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映地方特点上，较多的论者力主“详独略同”法。所谓“独”，是指“唯我独有”的独有之物；“同”是指各地相同或共有之物。一些论者称：独有之物当以“泼墨如云之笔”，“大书特书”；相同或共有之物，只需“略书”，甚至“略而不书”。笔者认为，“详独略同”法把鼻独”与“同”绝对化，并截然对立起来，殊为欠妥。

　　“详独”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地的地方特点。众所周知，方志既为“一方之全史”，其反映地方特点理当立足“一方”，以求其“全”。而“详独略同”法不然。它仅着眼于一个“独”字，无视于“一方”。很显然，如此以“独”反映地方特点，所反映的仅是一事一物的地方特点，远不足以全面反映“一方”的地方特点。

　　“略同”必然抹杀相同或共有之物的地方特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相同的事物。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可各地地情不同，因而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并存。同是职业中学，可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不同，因而在专业设置上，或偏于工，或偏于农，或偏于牧，或偏于渔。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所谓“同”，也是包含着差异的“同”。这“同”中之“异”，使得相同或共有之物，显示出彩色纷呈的地方特点。而“详独略同”法，在“独弦，“同”的问题上恰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①如此“详独略同”，必然在“略同”中淡化、甚至抹杀相同或共有之物的地方特点。

　　有人以货币的发行、中央方针政策的制定为据，论证“详独略同”法。其实，该论据不足以说明“详独略同修的必要性。须知，方志所述乃“一方”之事，而货币的发行、中央方针政策的制定，俱出于中央政府，当为国史所载，志中倘予详述，不是什么合不合乎“详独略同”法的问题，而是有悖于方志地域性的规定。但这里必须指出，我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无一不遵循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对此，方志切不能因方针政策之“同”就“略而不书”。当然，由于受地域性的制约，方志应以记述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地方政策为主。但这决不能同“详独略同”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方针政策，凡在实践中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无一不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一地地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这种地方特点与中国特色的关系，用马克思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象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散发出蔷薇的芬芳一样。”^②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方志反映地方特点，不能“两只眼睛只向一边看”，见“独”不见“同”。“详独”不能“唯独”。“唯独”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应当“独”、“同”兼顾，“独”者固应详其异，“同”者更应致力于“同”中求异。惟此“独”、“同”相济，才能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一地的地方特点。

　　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