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书的编纂缘起，按照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的说法，东亚同文会一向主张“日支（日中）两国之亲善和东亚文运之昌盛”。两国在文化上“同文同种，相辅相成”“继承这一历史关系，共同迈进文明富强之路，实乃我东亚同文会创立之初衷”。而中国虽然“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但“至近世却无完整的地志著作问世”，东亚同文会“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补阙拾遗” ^①，才着手此书编纂的。一付慈眉善目，满口“亲善”“共荣”（共同迈进文明富强），读来颇令人动容。 

        毋庸讳言，《支那省别全志》将实证科学的现代手段引进地方志的编修，对提高志书的科学性具有积极意义。书中有关我国清末民初系统而翔实的资料，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但在地方志的三大功能中，存史只是资政和教化的前提与手段，资政和教化才是目的。俗语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只要将《支那省别全志》和《南京调查资料》进行“对读”，《支那省别全志》编纂者们深藏在“亲善”“共荣”背后的商业、军事动机立刻暴露无遗。 

        《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为《支那省别全志》的第15卷，共6册，分设江苏省总说、开市场、贸易、都会、交通运输及邮电、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工业、输入品、商业机关、金融货币及度量衡10编。细读全书，读者总不免有三点疑惑，而这三点疑惑又恰恰构成了此书最为异乎寻常的三个特点。 

 

        首先，资料的系统性是地方志最为基本的特征之一，志书必须全方位地反映事物的历史与现状。但《支那省别全志》却一反常态，只关注 “今天”，极少关注“昨天”，几乎见不到“前天”。严格说来，基本上属于详今无古之作，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我们曾对该书第三、六、七、八、十5编大部分记述单元的断限进行过统计，统计结果详见下表。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表中有17个断限，一共涉及到53个记述对象。但众多的记述对象主要集中在1913~1917年和1915~1917年两个断限，前者有17个，后者有16个，各占全部记述对象的将近1/3。第二，17个断限中，有15个下限都设定在1917年，即使下限不在1917年，也是和1917年极为接近的1914年、1916年。第三，上限与下限之间距离较久的，不少都是出于系统对比或者“追溯”历史的需要。如《上海金输出入额对照》《上海银输出入额对照》，断限都是1907~1916年。编者如果不提供这些数据，就难以形成系列“对照”，而在缺乏系统数据“对照”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无疑将会削弱资料的科学性。而少量单元在“追溯”事物的起始发端时，往往不是按照地方志的惯例进行自上而下的“竖写”，而是以“眼下”为本位，对事物的历史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故谓之“追溯”。如第七编第三章《上海机械制丝沿革》，记述的时间范围自1890年到1918年，但记述的重点和落脚点却都在1913~1917年。 

        事实上，书中还有不少部分的下限并不止于1917年，而是一直延迟到1918年，个别的甚至到1919年。诸如第七编第一章上海支那人经营纺绩业工场，第三章各港纯输移出白丝、白经丝、白缲丝、黄丝、黄经丝、黄缲丝、屑丝，上海输移出柞蚕丝、野蚕丝，第四章各海关输移出绢织物、绸缎与丝绣货，第五章各港输移出面粉，统计的下限都截至1918年。第七编上海市场麦粉相场的统计，记事止于1919年。 

        检《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卷首，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和东亚同文书院长根津一的序，都撰于大正六年三月，即1917年。另据书前《凡例》，日中西历对照表所列对照年份的截止时间为大正八年，即民国8年、公元1919年。由此可以推断，此书资料收录的着眼点在于成书前的三四年之间。这就构成了此书的第一个特点，即资料的鲜活性。 

         其次，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收录的范围横跨百科百业，因而以类相从、横不缺项是地方志的另一项基本原则。以形式逻辑为标准，《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所设江苏省总说、都会2编似可归入自然部类，其余8编都可以归入经济部类。除此之外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一般志书不可或缺的门类，该书一概阙如。书中虽然偶然记述到“商业惯习”，但商业习俗充其量只是行业习俗的一部分，而行业习俗之外尚有岁时习俗、礼仪习俗、游艺习俗等等，书中也都只字不提。这在志书总体框架的设计上，等于是犯了“横不缺要项”的大忌。 

         另一方面，同一层级各个单元篇幅的平衡性，不仅是地方志同时也是所有著作通常都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但《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各编的篇幅并不平衡，有的甚至严重失调。请看下表： 

 

        统计显示，第五、六、八3编的篇幅都相当于第一编的7到8倍，第七编的篇幅甚至超过第一编10倍。篇幅最大的第五到八4编，合计79.5万字，接近全书总篇幅的2/3，这即使以畸轻畸重来比喻其篇幅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也不为过。而这些就构成了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即重点畸形突出，内容畸形集中。 

        再次，在志书编纂实践中，修志者通常特别关注三个“点”，即事物起始发端的“起点”、发生变化的“拐点”、志书下限时的“终点”，努力让志书“纵不断主线”，勾勒事物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脉络。但《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对一些事物的记述，有时大大超过了这个标准。试以沪宁铁路为例。 

        沪宁铁路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决心救亡图存的特定背景下，由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主持，利用英国贷款290万英镑，于1905年4月25日正式启动建造的。1908年4月1日全线通车，由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全长311公里。作为一部省级志书，只要将沪宁铁路建设和运营中几个关键节点的基本情况记述清楚，志书的存史价值就大体具备了。但《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远不止此。其于常规记述之外，另设《驿间里程》单元，分立距上海里程、驿间里程、距南京里程三项，共列上海、真茹、太平门、南京等全部37个站点，一一收录各相邻两个站点之间距离、距上海距离、距南京距离。其中相邻站点距离小于5哩（即英里）的15个，小于3哩的5个，最小者恒利到昆山只有1.95哩。这又构成了此书的第三个特点，即事无巨细，锱铢毕录，其翔实程度简直到了畸详畸精的地步。 

        《南京调查资料》由江南问题研究会编写，1949年3月成书。原书共22册，分特篇、政治机构篇、军事篇、警宪篇、公用事业篇、文化篇6个部分。各篇以部门、单位为本位分若干册，各册之内再分若干编，编之下再细分若干章。如《特篇》分南京概况调查、南京公私立医院及卫生机关、伪资源委员会3册，其中《南京概况调查》册分《外侨》等编，《外侨》编又分各国使领馆、美军顾问团及驻华美军、善后救济总署、外商公司洋行银行、外国报馆、外国通讯社6章，后附各社团。 

        资料的“即时性”是《南京调查资料》最为鲜明的特色。根据后人的研究，此书资料搜集始于1948年下半年，编写始于1949年初，印刷成书在1949年的3月。书中断限通常为1946年到1948年之间，有的直到付印前夕。其《特篇·南京公私立医院及卫生机关》文末，编者特地说明：“以上材料主要根据1946年至48年之伪南京市府公报，其次为南京地区之报纸。”《警宪篇·蒋匪联勤总部南京各单位》文中括注：“以上系三十八年一月材料。”“三十八年一月”就是1949年1月，当时书稿已即将定稿。诸如此类的括注和说明，书中俯拾即是。 

        有些资料虽然是不久前的，足够新鲜，编者仍不满足，随时更新最新的动态内容。《政治机构篇·伪教育部》就括注说：“本材料主要根据为194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之‘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此外尚有‘教育部公报’‘教育通讯’，以及其他零碎的报章杂志，其中关于人事部门，仅有科长以上人员，伪行政院数度变动，其人事亦有更叠，其所获悉者，已分别注明。”凡付印时变动情况不详的，均加以说明。凡是未加时间说明的，往往是付印时仍然有效的资料。 

        资料特别详细、具体、系统，十分便于读者的利用，是《南京调查资料》的又一特色。其《军警宪》第一章收有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首都卫戍司令部等，总计500余个机构单位的分布情况。大到总司令，小到一个连队，可谓不厌其详，不厌其繁，不厌其精。诸如“九十六军卫生营留守处，雨花门外双桥门四十号；九十六军一四一师卫生营医疗连，雨花门外双桥二三号”等等。该章之后还附有重要人物简介，按照人物的姓氏笔画，收录国民党军事系统重要人物的姓名、现任职务（曾任职务）、南京住址、电话等，总数多达一千二百余人。这真无异于当年的“卫星定位系统”，大有“一册在手，大街小巷随便走”的作用。《首都电厂》对电厂的运营机制和管理系统、重要资产与业务情况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重要资产中有关汽车的资料最为典型，凡汽车款式、引擎号码、主要用途、车牌号码等，无不一一登记在册。书中另在不少单元还收录了各相关单位门房警卫的情况，内容包括人数、姓名、年龄、是否配备武器等等。 

        “聚焦”城市管理，是《南京调查资料》第三个重要特色。作为一部以城市为记述对象的文献，通常要系统反映城市的建置沿革、行政区划、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社会公共事务运行，以及政党、社团、工业、商业、服务业、公安、审判、检察、司法、文化、教育、科持、体育、卫生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与现状。但此书在22个分册中，有18册都和城市管理息息相关。其中，《南京公私立医院及卫生机关》《首都电厂》《南京公共汽车与自来水》3册，收录的范围都是维持城市运转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南京电信局与中央广播电台》册，收录的对象是实现话语权的平台，对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伪内政部警察总署》《伪首都警察厅概况》《伪中央警官学校概况》《蒋匪第一交通警察总局》等册，记述对象和维护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如果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可以成为维持秩序、稳定政权的“正能量”。《南京伪中央政治机构》《伪资源委员会》《伪法院·特型庭及监狱》《蒋匪国防部》《蒋匪陆军总司令部》《蒋匪联勤总部》《蒋匪中训团·陆大及各军事学校》《蒋匪宪兵司令部》8册，记述的对象都是阻碍中共城市管理与运转的“负能量”。正能量也好，负能量也罢，其正负能量都“聚焦”在城市管理上。而在《南京调查资料》中，这部分的比重竟然超过80%。 

        从该书总体框架结构的体系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书中把《首都电厂》《南京电信局与中央广播电台》《南京公共汽车与自来水》均列为专册，结构上和《蒋匪国防部》《蒋匪陆军总司令部》《伪南京市政府》等同属一个层次，地位甚至远在国民党、总统府、立法院、行政院等“大佬”级衙门之上。检国民党在书中只是《南京一般概况》第二编《反动政党》中的一章，总统府、立法院、行政院都是第三编《政治机构》中的章，都比首都电厂等低上两个层级。 

        《南京调查资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编印者江南问题研究会实际上是中共华东中央局社会部的化名。当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接管南京进而管理南京，中共华东中央局社会部组织人员，在1949年3月“集中了由华东局社会部收集来的情报，包括近几年通过秘密渠道由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送出来的情报；上海、江南等地下党组织收集、提供的情报资料及各种相关出版物；华东解放军官团中俘虏军官们所写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务方面的情况，以及青州、济南、南通等城市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和公开的出版物”^②，突击编写的。大军渡江前夕，《南京调查资料》发到解放军军以上干部和参加解放、接管南京的专员手中，成为中共顺利接管南京的指南。明乎此，读者对书中资料细如发丝的记述方法也就豁然开朗了。 

        如果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侵略者政治身份、政治立场的因素，只就技术层面而言，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发现，资料“随时更新”、篇幅“聚焦”城市管理、内容详细实用，是《南京调查资料》最为鲜明的三个特点。而收录内容力图鲜活、篇幅分布畸形集中、资料记述畸详畸精，是《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的三个特点。二者一一对应，何其相似乃尔！《南京调查资料》的情报文献性质，透露了《支那省别全志》间谍书的惊天秘密！明乎此，我们不仅可以对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利用日本政府的力量编纂出版《支那省别全志》的“善举”疑虑全消，而且对《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的做法也能够“茅塞顿开”了：此书把记述的重点“聚焦”在第五到第八编，即《交通运输及邮电》《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工业》《输入品》，4编记述对象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向来为古今中外商业间谍所关注。此其一。在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中，该书尤其把关注的“焦点”锁定在支柱产业上。第七编《绵丝纺绩》《织布工业》《生丝及绢丝纺绩》《绢织物业》就都属于地方传统优势产业和当时的支柱产业。此其二。 

        第三，有些事物可能算不上支柱产业，但因为具有战时可资利用的潜力因素，也得到编者的格外“关照”。第六章《燐寸工业》记述的对象为火柴，可是就民族工业而论，火柴工业直到1917年前后即《支那省别全志》成书之时才在江苏起步。是年，民族实业家张謇投资2万银元兴办南通通燧火柴厂。客观地说，《支那省别全志》为火柴工业设置专章似有小题大做之嫌。但由于火药是生产火柴的重要原料，战争中很容易成为利用的目标。所以书中不但在《工业编》设立专章加以记述，还在《输入品编》另立《燐寸》专节，集中记述火柴的进口情况，而且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 

        第四，书中对具有战争“动员”潜在前景的其他事物，也都给予同样的“关照”。第五编《交通运输及邮电》分设陆路、铁道、民船、汽船及小蒸汽船、邮便及电信5章，其中《汽船及小蒸汽船》章约7.9万字，篇幅超过《陆路》章10倍。以事物的性质而论，汽船及小蒸汽船和民船都属于水运的范畴，和陆路、铁道鼎足而三。但《汽船及小蒸汽船》和《民船》不但在结构上“升格”，与《陆路》《铁道》平起平坐，而且共约11.5万字，约占全编总篇幅的64%。这种篇幅上的严重失衡，并不是编者的疏忽，而是由江南水乡的特殊地情决定的。通过蛛网般的水道、水运，人们几乎可以深入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第四编《都会》也颇发人深思。该编以府州县城为本位，一个府（县）城一章，诸如《常州府城》《溧水县城》等等。奇怪的是，书中还另外设置了《刘河镇》《吴淞》《仙女庙》《瓜州》《吕四场》《利国驿》等8章，各章记述客体虽然不是府州县城，却享有和府州县一样的“待遇”。这实际上也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或者是交通要道，或者是战略资源贮藏区，战争中完全可以充当军事支撑点和战略物资集散地。 

        第五，记述事物的切入点不是按照地方志的惯例，而是按照事物在战争中的作用来作为取舍、详略的标准。书中《交通运输及邮电·陆路》记瓜州，强调其自大运河北上经扬州、高邮、宝应、清河、宿迁，可以北进山东郯城、沂州；记扬州西南过仪征、安徽天长、江苏六合、再经安徽滁州达津浦铁路，可以水陆并行。着眼点都不在当地交通的历史与现状，而在于当地在区域交通网络总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其记述的角度，并不是自然地理或交通地理，而在军事地理。 

        对《支那省别全志》编纂背景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其间谍书的本质属性。 

        众所周知，《支那省别全志》是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历届毕业生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东亚同文书院也叫东亚同文学校，1900年5月由东亚同文会在南京成立，称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上海。1939年，同文书院改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投降，学校关闭，迁回日本，次年改建为爱知大学。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收，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主要教授汉语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其最大办学特色，是学生在毕业之前的“大旅行”，即学生根据学校的统一组织，分赴中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涉及各地经济状况、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情风俗、农村实态、地方行政组织等，“旅行”结束要形成调查报告。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40多年历史中，该校共培养49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参与了中国调查，旅行线路总计达到700条，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汗牛充栋的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后来就成了《支那省别全志》取之不尽的源泉。 

        谈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不能不谈到荒尾精和根津一。荒尾精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先驱，根津一先后两次出任书院院长，时间长达20多年。 

        荒尾精生于日本向外扩张的时代，早年便立下“经营中国”的目标。1878年入陆军教导团炮兵科，两年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885年进入参谋本部中国科，次年受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以现役军人身份进入中国，当年便在汉口开设乐善堂分店。汉口乐善堂“实际任务是调查中国国情，这个店从中国官府获得了大量情报，后来从中国各地聚集了30多个日本人，以荒尾精为盟主，从事有组织的调查活动。1888年汉口乐善堂的堂员们一起制定了下面几个活动方针：第一，为对付俄罗斯利用西伯利亚铁道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而谋求防卫对策。第二，清朝已腐败，以我国（日本）为敌国，不理解‘共同防卫’的大义。我们需要帮助汉民族及其革命运动，在以后的10年中断然进行中国改造，实现‘中日提携’。第三，为了培养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第四，为了防卫俄罗斯东侵，派遣浦敬一敦促伊犁将军刘锦棠发兵”^③。活动方针和经商根本不搭界，而与日本国策、中国内政、国际关系“零距离”。在此之前，日本间谍虽然早就在我国开展活动，但利用在华专门机构有组织地搜集情报，汉口乐善堂却是第一个。其间，荒尾精已经着手对华战争的准备。据当时和荒尾精过从甚密的杉山茂丸回忆：“荒尾具体调查支那（中国）弱点34条，认为根据其调查，完全足以打败欺侮我国（日本）的支那。他还亲自将它呈交给交往较深的川上参谋次长。”^④ 

        1889年，荒尾精回国，向参谋本部提交《复命书》，详细报告中国情报。结合3年中国间谍生活，荒尾精意识到“经略中国”急需解决情报人员太少的问题，主张设立学校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否则难以系统而持久地从事大规模情报搜集。第二年，荒尾精在上海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招收学生，延揽人才，以游历为幌子，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为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制定侵略计划服务，开东亚同文书院先声。 

        日清贸易研究所首任所长、同时也是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的根津一，也是日本老牌间谍。他在1879年考入陆军炮兵科，和荒尾精不但是校友，而且意气相投，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毕业后都在军部工作。1889年荒尾精从中国回国时，二人一起决定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7月，受外务省派遣，根津一到中国处理汉口乐善堂间谍事宜，不久代理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1893年日清贸易研究所关张后，根津一巡历苏杭、华北及中国东北，提出侵华意见书，呈交日本当局。1894年就职参谋本部，参与军事、国事策划。不久再回上海，将残留该地的同伙派遣各地，搜集情报，随时电告大本营，并曾回国向天皇面陈中国国情及作战意见。甲午战争中，根津一是日军参谋，随大山岩的第二军出征中国，不仅冒死搜集中国情报，还参与制定“山东半岛攻略案”，后来日军入侵威海时就是按照这个作战计划进行的。^⑤1900年南京同文书院设立后，出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兼南京同文书院院长，在任期间拟定的上海同文书院“兴学要旨”，便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保护国。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具有极深的日本官方背景。据1939年期生野上正回忆，每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入学典礼，现任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原陆军大将（后任内阁首相）阿部等政界、军界显贵都会出席入学典礼。^⑥正因为如此，东亚同文书院和陆军、海军一样，并列为当时日本全国中学生最向往的学校。该校的活动经费，从1899年4月起，由日本政府每年从外务省机密费中补助。学生“大旅行”调查经费也由学校承担，“大旅行”形成的调查报告书，“每年一本都交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⑥，其中重要报告则“要送达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参谋本部、海军司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⑦。 

        上海同文书院和日本军方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不仅其先驱荒尾精、创始人根津一都具有军人身份，而且不少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也有入伍和参战经历，积极参与侵华活动。1900年6月19日，即清朝决定对列国宣战的当天，东亚同文会干事会议起草了包括以下内容的中国局势决议案：当清政府丧失统治权时，日本先于列国在南方协助亲日势力成立新政权；若列国开始瓜分沿海地区，日本应迅即占领有关地区；若列国乘清政府出逃之际划定势力范围，日本也应多占其地^⑧。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东亚同文会介入中国局势的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即使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最值得“炫耀”，在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大旅行”，不少也和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直接相关。1905年，日本外务省指示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中国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势力渗透情况，书院第2期生林出贤次郎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达乌鲁木齐，最后抵达伊犁地区，行程4500多公里，耗时274天，对我国新疆进行实地调查。最终形成《外蒙古视察复命书》等调查报告，日本外务部据此提出外交决策。^⑨1916年，东亚同文书院6期生“旅行”到浙江省兰溪县时，发现兰江是“舟连四方”的黄金水道，便展开重点调查，内容几乎占调查报告一半的篇幅。1942年4月，日军就是利用同文书院当年的调查报告，将兰溪锁定为浙赣战役目标的。^⑩ 

         除了《支那省别全志》，清末民初日本还编纂了数量众多的“专志”，诸如大村欣一的《支那政治地理志》，马场锹太郎的《支那经济地理志》《支那主要商品志》，东亚同文会的《支那开港场志》，水路部的《支那海水路志》《扬子江水路志》等。其中《扬子江水路志》分为三卷，书中载有长江上、中、下游干流的江宽、水深、江床、落差、平均流速、急流险滩、各滩特点、水位增减变化、汽船与民船的航行航运能力、溯江和下航的适航季节、急流险滩弯道溯航和顺航的方法、各种水位时峡谷航行法等等，军事意义十分明显。 

        日本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结语·对大旅行的评价》中有这样两句话：“如果有人说东亚同文书院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那么可以说当时在日本没有正当的教育机关存在。被批判的不是被日军利用了的学校，而应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国家。”这段话颇值得玩味，我们恍然大悟——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全民皆兵”，全民皆谍！明乎此，《支那省别全志》属于一部不折不扣的间谍文献，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宫冠丽、刘猛等同志协助，特此感谢） 

 

        ①小川平吉：《支那省别全志序》，（日）东亚同文会。 

        ②杨晓云：《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新民晚报》，2009年4月30日。 

        ③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④大桥智广：《在华兴亚主义者荒尾精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⑤周德喜：《荒尾精的在华情报活动》，《日本研究论集》，2005年。 

        ⑤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1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结语?对大旅行的评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⑦日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日）沪友会，1955年。 

        ⑧翟新：《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以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⑨周杨：《论东亚同文书院对日本侵华史的作用——以大旅行为中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