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退休之后，难免要经常回忆他退休前的岁月，并在回忆中总结他一生的荣辱得失。我也是退休之人，退休前做过教师，从事过文艺创作，担任过基层文化单位的领导。但最值得我回忆和总结的，还是人生的最后一站——编修志书。

　　1987年，我从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奉调靖江县志办公室任副主任兼县志主编。我听说，组织部门在调我之前，已经物色过好几位人选，但都被他们谢绝。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修志辛苦、清苦、艰苦，即使熬到头童齿豁，也不可能名利双收；二是被物色的对象，有的本来就有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有的还在权力部门任职，要他们改行到这个“清水衙门”来坐冷板凳，当然是不愿意的。

　　当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时，我当即就作了服从调动的表态。因为我一生中主要同文字打交道，最钟情的是笔杆子，只要仍然是拿笔，干什么都无所谓。当然，我也知道修志很苦，但修志也和创造其他精神产品一样，它的苦中之乐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

　　为当好县志主编，我一开始便着手两件事，一是了解靖江的历史和现状，二是钻研方志学。通过在史料的大海中徜徉，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眼界大开，精神一天比一天充实。久而久之。我便相信自己是对靖江历史和现状最有发言权的人，我所拥有的这笔财富，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难以拥有。我已依稀看到我的未来：在地方志及其相关的领域里，我是一定会有所作为的。至于对方志学的钻研，我一开始就并不觉得困难。因为我做过高中语文教师，多年从事文学创作，有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地方志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与我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有共通之处，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便可逐步入门并且登堂入室。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县志主编除必须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还必须具有一个行政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不能设想，一个组织能力、决策能力、思辨能力、判断能力低下的人，能够领导好这样艰巨浩大的文化工程。”(见《江苏当代方志论文选》，方志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我担任过几个文化单位的领导，经受过行政工作的磨炼，这些通过磨炼逐步培养起来的能力，在我的修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靖江县志》从开始编纂到交付出版，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其中创造了不少经验。将这些经验汇总起来，便可看出一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运用了哪些具有科学性的方法。譬如说，如何使修志工作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怎样才能形成一支高素质、有战斗力的修志队伍；在修志的各个阶段，如何把握好重要环节，以加快修志进度，提高志书质量，等等。这些经验，有的在省、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交流，有的写成文章在方志刊物上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靖江县志》出版后，得到方志界的一致好评。199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首次组织全国地方志质量评比，《靖江县志》获二等奖，我也破格晋升为副编审。在此之前，我虽然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有了作家的头衔，但这次取得的成果，无疑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最重要的里程碑，在我的心目中，它的份量要超过我以前发表的所有作品。

　　本届修志工作结束时，我已接近退休，但我不甘就此罢手。因为通过修志，我掌握了大量的地情资料，这些资料如不充分利用，实在有负于我当初付出的辛劳。而最好的利用，是对资料作深度挖掘，选择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精细加工，使之成为专著。于是我又开始笔耕，在三年内出版了三本书：一是历史散文集《话说靖江》，二是史著《靖江抗英斗争研究》，三是文学传记《靖江清官故事》。其中《话说靖江》被列为本市中学生课外读物，发行2万册；《靖江抗英斗争研究》填补了地方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获泰州市“五个一工程”奖。此外，我还与靖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合作，主编并出版了《靖江风情》一书。

　　退休之后，我仍然十分忙碌。除了接受原单位的返聘，还应聘为泰州市地方志工作的顾问。同时，作为“靖江通”，我还要经常参加市内举行的有关活动，或为某些单位及个人提供地情方面的咨询。续修志书的工作即将开始，对此我有不少思考，有新的课题需要研究，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够用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得志不修志，修志不得志。”这句话至少不适用于我。我在修志之前未必不得志，但我心甘情愿地加入了修志的行列；修志之后，我不但不没有不得志，而且感到比以前更加“得志”。我以为，得志不得志，是由一个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价值观不同，对得志与不得志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再说，得志不得志，最终还要靠自己。如果你不愿对自己的工作投入热情，或者只图索取，不想付出，那你将永远不得志!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