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类记述的优劣是评判一部志书质量高下举足轻重的标杆，部分已出版新方志暴露出政治部类刻板雷同、千志一面之弊。本文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探讨，提出重点在资料搜集整理、总体框架布局、篇目设计、编排方式、把握记述尺度这五个环节下功夫，在遵从志书固有体例规范的基础上，拓宽思路，求真创新，着力彰显政治部类的文献特色、系统特色、地方特色、结构特色、时代特色，以期在保持庄重、严谨风格的同时，展示不同地区志书政治部类的特色面貌，使之充满个性，充满魅力。
        政治部类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记述内容在历史中的特殊分量和影响，以及编纂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和难度，已成为评判一部志书质量高下举足轻重的标杆。惟其如此，如何克服政治部类在已出版方志成果中暴露出的刻板雷同、千志一面之弊，尤为值得关注。全面系统的普遍性要求和彰显自身特色的个性化要求有机地融会贯通于政治部类的记述和编纂中，亟需理论上的爬梳厘清和实践中的摸索总结。本文结合不久前完成出版的《南京市志》的编纂实践，拟从五个方面阐述必须着力抓好的关键环节，以彰显政治部类的自身特色和独特魅力。

资料搜集全面完整，整理消化定位准确、归属得当，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文献特色。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书的定义是：“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是地方志最本质的属性，也是地方志最基本的价值体现。清代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提出，志书“期明事实，非尚文辞”。 ^{1}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也正是在保存资料文献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 ^{2}
        地方志书政治内容的记述经历了由简至详，由分散至系统的发展过程。在志书的编修实践中，各个时代的编纂者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政治部类，里面既有传承，也有不断的演变发展。如：明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凡例》中将宦迹、廨舍、军卫列入。 ^{3}清光绪三十一年《部颁乡土志例目》将政绩录、兵事列入。民国三十五年《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将政府与附属机关及各级党部与人民团体设施情况列入资料收集范围。 ^{4}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工的细化，社会主义新方志政治部类内容更加丰富，而其本身所具有的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特质决定了其对文献资料的依赖性更强，对于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辨别归属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治部类编纂的文献特色，就是考验编纂者对于资料的占有和鉴别功夫。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志学界对于政治部类外延内涵的理解界定，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实际编修中资料的搜集别裁工作，往往莫衷一是，缺少遵循，有时失之偏颇。比较突出的有两种现象：
        1．“泛政治化”。表现为政治部类外延的扩大，包罗广泛，篇幅比例过重。其原因有二，一是早期受“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想影响，夸大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及其他工作的因果联系。早在1986年12月24日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胡乔木就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二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变情况认识不清，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现在已经移交给经济企业、社会事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社区承担的事务内容，仍然归属在政治部类。
        2．“过粗疏化”。表现为政治部类的类目不全，有些内容抽象迂阔，空洞单薄，缺少实质性资料的支撑。其原因也有二，一是资料收集不全面，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征的第一手文献挖掘不深、不透。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受人为因素影响，遇到敏感政治问题，或刻意回避，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南京历史上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特点非常突出，文献典籍也极其丰富。早在1985年《南京市志》编纂工作启动之前，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研究确定了“三步走”系统工程战略，较好地解决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别裁归属问题，彰显文献特色。第一步，编纂《南京简志》，勾勒城市发展轨迹，探索志书编纂路数，集结业务中坚骨干，于1986年完成的130万字《南京简志》，是全国首部新编城市志。第二步，在全市范围广泛发动各部门（单位）编纂出版《南京市志丛书》，摸清资料家底，并发挥部门优势，组织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进行甄别核实、准确归类。全市200多家部门（单位）1万余名编写人员参与了资料挖掘、整理工作，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史志典籍、文件档案、图书报刊、书札笔记、诗词歌赋等方方面面的资料近10亿字。各部门领导高度重视，陆续出版《南京市志丛书》66部共3609万字，大量资料得以整理保存。其中政治部类就有：《南京政党志》55万字、《南京人民代表大会志》43万字、《南京政协志》25万字、《南京社团志》54万字、《南京公安志》45万字、《南京检察志》42.5万字、《南京审判志》27.6万字、《南京司法行政志》28.9万字、《南京市军事志》208万字、《南京人民防空志》50万字，等等。第三步，在此前的基础上最后完成12册1500万字的《南京市志》。《南京市志》是一部通体志，下限为1999年。编纂过程中，一方面根据新的要求对《南京市志丛书》的海量资料进行全面整理消化，另一方面对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补充、核实，力争客观翔实、存真求实地记述好南京的方方面面，彰显古都南京的独特魅力。

《南京市志》将政治部类的主体集中放置在第8册《党政群团 军事 政法》中，该册共分为《中共南京地方组织》《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人民代表大会》《政务》《人民政协》《社会团体》《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军事》等12卷，这样既保存了政治部类核心、菁华的篇章，又确保了政治部类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而将传统政治部类的劳动、人事等内容，归入社会部类记述，虽然劳动、人事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在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些工作已由政府管理向服务社会转变，依据科学分类的原则纳入社会部类更为妥当。

总体框架统筹布局，统分结合，分类记述与集中记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系统特色。

        横分门类、类为一志，分门别类记述是志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特点之一。但重大政治决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活动事涉全局，关系社会方方面面，如果只采用分类记述，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割裂整体，见不到重大政治决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活动的全貌和广泛影响。同时又容易有所疏漏、挂一漏万，还容易出现重复交叉。所以框架布局上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拓宽记述的广度，加深记述的深度，可以更全面系统地反映重大政治决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活动。
        集中记述重在凸显所记述对象的整体性，高屋建瓴地梳理各类目的内外关联，弥补了横分门类的缺陷，提升了对于事物的理性认识。集中记述一般采取的做法包括设置综述、概述、章下序、节下序，升格处理，设置专记等。所谓升格处理，就是打破原来的归类，将其从所属的事物中拉出来，升格提级，自成一个部类或一个章节，在结构上将隶属关系变为并列关系。这样做虽然会使篇目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受到局部的影响，但并不破坏志书整体的框架，还可以给那些有特点的事物以足够的记述空间。当然，对于什么事物可以升格、需要升格，必须慎重选择。需要升格的事物，必须是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事物，以及能够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事物。专记是对志体章节中难以全面记述或不易细述的事物，单列篇目，进行集中完整记述。专记设置要因事制宜，应是本地独有的、能够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或者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数量也不宜过多，遵循少而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运用好分类记述和集中记述两种方法，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系统特色，反映编纂者统领、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
        《南京市志》共有全书总述、每册综述、卷下序、章下序、节下序5种述体集中记述，第1册《大事专记》主要为政治类大事，第12册《杂记》《大事年表》《重要文献》中，政治内容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一些无法在志体章节中全面深入记述的内容在这里得以充分反映，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第70卷《政务》第3章《外事》下设立条目简略概括，注明参见，在《大事专记》中则以29000字多维度详尽记述了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外，政治部类中设置了众多重大政治运动的条目，采取集中记述的方法，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等等。当然，集中记述只是分类记述的辅助方法，志书的主体仍应遵循分类记述的原则，各章节目仍需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时为序记述好各门类的翔实资料。

篇目设计既不缺要项，又突出区域重点内容，详略得当，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地方特色。

政治部类要做到内容完整，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但是也不应平均笔墨，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比例平衡、等量齐观，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从而提高志书的可读性和适用性。可以通过详略不同的篇目设计，突出各地的记述重点，体现地方特色。这一方面取决于资料的多寡，另一方面应结合当地的历史及现状综合权衡。凡是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社会时代特征的事物都应浓墨重彩地“详”加记述，因为这些事物，不仅地方特色强，时代特征明显，而且对当地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略”的地方并不是说就可以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谈，同样应该脉络清晰、内容完整。能否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地方特色，反映编纂者把握全局性和局部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和微观考量的水平。
        南京历史上曾十代为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代、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这十个政权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所占据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但对南京的影响却是举足轻重的。南京在这期间不仅政治地位显赫，而且有许多政策、举措还是全国独有的，还有一些政治体制和重大举措发端于南京，这应该说是南京非常突出的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因此，《南京市志》政治部类各卷中都以十代为记述重点，甚至专门设置了相关节、目。如第70卷《政务》第3章《外事》，设有《涉外要事》节，节下有《浡泥国王到访逝世和落葬南京》《国际航空烈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拉贝日记》《中和桥事件》等条目；第77卷《军事》第2章《驻军》，专门设置了《清代驻军》节，节下设有《太平军》目。这些条目都是能够体现南京地方特色的内容，因此没有一笔带过，而是给予了专门的记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大事件，也是南京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事件。和外地许多志书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为记述节点不同，《南京市志》政治部类中大量使用“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为记述节点，并加以重点记述，第八册中出现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为节点的记述多达432处。采取这样的处理，更好地体现出南京在4月23日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和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　　　

编排方式宜横则横，宜纵则纵，以横为主，横纵结合，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结构特色。

        章学诚曾经指出：“史体纵看，志体横看。” ^{5}横排竖写是志书体例的显著特点之一，纵排横写则是史体的惯常做法。纵排篇目往往被认为是违反志书体例的不当做法，然而政治部类的内容往往涉及国体、政体的改变，朝代更替又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显著标志，而且不同朝代的政治内容有时有着本质性的改变。这些特性决定了政治部类的篇目设置不应局限于横排竖写的编排模式，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不能削足适履。可以在坚持横分门类为基本方式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在必要的地方（如节、目这一层次）灵活处理，宜横则横，宜纵则纵。政治部类编纂的结构特色，反映编纂者寻找适宜维度和视角，还原真实历史的原则与智慧。
        《南京市志》第8册采取的是以横为主、先横后纵、横纵结合的篇目编排方式。第一层次卷和第二层次章，都是严格按照横分门类的原则编排；而在第三层次节中，则有很多地方“以纵代横”，以纵排的标准设置节。据统计，第8册在节这一层次，以纵排的形式出现的有38节，如第70卷《政务》第2章《施政纪要》中，共设有7节，分别是《民国南京市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日伪南京市政公署、汪伪南京市政府》《解放初期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革开放后的南京市人民政府》。这样的编排方式，不仅有利于反映不同历史阶段整体性和独特性，也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旧政权的对比。

记述尺度权衡利弊，把握分寸，与时俱进，彰显政治部类编纂的时代特色。

        地方志书纂修的通则之一是详今略古，重在当代。对于编纂者而言，其便利在于可以为详细记述提供翔实资料，成果也能很快发挥服务现实的作用；其可能产生的纠结则在于面对汗牛充栋、菁芜并存的各种资料，因为缺少沙汰、积淀过程，容易囿于立足不高和视野局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对于历史脉络和走向的判断，将直接影响资料整理的定位归属和记述尺度的准确把握。特别是政治部类，时而会遇到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人物，因其相去不远并与当下还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处理不好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需要积极研究确定记述、编纂把握的粗细原则，谨慎拿捏，而不是简单回避、选择性缺失。因此，新方志编纂者不能远离时代，疏离现实，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及时领会、吃透中央最新精神，关注、吸纳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最适宜的记述角度和方式。政治部类编纂的时代特色就是要努力体现记述者、编纂者对历史不断深化的认知水准，以及与现实并行不悖的理性表达。
        首轮修志的启动时值政治大局初定，长期的历史研究禁区刚刚吹进思想解放的春风。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2章第11条规定：“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此时，对政治部类某些敏感题材、敏感时段的记述采取“粗”化处理，是顾全大局的“粗”，是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粗”。其实这种春秋笔法在历史典籍中不乏先例，并不鲜见，它是打在历史记忆上的时代烙印，是反映现实性与合理性相交织的时代特色。到了二轮续修，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认识的不断深化，党史理论愈加成熟，档案资料逐步解密，相关研究成果愈加丰富，重新审视政治部类那些敏感题材，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因此，二轮修志不仅仅是与首轮志书进行简单的衔接、续写，更要注重对于记述内容的修订。一定要把线条式、轮廓式的 “粗”，经过辨讹、纠谬、补叙、修正，转变为具有实质内容的“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陈桥驿说：“地方志当然应该记叙‘十年灾难’，而且要记下在这场浩劫之中，地方上受损伤最严重的事实。假使地方志不记载‘文革’，或者与上一届某些方志那样，下笔唯恐及此，浮光掠影，用套话滥调，匆匆带过。新修方志不记‘文革’，或者在记载中敷衍了事，这实在是方志修纂者对当地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严重失职，对于这样的方志，则续修时应该补叙。” ^{6}黄勋拔也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影响重大的运动，时间十年，写几百字怎样能够写清？严格说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写得太简单，连我们这些过来人尚且看不懂，后来人怎么能看懂呢？太简单，资料很少，借鉴、研究、教育的作用都不大。” ^{7}《南京市志》的记述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精神为指导，把握好记述尺度。在《大事专记》中专设《南京“文化大革命”十年纪略》篇。全篇约25000字，采用较大篇幅容纳资料，对运动进程记述较为翔实，并注意反映一些地方特点。如该篇中专门记述了1976年发生在南京的，以悼念周总理、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为鲜明主题的“南京事件”。它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声和导火索，在全国类似事件中发生最早，影响巨大。同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理性对待历史，以事实说话，多角度记述那段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重要内容。如1966年到197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1%，还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模拟10米天线卫星通信地面接收站等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项目。在第8册第66卷《中共南京地方组织》第3章《要事记略》中，专设《文化大革命阶段》一节；第70卷《政务》第2章《施政纪要》中，对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时期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期分设两节做详细记述，力争给后人留下尽可能丰富翔实的资料，有所借鉴启迪。
        关于一些新方志成果中对民国内容的“粗”化处理，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指出：“新修志书大多为洋洋百万言，论其字数不谓不多，但是关于民国时期的内容却少得可怜。”“若把民国的主要内容都省略了，还能真实地反映国情与地情吗？” ^{8}南京是民国首都所在地，政治地位特殊，相关资料非常丰富，《南京市志》政治部类专设一卷《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其中2/3的篇幅是记述国民党南京地方组织及驻南京机构的情况；在《政务》《社会团体》《公安》《监察》《审判》等卷分类记述了国民党当政时的内容，也涉及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和中共领导下南京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77卷《军事》第8章《重要战事》以9800字的《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条目真实还原了1937年那场惨烈战事。《大事专记》列《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以21000多字详细记述了定都过程及政府机构、行政体系、初期建设等情况。《南京市志》的其他部类也从多方面涵盖了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从1927年至1937年“黄金十年”的发展；1929年《首都计划》的颁行，奠定南京现代城市的基础；科教文卫取得巨大成就，在当时名列全国前茅等。努力做到理性判断，客观公正，“不隐恶，不溢美”，体现对这段历史的深度认识和把握。
        综上所述，政治部类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记述内容是社会分工不可或缺的必要部分，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更是息息相关。政治部类记述在保持庄重、严肃风格的同时，也需要编纂者在资料搜集整理、总体框架布局、篇目设计、编排方式、记述尺度诸环节拓宽思路，求真创新，努力彰显政治部类的文献特色、系统特色、地方特色、结构特色、时代特色，既全面系统，又个性鲜明，充满活力，充满魅力。如此，则可有效避免刻板雷同、千志一面之弊。
         {1}章学诚：《修志十议》，《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
         {2}梁启超：《方志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第311页。
         {3}《明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诏令及纂修志书凡例》，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第677页。
         {4}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434页。
         {5}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
         {6}陈桥驿：《〈中国地方志五十年史事录〉序》，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3页
         {7}黄勋拔：《方志编纂学论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8}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版，第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