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后，年鉴如何可持续科学发展就成为各级各类年鉴和我国年鉴界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旨在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一、微观方面

        1、关于年鉴的属性问题。众所周知，年鉴是连续出版的信息密集型的资料工具书，其关键词是资料工具书。既然是工具书就应严格按照其固有的体例进行编纂。然而，现在有不少的年鉴虽然其名也冠以年鉴字样，但其内容不伦不类，表现在条目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是工作总结式的翻版：背景资料过多，实质信息量过少；条目要素不齐全；辑录文件过多(似文件汇编)等等，都不符合年鉴的属性与体例，势必影响年鉴的整体质量。试想一本质量不高的年鉴如何去占领市场，也就谈不上可持续科学发展。因此，任何一本年鉴要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盛不衰的关键，是加强年鉴队伍自身建设，编纂出能提供货真价实的各种实用信息的年鉴。此外，年鉴严格讲是按年度出版的，有的地区或部门由于受经济等因素影响，采取几年合并出版，这种变通办法也未尝不可，但目录应是一个。笔者所见极少数这种年鉴是每年一个目录，严格讲这种年鉴只能是X年与X年版的合订本，并非是X年～X年版X年鉴。

       2、关于年鉴的框架设计问题。几年前，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的领导即提出关于年鉴“千鉴一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各级综合性年鉴框架设计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其实各级专业性年鉴亦然)。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年鉴热”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中央至省、市、县、区陆续出版越来越多的年鉴，这并非是坏事。问题在于后出版的城市级别较低的综合性年鉴框架设计，按照级别较高的年鉴框架设计，依葫芦画瓢，遂形成目前这种“千鉴一面”的局面。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框架设计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县区级年鉴尤然。例如南京市所辖高淳县年鉴框架设计突出建筑业、造船业、水产养殖业，这是该县的支柱产业。又如《南京卫生年鉴》自创刊起就没有按照中央级卫生年鉴的框架设计，而是根据南京的地方特色设计框架结构。

        3、关于县区年鉴几年一版的问题。很多县区年鉴每年出版一卷，但如仔细研究则发现其所刊登的广告都是该县区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和县区属企事业单位，是上述这些部门和单位联合出资出版该县区年鉴也就不言而喻。对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县区的这些部门和单位而言，这也是一种负担。因此，笔者认为县区年鉴似以5年出版一卷比较恰当(即每届政府出版一卷)，这对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方更为合适，这既达到编纂出版年鉴的目的又节约了经费。南京市所辖的溧水和高淳县都是5年出版一卷，便是例证。这样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与所在管辖市年鉴争夺广告资源。

        4、关于年鉴的印刷装帧问题。现在，有些县区年鉴的印刷装帧越来越精致高档，甚至内芯纸张都是高级的，印刷是套色的，倘若有这种经济能力还无可非议，由于上述年鉴发行量少，如无经济能力，这种做法的后果势必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县区尤应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只要达到年鉴工具书，及“资政、存史、教化、利民”内涵的目的即可，没有必要因刻意追求外观的精美而造成年鉴运行机制的危机，应立足于少花钱办实事。

二、中观方面

        1、关于年鉴的管理体制问题。2003年中央整顿各级各类期刊，明确规定，以刊号出版的年鉴要实行“管办分离”，这是年鉴管理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的表现。笔者早在2002年提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年鉴主办权与经营权实行分离”，应该讲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央精神的。笔者认为，不论何种形式正式出版的年鉴都必须实行“管办分离”，这是年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2、关于年鉴的运行机制问题。目前，我国年鉴运行机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①全市场运作机制。这类年鉴覆盖面广(如一个省)，发行量大，刊登的广告多，社会效益不言而喻，经济效益颇丰，无须政府拨款，完全自收自支，在“笼子”外活得挺滋润，不愿意进“笼子”(不愿意要政府所拨年鉴出版经费)，日子过得小康甚至富裕，其运行机制步入良性循环。②半市场运作机制。这种年鉴即“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模式，其覆盖面广或较广(如一个省或一个地级以上市)，发行量较大，刊登的广告较多，政府给予一定拨款经费，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是“脚跨‘笼子’内外”，既要争取继续喝政府的“奶”，又要自己去“创收”，日子过得充其量只能算温饱，少数佼佼者可达到小康水平，其运行机制是已介入市场运作机制。③非市场运作机制。这类年鉴覆盖面窄(如一个县区)，发行量小，刊登的广告少，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基本无经济效益，完全是政府(企事业)行为，是“完全在宠子里”，其日子可谓两极分化：财大气粗者(如经济效益极好的地区和企事业年鉴)高枕无忧；财力匮乏者步履艰难(如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县区年鉴)。客观地讲，这类年鉴依然是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结合年鉴实行“管办分离”的创新管理机制，其运行机制最终必然要实行全市场运行机制。诚然，不排除有经济实力者继续采取由政府(企事业)“全包”这种运行模式。

三、宏观方面

         1、关于年鉴出版管理权限问题。目前，在我国兴起的“年鉴热”不是降温而是越来越热，似乎我国年鉴事业兴旺发达。但是，事物有两面性，不少年鉴的质量不敢恭维，应引起重视。我国年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绝大多数年鉴用书号出版，且主管部门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只要在出版社搞到书号就可出版，其他部门往往是鞭长莫及，奈何不得。为了防止年鉴过多过滥，保证我国年鉴事业可持续科学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年鉴行业协会作用和年鉴实行“准入制”，根据各级各类年鉴的级别，由各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授权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和省级年鉴研究会或地方志办公室，依据制定的行业规范，分别对中央级和省级及其以下各级各类年鉴进行评审(限于公开出版者)。凡符合条件者准予出版发行，凡不符合条件者限期整改(对已经出版发行的)或不予出版。

         2、关于年鉴编纂出版机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涉及到政府机构设置和年鉴与地方志的关系问题。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首届新方志编修以来的20余年中，不少地方完成修志或接近完成，这些地方志办公室为了保存机构与积累资料的连续性，都相继编纂出版年鉴，这样的初衷可以理解。在上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有些县地方志办公室已与县档案局合署办公，这样做的目的是既压缩简减了政府机构的设置，又保持了修志编纂出版年鉴工作的连续性，南京市所辖的鼓楼区、溧水县即采用上述改革措施，实践证明是可行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和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笔者个人认为年鉴的出版机构的归属，最终可能是档案局或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尤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