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方志编纂的传统来看，官修志书最基层止于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志多为私修，且数量远逊于府县志。在本届修志中，一些发达地区普遍地编纂了乡镇志，苏南地区尤其如此。然而，对乡镇以下的单位——行政村的历史的研究还是鲜有所闻。1998年，我们应北京亚联经济研究会的邀约，对吴江市盛泽镇胜天村展开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撰成的《胜天村史略》发表于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卓越丛书20世纪的压卷之作《世纪曙光》，并荣获全国征文优秀作品二等奖。

　　通过对胜天村的研究，我们感到村史研究有着乡镇志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其价值不应忽视。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的感受是极其丰富与鲜活的。

　　一、村庄之所以值得研究，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的细胞，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自治组织。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特点都可以从最基层的村庄找到原因与归宿。例如，胜天村的程氏为当地望族，清代嘉庆后即世代居官，直至民国期间，其后代程昌祺、程锡祺诸昆仲在村中广置田产，房舍轩敞，牢牢地把握着村中大权。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民国期间，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于是，程氏一边管理田产，一边兼营工商，并与镇上巨商丁氏联姻。这反映了苏南地区地主阶级的变化。遍布胜天村的农村丝绸机户则反映了苏南农村个体工商业的繁荣，民国之前，工商业在经济上就取得了超过农业的优越地位。在农村，存在着机户、领投(中介人)、绸庄(一般设在镇上)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因而，将农村社会的矛盾看成是单一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片面的。而胜天村的文化底蕴源自明代以来的科第不绝，又证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相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村史的研究是县志乃至乡镇志不可替代的。

　　二、中国农村的社会演变主要是通过村庄的变化反映出来的。盛泽地区在明代中叶开始形成农村家庭手工丝绸业，这种家庭手工业的崛起使农民从手工业上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超出了农田的收入，因而，在胜天村土地早就贬值。清代直至民国，村人即将土地租赁给浙籍移民耕种，自己专事丝绸业。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从胜天村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改革开放后，这批历史上有着经商经验的农民骤然间冒了出来，在80年代初该村就形成了农、工、副三业并举的新格局，工业成为主要经济支柱。政策开放后的农民，迅速地富裕起来，其中不少人积累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80％以上的本村人离开农业，他们离土不离乡，以从工从商为主要谋生手段，将种田的任务交给了少数种粮专业户，实现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合理分工。他们中不少人在镇上置有房产，成为城镇与农村的“两栖人口”。这样社会格局，既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