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这位对地方志一无所知的志盲，受命修志。历经十年的磕磕绊绊，在数以千计的修志同仁的支持下，夙兴夜寐，滴漏磨杵，《常州市志》终于在1995年10月出版发行了。《常州市志》的出版填补了常州百年断修的历史，较好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欢迎。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和常州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手成志的赞歌。我作为分管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总纂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至今日，虽已时过境迁，但往事历历，仍魂系梦牵地难以释怀，回顾这段难忘的往事，可能对新一届志书的编修会提供某些借鉴。

　　《常州市志》的编修如果说还比较成功的话，我认为主要得益于如下几点：

　　一、不断完善整体思路，精心修改篇目结构。要编纂一部高容量的融合百科的资料性著述，没有一个分类科学、归属得体、容量适中、特色鲜明、排列有序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难以完成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十分关注整体设计思路的形式。从《常州市志》篇目第一稿到第十稿，这十次修改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篇目的修改和调整，不仅仅是编、卷、章、节的简单排列，而是编纂者设计思想的深化和提高，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设计思想，就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篇目模式。《常州市志》篇目的十次修改，从形式上看是由设大编到撤大编，由纲目式到小卷并列式的演变，其实质是设计思路的变化。十多年来，我们先后形成较为完整的整体设计思路有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应邀出席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城市志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根据中小工业城市的特点拟订市志纲目》的发言(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五期)，提出了按现行区域修志，取通纪体形式，突出工业经济活动，坚持详今略古原则，注意志书教化功能等5点整体设计思路。强调了以事归类，按类立编，编下分卷的格局。所以，从1982年底《常州市志》篇目第一稿到1986年12月第五稿，在此设计思路的指导下，采用的是纲目式，全志设12到18个大编，统率60到70个分志卷。第二次是1987年5月在扬州召开的市志篇目研讨会，会上作了题为《常州市志篇目设置的几点说明》的发言(载《江苏地方志》1988年第三期)，论述了篇目形制的优劣，市管县后市志记述范围，市、县志记述的侧重点，增强宏观性、整体性记述，政治运动要分别情况决定记述方法，人物入志可取灵活变通方法等7条整体设计思路。所以，从《常州市志》篇目第六稿起有了如下变化：一是撤大编，以卷为单位并列设置；二是设县区概况，较全面反映县区面貌；三是常州与武进解放前的记述各有侧重，《常州市志》侧重城区，《武进县志》侧重乡区；四是增设《综合经济管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综述》3卷综合卷；五、全志设总述，卷设概述，章设无题小序等；六、其它政治运动不集中记，文化大革命列专记；七、人物突破基本断限，增设古代名人选录补遗。第三次是1994年在《常州市志》审稿会上汇报的《常州市志》的整体设计，汇报从指导思想和要求，时间断限，记述范围，篇目结构等4个方面把十多年来的探索作了必要的归纳(载《江苏地方志》1994年第二期)。提出整体设计要力求体现全面、详尽、完整和有特色的指导思想，并概括出常州历史悠久、工业发达、改革先行、人文荟萃的地方特色。在前面9次修改基础上最后形成了52卷的框架，较好地体现了整体设计思想。

　　二、资料的征集要调动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生命。为使市志资料更加详实，一方面我们市志办按照市志的需要向社会广征博采，内查外找，不错过一切机会，不放过一点线索，搜集各类文字、口碑资料5000多万字，编印《常州地方史料选编》15辑，377篇，228万字。另一方面我们广泛发动、层层修志，共编印县(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厂、矿、乡镇、街道、医院、学校志427种1229部。为提高修志人员的质量意识，严把质量关，1986年5月8日我们下发了《关于做好地方志书审定出版工作的通知》，明确规范了志书的定稿标准、审稿程序、出版审批和报送存档等要求。并开展对已出志书的评奖选优工作，先后三次共评出获奖志书27部，隆重召开授奖大会，每次由市领导亲自颁发奖状和奖杯，还组织撰写评论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大大激发了各单位修志积极性，自觉主动地挖掘资料，出现了很多生动的事例。如：常州木材公司在编木材志时为寻找常州木材行业兴盛的历史依据，在走访中了解到原屠氏宗祠曾有一块石碑有过这方面的记载，可惜现在不见了。修志人员不死心，带领民工在原屠氏宗祠(现北直街小学)附近逐段探测，终于在北直街小学大门外一米深的地下挖得一块高198厘米，宽90厘米，厚30厘米，重1.8吨的青石碑，记载着清嘉庆五年(1800)武进、阳湖两县政府奉命取缔不法木材牙行的禁令。碑文记载当时两县有司贴的官牙木商武进是42户，阳湖是14户，而无贴私牙武进有31户，阳湖有81户。有力地说明当时木材业的兴盛程度，为《常州木材志》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佐证。再如常州商业局在编《常州商业志》时，为查清常州商人何时开始经销官盐的确切时间，在系统内部发动群众提供资料，但长期找不到依据。一次他们在常州酱品厂查找资料时，无意间在库房墙角发现一块阴刻木牌，木牌上部自右至左刻有“巡抚盐漕部院”，中刻“官盐”两个竖刻大字，右面竖刻“两浙江南盐运使司于同治八年详奉，保商朱恒源”，左上刻“宪烙”，下刻“给第一号武进县西门外盐商王元吉”。从而证实了常州商人经销官盐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同治八年(1869)，这以前官盐的销售均由浙江杭嘉商人到县发卖的历史事实。又如：常州供电局在编《常州电力工业志》时，发现武进电厂的前身振生电灯公司横兴桥发电所的发电时间有问题。电厂是民国2年(1913)3月筹建的，而从图书馆摘回来的资料显示发电时间是同年5月，显然不可能这么快。他们再次去查找报纸，开始还没有发现问题，报纸上确实标明的日期是1913年，后来翻到报纸的第一版才发现该报第一版和二、三版的年份不同，第一版是1914年，而第二、三版的年份均印成1913年，整整相差一年，从而纠正了一起不易发现的差错。这些资料的收集和考订，为《常州市志》的编修提供了真实确切的资料依据，大大提高了志书的权威性。

　　三、理论研究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本届修志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可资依循的理论，给修志事业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的思路。学习是探索的前题，不学习连地方志的基本知识都不懂怎么去探索呢，要学习又不能关门大家都去脱产学习，只能在职边干边学。我们买业务书籍，有的甚至不惜人手一册发给大家，提倡自学，鼓励写理论探索文章。办好自己的理论刊物给大家提供争鸣园地，与全国各地的方志刊物交流，掌握全国各地方志研究的信息和动向。在编纂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并把研究成果用于修志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总结提高，使之更趋成熟。如：在市志编纂实践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志书要不要反映改革，如何反映改革，方志界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人认为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成败得失难以逆料，多数改革措施时间跨度较短成效不明显，主张不集中反映，少反映，分散反映，甚至有人主张不反映。我们经过研究觉得改革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不反映改革的措施、步骤和阶段性的成果有损志书的时代特点。鉴于常州是全国最早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特点，我们首先提出要集中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两次撰文阐述我们的观点，并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卷的章节设想。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是否可行，能否站得住脚，我们立即组织试写稿的编写，初稿出来后，我们又借召开部分城市志座谈会之机，把稿子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多次大的修改，最终成为《常州市志》的一大特色。再如，常州是个工业城市，工业门类齐全，各工业门类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特色企业。如何反映好常州的工业，就成了反映好常州经济的关键。为此，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组织有代表性的机械、纺工、轻工局的修志人员，去徐州、蚌埠、枣庄三市志办学习交流。我们走一路，讨论一路，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工业志编写模式。即在主要工业卷中增设结构体制章，按行业、企业、产品、投资、职工、效益、管理体制列节，反映该工业总体面貌。然后按小行业分章，按沿革、生产(物质技术条件、产品、销售)、企业列节。分别在《方志研究》、《江苏地方志》、《广西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我们的观点和编写模式。为了让我们的认识得到广大修志人员支持，我们除印发工业志编写模式外，还请常州建材局先行一步，按此模式编写建材工业卷试写稿，然后组织各工业卷的编写人员评头品足，使编写模式更加具体化，更加深入人心，取得共识。这之后我们又发表了几篇深化、细化的文章，使工业志的编写更趋规范化和特色化。又如，志书中如何反映政治运动的问题，方志界基本倾向是宜粗不宜细，不作集中反映。我们分析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一般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等，不集中记述，在大事记中反映是可以的，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却不可以，因为这项运动历时10年，造成损失之大，危害之深，是历次政治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就会逐渐淡忘，就无从认真吸取这段历史教训，悲惨的历史就有重演的可能。所以，我们先后发表多篇理论探索文章，阐明我们的观点，并决定在《常州市志》中专设《文化大革命纪实》专记。写成初稿后，先在《龙城春秋》杂志上长篇连载，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史实真伪、可靠程度的批评意见，在取得社会各界首肯后，再修改入志，成为比较有特色的专记。

　　四、审稿把关既要群策群力，依靠群众，又要坚持原则，一锤定音。审稿把关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一着不慎遗害无穷。为此我们决定变一双眼为几十双眼，让更多的人在审稿把关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共同把关。从1991年四季度起发动全办公室人员与有关方面的专家一起对已打印成册的《常州市志》(征求意见稿)内部集中评审，每周评审一卷，采用事先准备，写出提纲，会上交流，各抒己见，最后归纳修改意见的办法。历经4个多月的努力，收到了统一标准，培训骨干，集思广益，提高质量的效果。通过16部志稿的评审，为后续志书的成稿把关，打下了坚实的质量基础。在审稿中人多嘴杂，必然会出现意见分歧，对学术分歧我们采取择善而从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弃取。对原则分歧我们坚持原则，不轻易改变。如：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委在主政时期，在全国批判文艺黑线的形势下，常州市委以市委名义召开批判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瑞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并在党报上发社论点名批判。在大事记审定时，有的领导要我们只写情况，不提市委，我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当时市委并未瘫痪，既然是以市委的名义召开的大会就应该提到市委，如果不提市委，那这一批判大会是谁召开的就会成为历史疑案。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照实书写，收到了较好效果。

　　志书出版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也有某些遗憾使人耿耿于怀。一是这本书出书时正值社会上纸价暴涨，有钱拿不到好货，为省钱、防涨，匆忙定货，结果纸差价高，每每翻到书中的破洞、疵点，犹如吃了颗老鼠屎，欲吐不能，十分恶心。二是对人物志的编写投入的编撰力量不足，人物志的编写过于简历化，语言干瘪、欠生动，尚难做到文如其人。三是志书的校对还不能做到不出差错。有些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不能不说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