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修志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从1979年冬萌动修志之念，到1980年早春组建《如东县志》的编修班子，躬身实践，至今已有20个春秋。这20年来，我从一个业余修志工作者转变为一个专职修志人员；从准备在政界施展抱负的热门岗位转到修志界来坐冷板凳；从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变为一个鬓毛衰飒行将退役的老兵，自感失去了许多，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觉得经过这20年的志域“修炼”，学到了许多，懂得了许多。本文以“先吃一堑，早长一智”为题谈总纂在修志实践中的体会，是因为我领悟到我这多年来的收获就在于占了风气之先，实践早于人，研究早于人，发言权多于人，收获也自然就多一分。成功不必在我，完善自有后人。有话敢说，有文章敢写。不求流芳千古，只求有用当时。只要实践需要的就去探索、研究，有了心得就成文、成书。至于是对还是错，让实践去检验。不固执己见，不持门户之见，日久自然有所得。

(一)修志之初，拓荒之始，唯有从实践中找出路

　　1979年冬，我参加江苏省档案工作会议，第一次听到有“编史修志”一说，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即1979年16号文件，批转《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纪要》)上写着“编史修志”4个字，也许是我与编史修志有缘，竟然引起思索，萌发了修志之念。继与县内有识之士促膝交谈，认为如东县历史上没有县志，编修第一部县志，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意义重大，便激起“创作”冲动，进而毛遂自荐，向如东县委提出编修《如东县志》的动议。此举很快得到县委领导的支持，在1980年2月县委召开的新春头一个常委会获准通过，并准许由我提出的名单“组阁”点兵捉将，组织《如东县志》的编修班子。由8个人组成的修志工作班子在一个月之内就迅速组建起来了。

　　如东县委关于开展编史修志的“红头文件”发出去了，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着我们几个修志新兵的心田。修志，既充满着无限的诱惑，但又夹杂着说不清的顾虑。什么是地方志?新志书是个什么样子?茫然不知。时省内只有泰州市档案馆在着手编写泰州市大事记，国内也只有东北边陲的一个小县黑龙江呼玛县在修县志。修志之路在自己的脚下。为了尽快把握修志ABC，我和同事去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研读古人的修志著作。这些书在“文革”中列为“禁书”，扔在北图的地方室里，我们凭着与北图馆长的老乡关系，才打开了柏林寺书库的大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从一大堆乱书中寻找了几个小时才找到章学诚、黎锦熙等方家著述，我也如饥似渴地在那儿学习了十多天。前人的修志理论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迪，尤其是邬庆时在《方志序例》一书中讲的：“修志不在人多、钱多，尤不在时间长”的经验之谈，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东县志》三年成书，所走出的“人不满十(个)，时不过三(年)，钱不盈万(元)”的实践之路就得益于此。

　　学习归来，我们很快拿于出了8年成书的工作规划和收集资料的提纲，迅速转入收集资料的工作，我仍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方志理论，逐步完善《如东县志》篇目。我从黄炎培总纂的《川沙县志》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成志信念弥坚。我们一班人爱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能激发人的奋斗热情，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能。我们的工作目标是：“抢时间、保质量、争出版(时省内无正式出版志书先例)!”大家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工作效率也高得惊人。第一年就基本上完成了资料征集工作，第二年就转入初稿撰写，第三年总纂成书。120万字《如东县志》初稿问世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江苏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负责人带了两个编辑在如东阅稿一周后说了一番令人鼓舞的话：“真没想到，在黄海边上还有你们这一群人，写出了这么一部好书!”

　　在胜利喜悦之际，突然从省党史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如东县志》要由南通地区党史办公室组织专人审查。江苏史在志先，省和南通地区均未成立修志机构，南通地区所属6县，有5个县宣布先史后志，唯如东一家经过力争，立下“军令状”，做到史志同步，志成史也成，得继续保留修志业务。但县志审稿一关难过，前后拖了近一年，经多方工作，特别是副省长周一峰讲话支持修志才见转机。当时正值撤销地区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之际，1982年12月23日南通地委盖章同意出版《如东县志》，年底地区撤销，抢到了十分宝贵的七天时间。

　　这是十分难熬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但这使我学会了等待，磨灭了浮躁情绪，磨炼了意志。这也为后来从事市县志指导工作时，体谅编纂者的难处，热心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打下了思想基础。

　　《如东县志》于1983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省内第一部新县志，也是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发行1.3万册。新志一出，好评如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先后两次在京举行学术讨论会，来如东切磋者数年不绝，先后计5000余人次。

(二)初见成效，见到曙光，想着走出自己的路

　　我在实践中深感新志理论之贫乏，不忘韬奋先生的名言：“理论是实践的眼睛。”便处处注意积累修志经验，做理论研究的有心人。1981年冬，借国家档案学会成立之机递交论文《县志编修初探》，在大会上交流时曾三同志带头鼓掌，获好评。会后国内有8家书刊转载。在与日益增多的修志同行切磋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实践中未能解决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我的思想认识，于是便在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成小册子《县志编修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发行1万册)，成为新中国志坛上第一部理论著作，获江苏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

　　为了践行诺言，在《如东县志》定稿之后便着手编写《如东人民革命斗争史》。时国内唯一完成革命斗争史编写任务的是湖南《宁湘人民革命斗争史》，我便与同事去宁湘学习。由于有县志的资料基础和撰写经验，经过1983、1984两年的努力，日夜兼程，《如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4万册。为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二部县级人民革命斗争史。

　　史志同步、虚实并进的实践，使我增强了探索一条精简、节约、高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志编修之路的信心。于是撰写出版了另一部小册子《新地方史志学简编》(四川社科出版社1986年3月版，再版一次，共发行3.5万册)。本书获省二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北师大历史系地方志专修科用作教材。北京、上海、宁夏、湖南、武汉、青岛、桂林的修志同行邀约前去进行学术交流。又经过多年的市县志指导实践，发现如何加强方志管理的学问大得很，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也多得很，感悟到新编地方志事业是社会大协作的产儿，没有卓越的管理难以担起重任；修志同行之间工作反差甚大，皆源于管理工作的善否；通过反思，实践结果与全国修志规划的悬远落差，无不与重编纂研究，轻管理指导，全局指导上编纂和管理两个轮子没能一起转相关。我便投石问路，与薛兴祥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方志管理学》一书(江苏科技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傅振伦先生评价本书“实是方志界首创之作，必将引起地方史志界的重视和应用。”邵长兴先生以《梳理十年得失开创理论新篇》为题撰文评述。当今志坛方志管理学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已成共识

(三)学无止境，行无止境，继续寻求自己的路

　　从事过基层史志实践，又从事过多年市县志指导和省志编纂指导的实践，这个经历是可贵的，我十分珍惜。我想我应该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反思一下20年的研究成果，修正错误，阐发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力争出新成果。如果实践还有机会延伸的话，准备为编修《中华一统志》做点前期准备工作。中国编修一统志从元朝以降，历元、明、清三代不绝。这个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将当代地方志事业推向新阶段的有力杠杆。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既需要人才，又造就人才。没有人才之济济，哪会有方志之翼翼呢?我们每个方志工作者只要恪守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行业格言，就会有一番作为的，关键在于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