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武进县志》于1988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2万册。该志于1993年被评为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回顾成书过程，我作为总纂之一(注：《武进县志》有5个总纂)，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按照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去做，具体来讲就是“虚心听取意见，主编要有主见”。

　　一、虚心听取意见，广泛征集资料，是编修地方志书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这是能否修成良志的根本措施。

　　编修方志是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又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加上武进中断修志100多年，搜集资料难度极大，所以修志者只有虚心学习，虚心诚恳地听取意见，依靠众人支持，才能修成一部良志。《武进县志》编修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方法广泛虚心听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一)修志一开始就公开广播和张贴布告，征集资料和意见。布告张贴到每个生产队及有关企事业单位，有1万多份，仅礼嘉乡征集到珍藏在群众家的家谱就有29部。

　　(二)发给武进县历任领导干部及出生本县在外工作知名人士征集信1000多封，广泛征集资料和听取他们对修好县志的设想。

　　(三)印发县志征求意见稿197份，县志送审稿112份，分别请190名专家、教授、县的历任领导干部、熟悉县内情况的笔杆子以及有关兄弟县、市的同行和省、市地方志办公室有关人员审阅，有200多人直接面谈或写来书面意见。

　　(四)召开四次全面审稿会议。对征求意见稿开了两次会议：一是请专家、教授、行家评议，听取了421条重要意见；二是请邻县方志办同志着重对建置区划等史实进行核实补充。县志送审稿开了两次会议：先请县四套班子及县志编委会全体成员评审，再召开了省、市、县三级领导、出版社编辑以及专家、教授、行家参加的评审验收会。

　　(五)召开30个专家专题审稿会议，先后请300多位各部门领导及专业人员对县志征求意见稿在史料，数据的核实和专志科学性、政策性方面提出了1500多条意见。

　　(六)走出去，请进来，虚心求教，是我们听取意见最基本的做法。我们聘请18位教授、专家为县志顾问，请16名行家为特约审稿。或专门请他们讲课、面对面审稿指导，或请他们对专业较强的内容作专门补充修改。我们三上如东、奉贤，二上萧山、合肥学习，参加在桂林召开的南方县志稿评审会及上海郊县地方志协作会，发起组织苏锡常县志协作交流会，利用到武进县举办的省首次地方志培训班听课以及接待11个省(市)121个县(市)1000多人次送经上门的机会，虚心求教，了解各地编志的最新信息，学习专家学者的各种见解。

　　(七)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调查。如对《人物篇》、附录记述已故的4500个人物和全志2400个以事系人对象资料的核实下了大功夫。《人物篇》开始时发函调信2000多封，复查审稿又发函720封，共收到回信500多封，纠正和补充了许多重要资料。

　　(八)编纂资料长编或试写稿，由县志办编印《史志资料》40期50多万字，供修志人员和各级领导补充、核实资料，听取修改意见。

　　(九)县志办内部开展民主评稿活动。县志编纂开始后，基本坚持每周半天民主评稿会议制度，每次讨论一位分纂(编辑)的试写稿，相互审稿，提出修改意见。

　　二、在虚心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各种意见，从县情实际出发，主编要有主见，这是能否修成良志的关键。我们基本上做到了以下四个“要”。

　　(一)正确的做法要坚持。

　　在各种意见中，有些虽是上级或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意见，但并不符合武进的实际情况，有的缺乏可行性。经过我们反复论证，仍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去办：(1)武进人口众多，实业发达，人文荟萃，历史悠久，修志中断的时间长，财政收入1985年达2.18亿元，本届修志搜集1亿多字的资料，有105部2000多万字的专业志、乡镇志作为县志基础，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有条件修成一部内容详实，繁简得体，实用价值大，而字数超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县志以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的要求达140多万字的繁体志书。(2)武进县历史悠久，解放前常州市区是武进县城，即使是解放后市、县辖区范围也多次划出划进，特别是武进县政府驻在常州市内，市、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没有接受某些专家的意见，打破了地方志的惯例，对1949年前县城范围的主要历史事物、重要人物进行适当叙述，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3)没有接受有些人提出“志书要简明扼要，不必多记个体”的意见。我们为了增强志书的实用性，记载了武进所有的自然村、姓氏、主要桥梁、河道、山头、道路、工厂、公司、场圃、学校、医院以及灾害、主要战事、驻防军队、民间武装、革命烈士、历朝进士、县官、县级主要机构组成人员和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主要数据等实体内容，志书出版后读者反映实体资料的功用特别大。(4)没有被某些权威认为“修乡镇志、专业志是刮风”的舆论压垮，我们认为编修基层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基层志是整个方志宝库中的一部分，靠“刮风”来决定它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基层志修不修，关键是根据各地的条件来决定，有条件(经济条件是基础，文化条件是根本，领导重视是关键)的就搞，不必强求一律。但是一旦决定要搞，那就要下决心搞到底，决不半途而废。根据县政府社会事业发展计划提出的要求，我们在编成县志的同时，完成了66部乡镇志和39部县专业志约2000多万字的编修任务。(5)没有接受当时个别领导干部提出的“只能写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抗日战事，对国民党的抗日战事用不着写”的意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资料进行阶级分析科学提炼，作必要的取舍，以利反映事物的本质。写国民党军队，既写他们在北伐战争和抗战中的历史功绩，用较浓的笔墨如实记载了国民党爱国将士消灭日军的史实，并为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军路景荣等立传，同时也记载了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镇压工农运动、屠杀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留守处人员，抗日时期日、伪、顽结合反共反人民的资料，用史实来揭示国民党的本质及历史演变。志书出版后各方面人士包括去台的武进籍国民党将领对这样写法都比较满意。

　　(二)创新的做法要慎重。

　　意见中带有开创性的一定要慎重对待。《武进县志》的篇目设计，有两项创新的做法在方志界有一定的影响：一是根据政协的特殊性质，和人大、政府并为一篇，提出了设“政务篇”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方志专家的支持，正式在县志中用了“政务”篇名。二是根据方言专家的建议，把“方言”单独设篇，并列在“人口”篇之后。方志专家刘柏修认为，“《武进县志》把方言从社会部类拿出来走向人口部类，这不是简单的位置移动，是认识科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对一些没有较大把握的意见没有采用。

　　(三)发现的硬伤、差错要消灭。

　　我们对提出来属于错误的政治观点、失实的史料、错误的数据、病句等硬伤，则以最大的努力把它们消灭在出书之前，从而保证志书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史料的真实性、数据的可靠性、文字表达的精确性。我们提出要象“公检法机关办案那样，言必有据，准备有人来翻案也翻不掉”；要象“科学家那样谨慎细心，不忽视任何细小的差错”。

　　(四)所缺的重要资料要补充。

　　通过征求意见，对必须补充的资料，我们尽最大努力充实，除到外地反复搜集外，特别注意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军事篇》记载国的日军暴行，就是依靠各乡镇和常州市区共600多名修志人员查遍村村巷巷，得以查明全县遭日军烧毁房屋36580间、枪杀无辜百姓8790多人和掳掠的惨状及详数。此外志书中“56个低山丘的开发利用”、“长江沿岸下滩地区人口”、“湟里、卜弋地区人口”、“迁沪、苏、锡人口”、“回族分布情况”、“百岁老人”、“武进方言的7个声调”、“1949年农户普遍借高利贷”、“国民党政府征兵以抓代征”、“抗战初期58支民间武装一览表”、“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武进农村流行的23种民间舞蹈”、“文物古迹”、“武进历史上传染病的流行”、“肿瘤死亡调查”、“解放前血吸虫病严重危害”、“常州南拳”、“解放前35乡人民生活的调查”、“解放后6个村街人民生活变化”、“武进13个民间节日”、“当前武进各地34个集场一览表”、“全县803个姓氏”、“民间歌谣”、“故事传说”、“近现代602个已故人物传略简历”等20个章节的重要史实、数据，全部或大部是靠修志人员调查所得。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