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修志初期，方志指导部门大致规定以三种方式在志书中记载不同类型的人物：一是已经去世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立传记载；二是官员士子、革命烈士、劳动模范等，列表收录；三是在某些方面作出贡献的仍健在人物或达不到立传标准的去世人物，在志书行文中以事系人。与其他志书一样，《金湖县志》也按此身体力行。如今，《金湖县志》已面世6年。实践证明，记载人物的三种方式是成功的，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但随着读志用志的深入，特别是广大读者对深层次了解志书人物的迫切需要，也使志书人物记载上的缺陷与败笔不断显现出来。为使续修志书引以为戒，笔者试对《金湖县志》人物记载的得失，作一些分析归纳、回顾反思。

一、以事系人 求稳怕烦 事多人少

　　以事系人，就是要求在记载事实时，写出在其间活动并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既写了事，又写了人，从“事”中带出“人”来。现在看来，这一要求很高明。这是因为，志书一向被称为“一方之全史”，那么除去自然演变而外，历史本身就表现为人类活动的过程。一位伟人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我们编纂志书，编写一方的历史，就是记载一方人物活动的过程。这其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人物，既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代表，又体现这一时代的特征，理应通过以事系人的方式给予记载。

　　《金湖县志》在以事系人方面，也作出一些努力。如文化编记到前清秀才王右卿的著名对联，民国年间的王连戏班、孙鹿鸣票社，中共天高县委书记徐速之的《风雨楼诗词选》，金湖县文工团主要演员顾龙英(后改名顾芗)的杰出表演，吉文袈、王长青的短篇小说，闵宇平的电视专题剧本，马为群、姜燕的摄影，陈春燕的剪纸等。又如军事编中成钧率部攻打冀家围，罗炳辉率部进军淮宝，罗占云指挥围困金沟日伪军等。这些记载使这一段历史变活了。但除这些少数编外，全书总的状况是事多人少，见事不见人，有事无人。这样的记载确实难以反映活生生的历史，难以起到激励人、教育人、警示人的作用。

　　是什么原因造成事多人少问题的呢?今天看来，缺少材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记得当时征集资料时，就明确要求把历史上“第一”的事物包括人与事搞清楚。但由于比较麻烦，就没有坚持到底，结果一些牵涉到人的活材料从眼皮底下溜掉了。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求稳”心理在作祟，有意识回避与舍弃了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具体有两种表现：

　　一是怕写了一些领导会产生副作用。如70年代初我县“文革”前的县委书记被“解放”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抓住当时中央要求发展工业的机遇，多方努力，在两年时间内，办起化肥厂、制药厂、水泥制品厂、塑料厂、缫丝厂、织布厂。后来，这些厂在金湖县属工业中独领风骚20多年，有些至今还是骨干企业。再如70年代初在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实现农业上《纲要》运动中，有一位从南方调来的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每到一地，都赤脚下田，示范栽插水稻行距秧、推耙耘耥，亲自扛大锹在三麦田挖沟，使我县科学种田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粮食大幅度增产。对这两位领导，干部群众有口皆碑。当时，我们也想分别写进县志工业编与农业编中，但怕没有写到的领导有意见，其他领导再来攀比，写谁不写谁不好把握，不如都不写，以至造成今日的缺憾。

　　二是怕写了先进模范人物会降低志书档次与品味。如1954年金湖大部分地区被特大洪水淹没，重灾区陈庄初级小学一位教师，带领40多名小学生坚持在较高的圩顶上教学，白天为学生上课、烧饭，夜间照料学生睡觉，在大水围困数十天中，没有让一个学生失学，被省人委授予优秀教师称号。又如60年代初油米厂车间主任陈树银，大搞技术革新，被采用并取得显著增产降耗效果的有21项，其中稻谷加工一项革新，使出米率提高2％，全年多产大米20万公斤，被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还作为工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当时，我们也掌握这些材料，但觉得这些属于“小人物”，不够上县志的档次，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有意见，还是稳妥一些为好。笔者觉得，正是受求稳怕烦情绪的影响，使以事系人这一编纂方法没有得到落实，造成新志见事不见人的严重缺陷。这个教训很值得记取。

二、人物名录 认识偏颇 知难而退

　　人物名录，在志书体裁中被称作“录”或“表”。实践证明，名录这种体裁，资料密集，信息容量庞大，用来记载方方面面的人物，确实再合适不过。

　　《金湖县志》在运用人物名录方面，相比较而言，比较成功。全书共设名录10种，收录各方面人物1318人(次)。分别是：①《1940～1948年高邮、天高、高宝县历任县委正副书记》，收录21人。②《1959～1985年中共金湖县委历任正副书记》，收录42人(次)。⑧《1940～1948年境内历任正副县长》，收录23人。④《金湖县人大常委会历任正副主任》，收录13人(次)。⑤《1960～1985年金湖县历任正副县长》，收录62人(次)。⑥《金湖县政协历届正副主席》，收录12人(次)。⑦《金湖县人武部(兵役局)领导人》，收录50人。以上党政军领导人名录一般都列有机构名称(届次)、职务、姓名、籍贯、任职时间等5项内容。⑧《金湖县中、小学生田径最高记录》，收录50人(次)，列有项目、姓名、单位、成绩、时间、地点、运动会名称等7项内容。以上是分散在各有关编章中的名录，人物编中还集中载有以下名录。⑨《革命烈士表》，收载烈士986人，列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牺牲时所在单位、职务、牺牲时间、地点等8项内容。⑩《1951～1990年金湖县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名录》，收录各类劳模59人，列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原工作单位、职务、荣誉称号、授予时间、命名机关等9项内容。这些名录收录人数众多，各方面人物的基本资料完备，存史育人的价值不菲。

　　人物名录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缺少《金湖县高级知识分子名录》、《金湖籍在外县级以上干部名录》、《金湖籍在外高级知识分子名录》。今天，这种缺漏已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表现在不利于用县志沟通金湖籍在外人士的感情，不利于以县志为媒招商引资、建立横向经济联系，也不利于保存金湖志士仁人的完整资料。回想起来，这种缺漏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认识偏颇。县志中未列《高级知识分子名录》与《在外高级知识分子名录》，是当时没有想到此类名录的价值。片面认为，将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都载入县志，会显得志书档次不高，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去搜集这方面资料，因而造成缺憾。现在看来，旧志中都不惜篇幅刊载进士、举人甚至贡生名录，并以此为一地人文的荣耀，新志未列高级知识分子名录实在不应该。根本的是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认识不足。这个教训太深。二是见难而退。对《在外县处级以上干部名录》的处理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想到这属于在外乡贤，要收载这一名录，但又想到要发动全县干部群众提供线索，要发函到全国各地征集，不仅工作量太大，而且难度也太大，还特别担心被遗漏的人找上门来不好解释。于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宁缺勿漏”，见难而退，以至造成了缺漏。

三、立传人物 谨慎有余 用力不足

　　我国权威的正史二十四史，人物传分量占51.6％(笔者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缩印本《二十五史》统计)，而且写法灵活，异彩纷呈，以至于被称为纪传体。县志中人物传虽不可能占到二十四史那样大的篇幅，但也应该是动人心魄的精美华章，有强烈的教化功用。《金湖县志》在这方面成功与失误均不少。

　　金湖县地处高宝湖西，1959年10月才建县。建县前，这里属于宝应县、高邮县的边远地域。由于地处偏僻，加上屡遭水灾，使得经济落后，人文不兴。为写好志书人物，我们在搜集人物资料、确定立传人物方面下了一些功夫，效果不错。一是多方排找可立传人物，共立传24人。其中：本籍人物16人，客籍8人；正面人物23人，反面人物1人；志书下限(1985年)前20人，与大事记一并延伸的5人；军政界重要人物7人，开明士绅2人，科技卫生界3人，革命烈士11人，地主暴发户1人。人数虽少，但涵盖了金湖的方方面面。二是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者皆为已去世人物，不仅是各方面的代表，而且都有定论，没有其他副作用，表现出县志的权威性。三是立传人物生平均经过考证，有争议与牵强附会的一概未立。如三国时魏将蒋济，《三国志》上讲是楚州平阿人。今在金湖境内，历史上属于高邮的闭塔地区曾称为平阿，因此明清间所修《高邮州志》将其作为邑人而立了传。将蒋济传列到《金湖县志》上，我们有些求之不得。但后来读到《扬州府志》上对此所作考证，认定蒋济属籍楚州平阿，时在安徽定远。既有定论，我们毅然忍痛割爱，不拉名人作大旗。《金湖县志》的人物传上，也有很大缺陷。今天看来，主要是遗漏了应该立传的13个人，大致分两种情况。

　　一是受“左”的观念影响，过于谨慎。如王敕，是一位阿凡提式的智慧人物，活动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民间有不少关于他济贫助困、打抱不平的传说。我们注意到这个人物，但觉得传说不可信，还是谨慎为好，结果只在社会编传闻轶事中载了一则有关他的故事。县志出版后，我们偶然查了《王氏宗谱》，发现里面载有王敕生平、事迹、诗作等不少资料，从中看出他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才学超群，诗作达到格律诗很高的境界。这使我们很懊悔，也很自责。又如杨大鹏，是金湖境内惟一的武进士，官至正三品，为两广督标右营参将，其夫妇、祖父母、父母、兄弟皆受皇封。县志本应为他立传，但考虑他曾镇守贵州16年，可能参与镇压农民起义而舍弃。今天看来，也是过于谨慎，是否镇压农民起义，仅是就当时背景怀疑而已。殊不知，他长期镇守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功不可没，应该在县志中占一席之地。

　　二是对人物传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编纂中用力不够。我们没有分工专人去排找人物，搜集资料，只是在送审稿接近完成时，才由各个编辑分头写所掌握的人物，这就难免仓促粗糙，也难免造成缺漏。如温志斌，1973年1月在吉林长白山国防施工中壮烈牺牲，《解放军报》曾发表对他的长篇事迹通讯，新华社还发了通稿。此人此事我们也知道，但没有花时间去采访当事人，查找资料，以至没有立传。又如1985年牺牲在对越自卫还击战场上的10名烈士，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9岁。战后，10人均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有2人被记二等功1次，8人被记三等功1次。他们牺牲得十分英勇，有的为部队开辟通道牺牲，有的为抢救负伤战友献身，有的倒在冲锋的路上，有的为执行军工任务牺牲。全县曾开展过向十烈士学习的活动。在确定立传对象时，我们也想过为十烈士立传，也派人到档案馆、烈士陵园查找烈士生平事迹材料。由于未直接查到书面材料，又主观认为20岁左右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可能没有多少动人事迹，也就没有为他们立传。后来，在县民政局找到当时印发的介绍烈士事迹的小册子，这时县志早已出版，我们愧对英烈。现在看起来，如果当时分工专人并花力气去找材料，肯定会找到，也就不会留下如此遗憾。

四、传记写作 抽象概括 枯燥无味

　　人物传编纂除了立传对象外，还有个写法问题。今天看来，《金湖县志》的人物传写作，成功的不多，教训不少。人物传部分共2.07万字，占全书1.7％，平均每个人物860字，最长的1600字，最短的340字。篇幅显得偏少，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读者反映，人物传基本是简历式，内容概括抽象，文字枯燥干瘪，读不出味来。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县志出版后，我们陆续选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人物传，并对照《金湖县志》上的人物传，对问题症结进行反思。我们感到，人物传编写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误区之一：志书人物传不能写情节，更不能写细节，否则会变成写故事。其结果，将情节淡化，过程浓缩，只剩下简历式的骨架，几无血肉。特别是对细节，避之唯恐不及，造成人物公式化、脸谱化。如《金湖县志》中的欣树声传，此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弃医求学，狂热地参加国民革命，后任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秘书、县长。抗战爆发后，不满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愤而弃官隐居。受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感召，毅然出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科长、副县长、县长。因受错案牵连，加上新四军北撤，他迷失方向，又在国民党省政府谋了一个差事直至解放。他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又对自己曲折经历懊悔不已。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复杂、充满时代特征的人物，县志中舍去了他思想演变的艰巨历程，隐去了促使思想转变的重要情节，只写成简历式的900多字，难免不是败笔。《汉书·李广苏建传》中，写李广这一复杂人物时，记他上郡之战巧计突围、雁门出击诈死脱身、右北平以4000骑兵杀退4万胡骑、塞北迷路引咎自刎。情节曲折，令人荡气回肠。特别令人惊叹的，还写了李广简易治军、射穿石头等细节，人物形象丰满。如此看来，作为地方史县志的人物传不能写情节与细节，完全是作茧自缚。

　　误区之二：志书人物传不能写人物语言，特别是对话，理由是没有人在场亲耳听过这些对话，写出来不真实。这种说法看起来貌似严格，实质上是使人物变成木偶，人物活动变成上演木偶戏，全不见人物思想活动与感情表达。前面提到的欣树声传，在回忆材料中，写到了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岳明动员隐居在家的欣树声参加抗日的一段对话：岳县长随口聊道：“日本鬼子打来了，你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欣脱口而出：“应该抗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岳县长继续说：“应该谁来担负这抗日的责任呢?”欣答道：“中国人民都有责任。”岳县长哈哈大笑：“你有没有责任呢?”欣恍然大悟：“当然有!”这段对话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欣树声直率、充满正义感、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性格，但因为志书人物传不能有对话，也就舍弃了。还有欣树声弥留之际，曾为自己口占一副挽联：“生何足乐，及今床笫缠绵，难遂重游故乡愿；死无余恨，虽觉羽毛晦暗，不辜莫作坏人衷”，流露他思念故土、忏悔前愆、壮志未酬、万般无奈的复杂心境，因为这属于人物语言，也被删略。这样处理，难免不使人物枯燥干瘪。其实，正史人物传并没有此戒条。仍以《汉书·李广苏建传》为例，苏武失陷匈奴，单于派降将卫律劝降苏武。卫律一劝，苏武一答；卫律二劝，苏武不应；卫律三劝，苏武边骂边答。后来，单于又派降将李陵劝降。李陵一劝，苏武一答；李陵二劝，苏武二答；李陵只得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班固写此传时，苏武已去世120多年，作者肯定是根据史料写出的。试想，如果不写人物对话，苏武的民族气节、精神风貌如何得以体现?

　　误区之三：志书人物传要“述而不作”，不能发议论。其结果，没有画龙点睛之笔，没有恰到好处的气氛渲染与感情流露，使人物暗淡无光，也没有感染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自作多情。二十四史人物传中，不少结尾都用“赞曰”形式，进行评论，一抒胸臆。《汉书·李广苏建传》结尾就是：“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者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这样的评论，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如果志书人物传中也有这些神来之笔，那该多好啊!

　　新修志书人物传编纂上的得与失，确实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总结。但愿本届志书的“得”，在下届续志中得到继承发扬；本届志书的“失”，在下届续志中也变为“得”。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