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市县两级志书的编修已进入尾声。20年修志，仅本省市县两级志书就有近百部问世，总量近亿字。与这些有形成果同样宝贵的是修志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有待深入发掘，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将对续修新一届志书产生积极的影响。

　　笔者参与了《镇江市志》编修的全过程，本文拟从《镇江市志》编修实践出发，就志书资料性与著述性问题作些反思。

　　《镇江市志》编修工作起步于1984年，在《(镇江市志)编纂方案》中，对市志性质作了如下表述：“新编《镇江市志》是全面系统反映镇江自然和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述”。这既是我们在方志性质大讨论后对志书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也是编修《镇江市志》的指导思想。

　　方志文化延续两千余年，经久不衰，重要的一条在于它能够为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它提供和保存了大量具体生动的地情资料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愈益显著。

　　因此，新编志书拥有资料的多寡、正误、真伪，是直接影响志书质量的关键。新编地方志必须高度重视对资料性的把握。同时，新编地方志又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它不能象旧志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是编者根据修志的指导思想，对资料经过精心筛选、加工而成的资料性著述，正如国学大师柳诒征在民国年间编的《首都志》凡例中所言，方志应是“融汇群籍，自铸新辞”。这是对方志著述性的精辟表述，也是近现代修的志书与旧方志相比，重要的进步和发展之处。

　　基于上述分析，把握好志书的资料性与著述性，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本届修志事关全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镇江市志的编修对资料性的把握十分重视。主要做法是：1.编纂指导思想上高度重视资料工作。在《编纂方案》中专列“资料工作”一部分，明确规定：“资料是修志的基础”，“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特征”，“资料工作是贯串修志全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修志初期，业务会议逢会必讲，业务培训列为重点，编学习材料专列一辑。在80年代初就用2万元，订购了全套《申报》影印本。2.在人力上给予充分保证。市志办的编制虽有限，但专门设有资料征集科，负责资料的征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修志初期一半以上的人力放在资料工作上，形成人人关心、个个参与的氛围。有一位老同志去外地访友，发现友人处有英国驻我国各领使馆领事的名单的资料，随即将有关镇江英领事馆的部分摘抄回来，填补了《外事》卷中有关内容的空缺。3.特别抓了主要资料的征集和利用工作。镇江解放前是江苏省会，在镇江曾出版过《新江苏报》等多种报纸，以《新江苏报》出版时间最长。另外，在上海出版的有100多年历史的《申报》，报导镇江消息也特别多。我们把这两种报纸作为主干资料来对待。在省志办的支持下，克服困难复印到了全套《新江苏报》，又花巨资订购了全套《申报》影印本。对这两种报纸，前后组织6—8名退休教师用半年多的时间，将其中有关镇江的资料线索逐年逐月逐日摘抄成卡片，按市志篇目分类，形成了两套主干资料卡片系统，对全市各分志办免费开放提供服务。这两套卡片为市志资料的“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立下了汗马功劳。4.充分注意运用已有的资料成果为修志服务。80年代，镇江的党史工作先已开展。由于国共两党历史上曾关系密切，几度合作，几度破裂，要研究透中共党史，必须深入研究国民党的历史。市志办有两名业务骨干是从党史办抽调而来，对镇江国共两党地方历史资料比较熟悉，因此市志就有比较充分的资料将“国民党”单独立卷，并且成为市志中颇具特色的卷之一。其它如创设的专记之一《民主革命斗争纪略》和比较丰满的《中国共产党》等政治部类的卷，皆得益于充分运用了党史资料。5.充分调动分志办的征集资料的积极性，由于修志初期对资料工作重要性的广泛宣传，各分志办普遍重视资料征集，有的分志办远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征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全市征集资料在500万字以上的分志办多达10余家，全市征集的资料字数虽无精确统计，但数以亿计是不为过的。

　　尽管如此，现在回忆起来，有以下几点遗憾和不足：一是还没有充分运用本届修志形成的工作网络，作更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获取更丰富的资料。比如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已沿沪宁线开始了疯狂的屠杀。1995年，全市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我们只能从市志中提供一些典型材料，但更深入的资料难以提供。如在修志初运用修志网络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具体系统的资料。现在再做此项工作，为时已晚矣。二是偏重文字资料，实物、图片和实际测量等方面的资料征集不足。三是工作的不平衡带来的缺憾。个别应该丰满的分志而不够丰满。

　　《镇江市志》的编修，还十分重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统一，主要做法有：1.记述不同阶段各种要素的状况，并注重事物的发展转折阶段各种要素的记述。这样，既能反映事业的兴衰起伏，以彰明因果，表达观点，又能保存较多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卫生》卷“卫生防疫”章“公共卫生”节，全节仅1950字，记述了抗战前后和新中国成立后7个不同阶段公共卫生事业的管属机构、专业队伍、工作重点、卫生设施、卫生状况变化的基本情况，有各种数据60多条，清晰地反映出70多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变化的脉络，又保存了大量的资料。2.文字记述事物发展的过程，同时列基本数据统计表，并附典型事例，三者相辅相成，实现资料性与著述性更好的统一。例如《公安》卷“消防”章文字叙述基本情况后，接着是“1950—1985年火灾情况统计表”，记录了36年间火灾次数、伤亡人数、经济损失数、起火原因等方面269条数据。全章最后附录了包括1948年金山寺大火在内的全市有重大影响的火灾案例。这样的安排，有点有面，既较清晰地反映出70多年来镇江消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又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3.较多的做法是文字记述事物的发展过程，数字另列表格，或另附专题，以保存特别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民政》卷“地名工作”章后附了“镇江具有历史特点的地名”的专题资料，既丰富了“地名工作”章的内容，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特点。4.将一项事业分设两节，一节记述概貌，一节分述几个专题。例如《房地产》卷“住宅建设”章，第一节为“建房”，分8个自然段分述几个主要时期建房情况。第二节为“住宅小区选介”，详录了5个居民小区的位置、面积、交通、配套网点、布局、区内道路、住宅密度、小区管理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两节配合，既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住宅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又保存了一批具体资料。

　　回顾《镇江市志》编修全过程，我们十分重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把握，力求使二者得到较完美的结合，应该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众手成志”的工作格局，即使市志总纂阶段参与总纂的人员也多达24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带来了部分卷在处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关系上，出现了偏重著述性，而资料性显得不足的问题。现在反思，就《镇江市志》丰厚的资料基础，扩编100万字甚至更多应没有太多困难。然而，那些四五百万字的市志，对不同的读者来说，同样会产生资料性不足问题。近闻430万字的《宁波市志》，又编辑出版了150万字的《宁波市志外编》，专门汇集历史上宁波重要的地方文献，分古志、碑记、文选、诗词、姓氏及其来源五辑。推想这一做法也属满足一部分特殊读者群体对志书资料性需要的措施(当然还有更多的意义)。

　　由此，笔者联想到二百年前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议”高明的设想。宁波的做法应视为章氏“立三书”的现代实践。

　　笔者认为，志书的资料性与著述性始终是一对矛盾，是地方志内容的全面性和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带来的矛盾。时至当代，地方志的服务对象早已跳出了封建时代那狭小的范围，应该有多层次的广泛的读者群，所以当代志书如果还局限于一本书的传统模式，必然给方志事业的发展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制约。我们何不把思路打开，在续修新一届志书时，跳出一本书的传统模式，把志书编成系列书，由总志、分志、外编和资料长编四部分组成，在资料性和著述性上各有侧重，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同时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群的需要。这里说的“总志”，是在坚持资料性著述这一基本性质的基础上，增强著述性，引进史学的特色，可参考《淮阴市志》“史略”的形式，在此基础上扩展成“总志”，纵述全市发展的历程，概括记述断限内的成败得失，为领导作参谋，给人以启迪；“分志"类似于“总志”，但范围立足于工业、农业等大的部类；“外编”则参照《宁波市志外编》的做法，以保存地方文献为主；“资料长编”则是按志书的篇目为序，汇集修志过程中经过筛选的更广泛的资料。上述想法仅是反思本届修志资料性和著述性问题后极为粗疏的设想，作为引玉之砖抛出，以就教于志界同仁。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