录和反映的地情更加全面、客观和准确。

       年鉴受到方志文化多方面影响的同时，古老的方志事业正从年鉴中吸取营养，使方志事业正向着发展的新阶段推进。

       我国方志事业已有2000多年历史，但由于它若干年一修，人员多为临时调集，志成人散，没有固定的队伍，因而影响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地位的形成。本届修志虽将修志机构定为常设机构，有20年一修的规定，有“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的要求，然而一届修志完成之后，所谓“志后工作”搞些什么，颇费斟酌。加之在修志实践中方志工作者深感，修一部志书花七八年甚至十数年，志成之后，虽然一般均成为地方空前的地情资料总汇，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很好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然而它贴近现实不够的弱点十分明显，制约着方志事业为现实服务功能的发挥。

       为了使方志事业既能克服贴近现实不够的弱点，又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编辑地方综合年鉴是最理想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志鉴结合，就可能建立起一个延续不断的综合地情库，方志事业将形成常年不断线的主体业务，这对于稳定队伍、搞活事业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志成编鉴已成为大势所趋，加上各地修志机构在充分运用修志过程中掌握的资料和人才优势，通过编辑出版地情丛书等多方面的努力，探索贴近现实的途径，也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在全国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方志工作者坚持改革和发展的观点，以收集整理、研究编纂、开发运用地情资料为根本任务，跳出几十年修一本志书的传统模式，走出了修志、编纂和编辑出版地情书等多种形式的开拓发展方志事业的宽阔思路。这种宽阔的思路的形成无疑是得力于吸收了年鉴的营养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认为：方志、年鉴不仅能够并行互补，而且通过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将推动古老的方志事业扬长避短，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年鉴事业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