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年鉴界有年鉴应是“官书”还是“民书”、“商书”之争。一些同志认为，年鉴的“官书”性质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应“转轨变型”，变“官书”为“民书”；年鉴的读者定位也太窄，不能局限于为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服务，而应“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普通市民服务。

        那么，地方综合性年鉴到底应不应该、可不可能摆脱“官书”的模式，“官书”是否就一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呢?

        其一，年鉴要不要由政府主办。确实，外国的年鉴大都不是由政府主办的，而是由报社、杂志社和民间团体甚至个人编辑出版的，正如外国的报纸大都不是“官办”的一样。国情不同，年鉴的主办方情况也不同。由政府主办，同样可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的要求，同样可以面向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几年来，年鉴在显著位置冠以“政府主办”的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这说明，强调由政府主办，是有许多好处的。一是突出了年鉴的权威性，说明年鉴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实事求是的；二是作为年鉴的承办单位能更好地依靠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出版经费的支持，做到“背靠政府，面向市场”，也有利于年鉴的组稿、出版和发行。有的同志认为，年鉴改“官办”为“民办”，是“同国际接轨”。其实，“同国际接轨”主要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绝不能“接轨”，文化上也不是“接轨”的问题。以年鉴为例，我们可以向外国办得好的年鉴学习、借鉴，而不是什么“接轨”。年鉴向国外学习，主要是要转换年鉴编辑出版的机制，面向读者，面向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其二，年鉴要不要由政府部门供稿。地方综合性年鉴的供稿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年鉴社为编辑单位，主要由特约自由撰稿人供稿；一种是年鉴社设在报社，以报社记者为采编人员，直接采写；再一种是以政府一个职能部门为编辑单位，由政府部门供稿。目前，绝大多数年鉴采用的是第三种供稿方式。第一种供稿方式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自由撰稿人队伍，这些人应能随时愿意提供翔实的信息资料。这在目前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二种方式由年鉴承办单位直接采编，在目前年鉴编辑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全部稿件由编辑部人员直接采编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年鉴采用第三种供稿方式，这种方式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由政府部门供稿，固然有其缺陷：反映成绩多、反映问题少，供稿不及时，撰稿人不确定因素多等，但这些缺陷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在由政府部门供稿的同时，年鉴编辑可直接采编一部分稿件，但这只能作为补充。当然，如果改变读者定位，内容主要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实用信息，那么，组稿方式、撰稿人对象也必然会改变。

        其三，年鉴读者定位为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研究人员对不对。年鉴作为一种期刊，面临着期刊共同的问题——市场(读者)的定位。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期刊市场定位越来越细化，即瞄准一部分固定信息需求者，办出自己的特色来。目标读者明确了，内容、风格、办刊宗旨也就容易确定了。相反，如果追求大众化，希望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看似读者面广了，终因众口难调，刊物将无所适从。年鉴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较固定的读者，追求所谓“飞入寻常百姓家”，年鉴的内容、风格缺乏定向与约束，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以及关心、研究该地的各方面人士是一个不小的读者群。不能说为这部分读者服务是正确的，为那部分读者服务就是错误的。国内期刊中，有一部分就是以领导干部为目标读者的。为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研究人员服务，同样是面向市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因此，年鉴能否办好，关键在于能否适合较固定的读者的需求，对他们形成较强的吸引力。

         显然，目前国内多数地方综合性年鉴办成“官书”，是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实际出发的。它同样可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样可以走向市场，为市场所接受。

         有的同志提出年鉴要转轨变型的要求，主要是考虑政府一旦“断奶”，年鉴的出路问题。这种担忧确有一定道理。地方综合性年鉴出版经费全部由政府财政解决的，今后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但我认为，即使政府“断奶”了，只要市场(读者)定位准确，切切实实为读者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年鉴就不愁没有市场，不愁没有立足之地。有作为，就会有地位。

        我认为，目前地方综合性年鉴能不能适应市场需要，更多地应考虑自身的质量问题：框架设计千篇一律，缺乏地方特色；内容沉闷单调，有效信息少，信息缺乏广度和深度；版面呆板，篇幅过大；经营不灵活等，更不去说有的年鉴编纂单位把精力都放在做广告、抓创收上，没有心思扎扎实实编年鉴的了。但这些问题，不是“官书”固有的，而是年鉴编辑者没有从读者的需求出发，想读者所想，供读者所需的缘故。我们应该向国外的年鉴学习。国外办得好的年鉴，栏目是根据目标读者的需要经常更换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这方面，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三点：

        一是对准焦点。一部年鉴的好坏，在于它有效信息量的多少，能不能给人启示和教益。而要做到这点，首先“聚焦”要准。要围绕党委、政府一年工作的重点、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亮点设置条目，展开内容。这“三个点”抓住了，年鉴的主体内容就有了。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年鉴不能回避，该记述的应记述。既反映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新经验，又可以从深层次上反映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对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年鉴只要处理得好，不但能吸引读者，而且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是提示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劳务关系、分配收入等方面的利益矛盾逐步凸现，这些矛盾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各种矛盾的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矛盾显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多变。年鉴如果不能正视这些矛盾，不反映这些矛盾，就不能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三是善于比较。不少年鉴反映成绩也好，反映问题也好，只记述事物的终端面貌，既缺少某个时间段范围内的比较，更缺少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的比较，这不利于人们的思考和借鉴。抓比较，通过纵向比，可以看到发展；通过横向比，既可以看到现有的水平，也可以看清存在的差距。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年鉴读者的关注度就会提高，年鉴的功能便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官书”也会有较好的市场。

（责任编辑　徐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