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8日，江苏省地方志学会、本刊编辑部邀请苏南的部分本届市、县志主编，在常熟市召开了一次“主编得失谈”专题组稿研讨会。我们要求主编们，本着“求精求特不求全”的原则，把自己在主编志书中最深刻的体会写出来。例如最得意之作，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最大的失误，最大的遗憾……俗话说：“千金难买回头看”，续修志书的时间已屈指可数，总结本届修志得失，做好续志理论准备，是学会和本刊的任务之一，我们想把这个栏目延续下去，希望广大修志工作者都来关心和支持，奋力探索，踊跃来稿。

　　本人在政协工作，只是“客串”了一阵修志工作。事前既未接触过方志理论，事后则有如释重负之感，未能很好总结经验教训。《江苏地方志》邀我撰文，只能遵命介绍一下当年的工作情况。

　　我是丹阳市人，根本没有想到会当《金坛县志》的主编。当时，金坛县里有能力担任县志主编的人选有好几位，但可以说谁都不想挑这副担子，包括我自己。我怕当，原因有以下几条：其一，虽然我1957年就分配来金坛工作，客居金坛数十年，也可算作金坛人了，但毕竟对金坛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了解得不多，也缺乏探究的热情。如今要当县志主编，先就底气不足；其二，县志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间涉及各行各业，时间、空间的跨度很大，要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炉，编纂难度极大。本人虽说当过教师、记者，也在县人大常委会当过副主任，但接触的主要是文教工作，对其它工作相当陌生，凭原有的生活阅历、知识积累都难以胜任主编工作；其三，当时我已至县政协任副主席，并兼任常州市文联副主席，工作并不轻闲；况且我的兴趣在于文学创作，作为二级作家，五十来岁年纪，正是出作品的时候，如果去主编县志，必然要把大量时间与精力耗到县志编写的组织工作和文字修改工作中，要想同时进行业余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损失难以弥补。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并未得到人们的体谅。县委、县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还是把我推上了县志主编的位置。

　　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只能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我想反正县志总得有人来编，编史修志百年难遇，修得好也能积一点功德，我权且把它作为对金坛人民的一种报答吧!

　　当然我也明白主编可以有好多种当法。但是，根据我县县志办的具体情况，我深知，要想不拖拉、不敷衍，切切实实把县志编好，我必须与县志办的同志们一起同甘共苦，埋头实干，真正负主编之责，尽主编之力，此外，就别无妙法，也没有退路。之后，我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着力组织好编撰队伍。在我任主编之前，县志办已成立了几年，但工作进展缓慢，有些部门还处于搜集资料阶段。同时县志办写作力量也较单薄，5名工作人员中，一名负责行政工作，一名是打字员，真正能动笔的只有3人，且缺少精通古汉语的。为此，我提名调进一位古文基础扎实的青年教师李金坤。此人是我在南师大金坛中文班授课时的学生，为人正派，学习刻苦，当时已发表多篇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是潜在的修志人才。当然调动难度不小，但经过多方协商，后来县长还亲自出面，终于使县志办增添了有生力量。对部门撰稿人，我们也帮助筛选。如文化篇，原由文化局几位退休干部在搜集资料，如由他们综合成篇，估计困难很大。为此，我建议文化局请作家石楠负责执笔，果然，石楠执笔的文化篇初稿便有模有样，后几经修改，在审稿时获得了普遍好评。再如工业篇，由于涉及门类多，机构变动频繁，人员不很稳定，分篇主笔很难找到。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约请原在经委任秘书科长，后调至汤庄乡任党委副书记的闻毅先同志负责撰稿。由于闻对全县工业经济情况相当熟悉，并积累了不少原始资料，文字功底也不错，后来终于较好地完成了分撰任务。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党政机关中聘请了6位资历深、文字功底好的同志担任特约编辑，分别初审有关篇章，帮我们从思想上、内容上、文字上加以把关。

　　总之，编撰县志，人才是首要的。俗话说“众手成志”，但“众手”中最好要多一点高手，高手多了，主编心里才踏实，才能事半而功倍。

　　二、精心做好县志的总体设计。县志办相当重视县志的总体设计，曾经数次组织人员讨论全书的纲目。我任主编后，又请常州市志办的几位专家和省内外有关顾问，对全书的框架结构进行审议。我认为，框架结构科学合理，方能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县情，也才能突出重点和地方特色，并且避免出现大返工，减少无效劳动。由于在这方面舍得花气力，后来各单位在分纂过程中，就很少发生大调整、大返工的现象，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三、一丝不苟地修改志稿。由于是众手写志，编纂者水平参差不齐；加上谁都未曾写过志书，对方志的文体文风不甚了然，所以我看到的初稿确是文体驳杂，文风各异。表现在文体上的毛病，有“总结报告式”、“辞书教材式”、“评点议论式”、“新闻报道式”、“散文笔记式”等等；表述上有的归类不当，有的条理不清，有的重复拖沓。逻辑上、语法上的毛病比比皆是，大话、空话、套话甚多，修改起来确是费时费力。按照我们总纂小组的要求，县志语言要求做到严谨而不马虎，切实而不空洞，简洁而不含混，概括而不抽象，具体而不琐屑，流畅而不虚浮，通俗而不粗俗，雅重而不枯燥，我只能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推敲修改，有的改得密密麻麻，只得另纸誊清。140多万字的志稿，我前后修改过两遍，每次近半年时间。其间，我除参加少数重要会议，做好分管工作，其他社会活动概不参加。可说是闭门谢客，关门改稿。最后，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校完了县志清样，总算大功告成。任务一完成，就象机器松了劲一样，我便发作了心脏病，住了半个月的医院。以上经历使我体验到，修志确实是个苦差使，修志人员要耐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此中酸甜苦辣，大概也只有修志同行方能体会得深。不过，与我县两位已故的县志办副主任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因为志书上我的名字并没有象他俩那样加黑框。借此机会，我要向长期从事地方志编撰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并请诸位注意劳逸结合，既能取得丰硕的修志成果，亦能健康长寿!

　　另外让我感到安慰的是，《金坛县志》出版后，市内上上下下反映较好，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的金坛籍人士也纷纷托人回来购买此书。后来，《金坛县志》还被评为江苏省地方志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常州市特等奖。虽然没有奖金，但毕竟数年劳动获得了社会及专家学者的承认，这是比金钱、地位更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我也感到，虽然那几年我没有发表一篇文学作品，但县志乃传世之作，不是普通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可以比拟的，因此可以说，我修志六七年，并未浪费光阴，如谈个人得失，也应该说是得大于失。

　　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掂量《金坛县志》，我感到它的主要成功之处是：

　　一、坚持了“求实存真”的原则。老作家巴金一向提倡“说真话”，作为志书，更不能容纳假话!为了防假，我们特别重视对资料进行鉴别、考订和校勘，力求资料确凿可信，具有科学价值。为此，我们做到有疑则考，有错必纠，无据则删。如人物篇初稿有周璇传，但周璇籍贯历来众说纷纭，我们经过考证，尚无有力证据认定她是金坛人，便在送审稿中删去有关内容。再如农业篇初稿介绍金坛茶史时上溯到西汉，介绍果品时追溯到轩辕皇帝时代，因史书中无有记载，均删去。有些资料虽属官方文件或正式出版物所载，但凡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数据查出有误，我们也据实更正。在选材和记述中，我们也坚持客观而公正的精神。讲成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某些曲折和失误，也有分寸地予以记述。在为人物立传时，着眼正面人物，亦收少数反面人物，对人物的记述，不是一好到底，一坏皆坏，掌握褒贬分寸。在写作概述时，既陈述金坛发展的五大优势，也同时指出制约金坛发展的消极因素和薄弱环节。省志办的李明先生在评价《金坛县志》时认为，编者能从否定的事物中发现可以肯定的因素，从肯定的事物中抛弃应该否定的东西，自觉采用“两分法”概括地情，有助于“求实存真”编纂宗旨的实现，正是一语中的，说准了我们的编纂意图。

　　二、突出个性，反映金坛特色。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历史沿革、人文景观，当然是具有特点的，须要具体记叙。而一般的政治运动、工农业生产等等，往往与周围市县具有较多共性，为此，我们注意把金坛的各项事业与周围市县进行横向比较，从中看出金坛的长短优劣，以便在写出共性的同时，更好地突出个性。比如茶叶生产，周围有好几个市县均产茶叶，而且有的产量大大高于金坛，但为什么独有金坛能被评为“中国名茶(绿茶)之乡”呢?写出其中原因，就显示出地方特色。再如金坛的建筑队伍多年来享誉北京，全县建筑业产值不断上升，因此专列建筑篇，反映了金坛这一特色。此外，对读者普遍关注的人物，如数学家华罗庚、朴学宗师段玉裁、唐代诗人储光羲、戴叔伦等，也都适当加重篇幅，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出书常是遗憾的事业。《金坛县志》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感到最大的不足，是对大跃进、反右倾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记述过于简单，它们造成的灾难是那么深重，相比之下，县志所记就显得轻描淡写了，为此我感到内心有愧。其次，由于自己对经济工作，尤其是对金融工作不熟悉，难以洞察其中孕育的风险，所以只能就稿子改文章，不能揭示工作中的弊端，使县志起到警示作用。

　　对于续编市志，我是拥护的。我认为：一、要么不修，要修就要修出精品。所谓精品，就不是应付交差的东西，而是要有思想，有创新。既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也正视矛盾，揭示问题，使志书真正能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要让志书既是“官书”，又体现民意，让老百姓也感到它写的是真情，讲的是真话，是一本可信的志书。

　　二、要修良志，须用良才，要组建好编撰班子。主要编撰人员作风要正，业务要精，政府要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