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20年年鉴发展的历史，年鉴在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年鉴特别是县(市)级综合年鉴的种种不适应症逐渐明显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信息量严重不足，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读者面越来越窄，年鉴发行越来越困难。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县(市)级综合年鉴的发展乃至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年鉴是信息载体这一观点已普遍被年鉴界所公认，但由于受定格已久的“官办”思想的指导，不少年鉴自愿或是不自愿地成了官方文书汇编或附属品。具体表现为：一是发表的政府一次性文献多，二次、三次文献少；二是部门公务多，与群众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少；三是浅层次现象多，深层次分析、预测少；四是成绩、经验多，问题、教训少。一句话，实用性差。正如有人所说，年鉴“说起来什么都有，读起来什么都没有”。

       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思想上和编纂实际中明确并牢固确立县(市)级综合年鉴是信息载体，信息是县(市)级综合年鉴的生命，没有信息就没有年鉴的观点。曾经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地方综合年鉴是资料工具书，年鉴是地方志书的“长编”。笔者以为，地方综合年鉴确有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但如果把它规定为年鉴的基本属性，并持这种观点来指导编纂工作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削弱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与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的意义。既然年鉴是地方志的“长编”，那么读了年鉴就无需去读地方志，出版了地方志就无需花费钱财去出版年鉴。同时，这种观点也不利于地方综合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年鉴事业是新兴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产业，地方综合年鉴在信息产业中具有其它信息载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并且能够大有所为。如果把地方综合年鉴定性为资料性工具书和地方志“长编”，它就不可能跻身于信息产业，年鉴的社会功能将被严重弱化。

       考察国内外各类年鉴，凡是发行量大的年鉴都具有高信息密度。例如美国的《世界年鉴》，自1868年创刊至1993年，累计印数达6000万册，是西方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法国《人道报年鉴》负责人之一达尔科夫斯基认为：“年鉴应当成为群众了解当前时事，获得生活常识的朋友。”《香港年鉴》办刊宗旨为“工商必览、家庭必备、学生必读、社会必有”，在篇名栏目上，不仅有香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经济展望，美国在港投资及贸易展望，减税加税项目一览表，还有交通指南，街区地区，日用参考，居住须知，邮电、商旅指导，人名辞典，医疗一览，学校实录等有价值的信息。就大陆年鉴工作现状来看，信息量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年鉴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重视，许多年鉴工作者为提高年鉴信息量和信息密度作出了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

       确立县(市)级综合年鉴是信息载体的观点，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县(市)级综合年鉴的“官办”性质与年鉴基本属性之间的关系。年鉴“官办”保证了年鉴的政治倾向性，但并不等于说县(市)级综合年鉴就是为“官”服务，“官书”也不等于“官方”文书。我国年鉴最根本的宗旨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既是“官办”年鉴的努力方向，也与我国年鉴的基本属性一致。因此，在县(市)级综合年鉴编纂中，充分利用“官办”优势，提高年鉴信息量，进而提高年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削弱其“官书”的地位。

       确立年鉴是信息载体的观点，还要重新认识现行年鉴的评判标准。以往人们在评判一部年鉴的优劣时，着眼点往往首先放在其框架结构、条目设计、语言文风等形式上，而信息量的大小、信息密度的高低等则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年鉴编纂者重形式、轻内容，重政府、轻信息的倾向。矫正这种偏见，就是要把条目内容是否符合信息发布的基本要求、信息量和信息密度是否高放在评判标准的重要位置。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其它因素对年鉴质量的影响。

       确立地方性综合年鉴是信息载体，提高其信息量应注意以下几个技术性问题。一是缩短出版周期问题。出版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年鉴信息质量的高低。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县(市)级综合年鉴一般编纂、出版周期较长，有的两年一鉴，有的甚至好几年一鉴，有的尽管一年一鉴，但往往要到年底才能出书，大大损害了信息的使用价值，也降低了年鉴的使用价值。笔者以为从提高信息量，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出版市场出发，县(市)级综合年鉴还是以一年一鉴，并力争在上半年出书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