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方志》2000年第3期刊登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续修地方志工作规划》的通知，并全文刊载经省政府同意的《江苏省续修地方志工作规划》。这标志着我省地方志续修工作将全面启动，也预示着编修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将世代相传、经久不衰。作为首届修志一名老兵的我，由此深受鼓舞与鞭策，也促使我下决心将主编《高淳县志》的历程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高淳县志》的编纂，于1982年正式起步，六经寒暑，五订篇目，三易其稿，终于在1988年8月出版问世。她是江苏省继《如东县志》之后第二部新编县志，是省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县志。1993年在全国新编地方志第一次评比中荣获二等奖。由于成书较早，在编纂过程中，方志理论基本上还处于“模糊”阶段，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正式出版的县志较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加之，本人修志又是“半路出家”，开始时竟连“山门”也摸不着。这些主客观情况，决定了《高淳县志》的编纂只能在摸索、探索中前进，经历了一个备尝艰辛的过程。通过回顾与反思，我感到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有三：

　　一、吃透县情，力求能够驾驭全志。县志主编，既要管全志之大，又要管一字之小。相对而言，只要有一定文字功底，管一字之小是比较容易的；欲管好全志之大，则非易事，非要有驾驭全志的能力不可。主编驾驭全志能力的表现，包括发凡起例、篇目设计、内容安排、资料取舍、详略处理、行文规范等等。我仅在篇目设计方面，就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自觉的过程。志书篇目的设计，它要求编者既要以方志理论作指导，又要坚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修志伊始，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在学习方志理论和调查县情上下功夫，而是东寻西找，寻购已出版的志书，查找兄弟县志篇目，企图走捷径。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某县志的篇目，如获至宝。该篇目采用大篇式，我们也依样画葫芦设7大编。后来，虽先后改设9大编、10大编，但终究没有跳出模仿型的窠臼。随着方志知识的积累，特别是通过县情资料的征集与整理，才使我们逐步认识和体会到，设大编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清大的门类，加强宏观记述，但实际事物往往有多种属性，必然出现归属上的分歧，也不便于操作，特别是不能在较高的档次上突出地方特点。这才形成了自己的主编意识，在篇目设计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在1985年4月进入总纂前夕，我们下决心采用中小篇式，并按高淳县情设置19篇。在总纂成县志征求意见稿后，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在总纂送审稿前又扩大至28篇。高淳南、西、北三面为固城、丹阳、石臼三湖环抱，水域辽阔，素称“鱼米之乡”。据此，我们将“多种经营”从“农业”中析出，又将“水产”从“多种经营”中析出，形成农业、多种经营、水产三篇。这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高淳的地方特点。高淳西部是水网圩区，东部是茅山、天目山余脉结合部，易涝易旱是一大特点。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特殊的篇目设置。《水利篇》第一章水利工程建设，根据水网圩区、丘陵地带自然条件的差异，设置了防汛抗洪、除涝治渍、灌溉抗旱等四节。高淳方言属吴语，处在吴语区的边沿，北西南三面都是江淮方言，又因本县各大族姓多系从外地陆续迁来的，语言不能不受外来的影响。因此，“高淳话”不仅属江淮次方言的南京人听不懂，吴语地区的人也很难听懂。鉴于此，我们在当时方志界对方言普遍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大胆地把列入《社会篇》中的方言章，抽出单立《方言篇》，以显示高淳方言的特殊性。随着对全志驾驭能力的提高，在具体记述内容的安排上也就比较自如了。抗战时期，高淳是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在境内坚持斗争达7年之久。为了记述这段光辉历史，我们安排，除《大事记》作纵向记述外，在政党社团、政务、军事、人物等篇中作重点记述，其他如农业、水利、商业、财政金融、文化等篇的有关章节，也要作适当的反映。

　　今日看来，我们在驾驭全志方面仍不无遗憾。最大的遗憾是《高淳县志》对经济部类用力较大，内容丰富充实，对政治部类的某些章节则用力不够，内容也较薄弱。如没有很好记载县委解放后各个时期的重大决策，也没有很好记载解放后历届政府的施政情况。

　　二、执意追求，努力提高志书品味。一部县志，百多万字，记述内容，囊括百科。县志办寥寥十几人是不可能精通百科的，对志书从设计到定稿都拥有主宰权的主编更不可能是“全才”。不用说要提高志书的品味，即使是要把它编纂出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我自担任县志主编始，特别是胡乔木同志提出要编纂“够格”志书的要求后，深感自己的水平与工作要求相距甚远，实在力不能及、力不能支。但我有一个朴素的信念，要么不干，要干就要竭尽全力，并千方百计干好，编纂出一部具有较高品味的《高淳县志》。为此，我首先注重自身的学习，坚持干中学，学中干。学别人长处，学方志理论，学百科知识，学编纂业务。本办李遵澳、童维生两位老先生，史志功底深厚，他们就是引我初进“山门”的启蒙老师。《中国地方志通讯》(《中国地方志》的前身)等刊物，我堪称是“忠实的读者”。当时能买到的方志理论书籍，如来新夏的《方志学概论》、朱士嘉的《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等，我都认真学习过。通过学习，终于慢慢地入了“门”，上了“路”，这就为提高县志品味，创造了自身条件。其次，通过行政手段，逐步完善志办人员知识结构，为提高县志品味提供人才条件。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卢杰，虽年已过古稀，但毕生从事水利事业，专业知识丰富，又熟悉本县水利情况。我们通过县领导把他借调至县志办，负责编纂《水利篇》。他编纂的稿子，从审稿到志书面世，都得到一致好评。青年职工孙家贵，原是《沧溪乡志》的编写组长，在全县率先完成乡志编纂任务，自己也从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我们把他招聘至县志办。当时，他年方28岁，肯学习、热情高、干劲大，由他负责编纂的农业、多种经营、水产、交通四篇都有较高的质量。再次，寻求智力支援，弥补志办人员知识的局限和智力的不足。《自然环境篇》下设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八章，大多专业性很强，而又无承编单位，仅靠县志办的力量是难成其就的。于是，我们就借助县级机关相关单位的力量合力攻关，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县科委、农业区划办公室、气象局、农业局、多种经营管理局等对应单位，并有专人负责联络。各单位按照我们的要求，负责编写的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或长期从事该项专业的行家，有的还是学有专长的单位领导。此篇经县志办总纂后，为确保其科学性和提高学术品位，我们又专请上海师大、南京师大地理系的专家学者审稿，上海师大副教授王中远、讲师陈锄强，还受县志办之请，主持召开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在学术上把关。经过这样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县志办一时无人编、无力编的问题，而且确保了志书的质量。苏州大学教授陆振岳在《读<高淳县志>后》一文中对此篇评价较高，他写道：“《自然环境》……大体上反映了自然地理的科学体系，又结合本地的现实和志书的要求。每个章节也是如此……这样的记载，不但旧志无法比拟，就是与前几年修成的有些志书对照，也前进了一大步”。《方言篇》原来我代搞了一个稿子，但毕竟不是专家写的，如果作为一般方言读物还是可以的，若是降格以就上县志也未尝不可。为了提高县志的学术品味，我们还是忍痛割爱，另求他途。经省志办小咏同志介绍，由我亲自登门，请南大教授、方言专家鲍明炜先生担负此任。鲍先生非常乐意接受，不辞劳苦，亲率五名研究生临淳搞方言调查，很快为我们撰写了《方言篇》。志书出版后，不但获得一致赞扬，而且有许多地方还竞相效仿。

　　“经世致用”是我国地方志事业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也是检验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来检验，《高淳县志》也有不足之处。最近，高淳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高淳县水利志》。在调查资料中，有人翻阅了《高淳县志》的有关部分，发现古老的人工运河胥溪河，及坐落其上的事关太湖流域防洪安危的东坝，在县志中记述过于分散、零碎，要翻阅《大事记》和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水利、财政金融等篇的有关章节，方能见其概貌。资料不全，不系统，势必影响志书的实用价值。

　　三、全力投入，为志献出一片忠贞。主编，要既“主”又“编”。其人不但应是制订编纂方案、志书篇目的总设计师，指导务志编写、通篇合成的总工程师，而且还应是总纂修审、笔削成书的大手笔。因此，作为主编，如果没有对修志事业的献身精神，没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顽强意志，是断然不能圆满完成自身任务的。我在编纂《高淳县志》中，工作最集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刻是“三纂”、“三审”阶段。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付印稿通纂，前后仅两年时间，合计412万字，平均每天6000字。由于主编仅我一人，每出一稿，都要通篇从篇目调整到体载运用、观点校正、资料考订、详略平衡、删繁就简以至文字润色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加二，并一支笔杀青。那两年，对我而言，节假日与平时并无什么区分，上班与下班也无多大差别，甚至连大年初一机关值班时间也不放过，工作确实是辛苦。古人云：“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为了“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修志大业，辛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与“三纂”交替进行的是“三审”。对征求意见稿，县志办自审就历时一个月，共提修改意见525条；按分志开了19个评审会，参加评审的计367人，共提意见1623条。这些意见，尽管对完善志稿大有好处，但要真正将其变成“营养”吸收，也确实耗时费力。对送审稿的评审，省、市志办以《高淳县志》(稿)为试点，要求很高很严：验收志稿与验牧资料相结合；一志多人审，一人审多志，志志有人审阅负责；会前汇总审阅意见，形成书面材科，以节省会议时间；会上形成《纪要》，集体对志稿负责。会前，我们为汇总评审意无，连续派出11人，外出走访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修志同行32人，收集意见354条，汇成一册。我们的这种工作态度、速度和效率，受到省、市志办领导的赞扬。由此，我深切体会到，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关键是能否全身心的投入，为修志献出一片忠贞。“一人才智有限，众人智慧无穷。”只要自己恪尽职守，好学勤思，虚心求教，就能合众人之力，克服一个个难关。

　　在“三纂”、“三审”中，最难者莫过于对史实的把握，这不仅涉及“志才”、“志识”问题，而且关系到“志德"问题。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千古明镜和信史，要真正起到“鉴古知今，信今传古”的作用，就必须确保史实准确无误。在编纂《高淳县志》中，在史实方面争论最大的是高淳县建置时间问题。高淳县建置时间，旧志上有二说：一说建于明弘治五年；一说建于明弘治四年。即使现存最早的《嘉靖高淳县志》，在不同卷中亦持两种不同说法。这次我们没有采取简单的“二说并存”的办法，而是作了一系列的考证。经查，《江宁府志》和《溧水县志》，均载高淳县建于明弘治四年。江宁府及其前身应天府，是明清时期高淳县的上级，溧水县则是高淳县的母体(高淳县系由溧水析出)。即使持二说的《嘉靖高淳县志》，在建置卷中亦说高淳县建于明弘治四年。基于此，我们在送审稿中认定，高淳县建置时间是明弘治四年。但在送审期间，对这个问题仍有异议，且刚出版的《南京简志》认定为明弘治五年，这对我们无形中是一大压力。送审稿评审会后，我们继续考证。经查阅《明史·地理志》、《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权威性资料书，最后，我们还是把高淳县建置时间，定为明弘治四年，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个悬案。1994年出版的《南京建置志》，对高淳县的建置时间亦取此说。由此，我们联想到，旧志中有些资料互相因袭沿用，未必都是王确的，在应用旧志资料时，如能经过自己的考订，纠正其错误，袭是我们在方志工作中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有幸参加首届修志，是光荣，也是责任；有成绩，也有失误；有赞誉，也有非议。1988年《高淳县志》面世，如释重负，因任务终于完成了；又诚惶诚恐，因志书将接受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当时，我怀着复杂心情，以《编修<高淳县志>有感》为题，成诗一首(七律)，现抄录于后，权作本文的结束语：

盛世欣逢万象新，编修县志乐无垠。

广征博采稿源足，求实去芜史料真。

三著春秋多曲折，六经寒暑历艰辛。

众人削竹终成简，功过待留后世评。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