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底，我参加修志工作，担任区志办主任、《广陵区志》(以下简称《广志》)主编：此前我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到1993年4月，《广志》出版发行，历经5年多：后来我又回政府办工作，但仍为城市区志事业发展出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回顾和反思一下自己参与修志工作的“得”与“失”，感慨颇多。

　　成功与不足相伴而生，共处于事物统一体中，修志也不例外。编修《广志》。我作为主编，深感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的遗憾。我觉得《广志》编纂较成功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实行开门修志，广集众人之智。开门修志的关键，是处理好群众参与与专家修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解决主编有限知识与志书百科内容相矛盾，编纂良志的有效途径。从搜集资料到确定篇目和初稿、评审稿，从研究区情特色到磨稿和评审，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一位方志专家评介广陵修志的做法，认为达到了开门修志‘之最’的高度。她指出：“广陵修志其门开得最敞，如志书搜集资料阶段，参与工作的人员近万名；编纂初稿的‘磨稿’阶段，篇篇均经过专业部门领导、知情人、专业技术骨干、本地区的专家和修志人员，共同‘会诊’，集体讨论修改；志书定稿时，又广邀全国有关知名的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林学家、方志学家等等，认真评审志稿，提出修改建议：这种向基层开门，向熟悉各种专业情况的人开门，向高层次的各科专家开门的做法，是一般县市区所难以做到的，堪称开门修志‘之最’”。《广志》特色明显的篇章，不少是出自专家学者提供的资料或亲自撰写而成：

　　二是深入研究区情特点，反映地方特色。我们在研究区情特点上，确实下了死功夫、硬功夫，着力找准区情特色，准确反映区情。首先组织编纂人员认真学习，弄清地方特色的含义和如何反映地方特色；其二全面调查，吃透区情；其三运用文件和历史资料，加深对地方特色的总体认识；其四依靠专家学者指导，集中各方面智慧，统一对地方特色的认识；其五认真分析比较，深化感性认识，丰富理性认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从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把握了历史文化名城是区情的最基本的特征，用它贯通全志，使上百万言的巨著珠璧联合，浑然一体。《广志》全书共27篇，各篇紧扣历史文化名城这一主线，其中有10篇直接记述历史文化名城的今昔状貌，如概述、大事记、建置地理、人口、城市建设、园林名胜、文物古迹、文化、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人物。11篇与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特征有直接联系，如街道、交通邮电、工业、商业，对外开放、军事、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民情风俗。6篇与历史文化名城呈间接联系，如经济管理、财税金融、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民政、公安司法。在全书各篇贯通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根本特色的基础上，又采用升格法、置前法、详写法、综合法等手段，突出有重大特色的内容，如对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园林名胜、文物古迹、对外开放、街道等内容的处理，就升格单独设篇，因为这些内容在扬州历史的发展上，地位特别重要，影响特大，而且为扬州所特有，不单独设编，放在有关编中详记，不能提供比较系统的资料，其学术价值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单独设编详记，也有利于与市志记述角度错开，可与市志起互补作用。在对区情有了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区志的框架结构也就有了眉目，在构思时，一切从形式服从内容出发，设置篇目，打破只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划分的老框框，而采取形式逻辑与辨证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划分类目。全志真正入编的是24编，在第一个分类层次上，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划分规则的只有19篇，还有5编即街道、园林名胜、文物古迹、对外开放、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如以形式逻辑规则划分，则属“犯规”“违例”。但我们认为，扬州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轨迹，不全是沿着形式逻辑规律前进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就坚持把形式逻辑与辨证逻辑结合起来，进行总体设计，谋篇布局，为充分记述广陵区情和突出地方特色，构筑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框架。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和编纂手法，后来受到了志界的肯定和赞扬。

　　三是处理好区志与市志关系，详区略市，详略有度。详略有度。区志编修有其特殊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区志与市志的关系。我们多次与市志办领导协商研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市辖区与市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相对独立并从属于市的关系，这是处理区志与市志关系的前提和出发点。同时认为，区志与市志是相互依存、补充和联系的关系：区志与市志并存，可以详略互补，相得益彰。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采取大区志框架结构，即坚持统写全区；坚持因地因事制宜，谋篇设章；坚持详区略市，详略互间。所谓详区略市、详略互间，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根据表述城区整体功能的需要，对驻区单位的记述做到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二是从区志整体上和内容分量上，把握与区分详略，在整体上不能详市略区，内容分量上也不能相等、通过反复研究和探索，我们在具体编纂时，明确几条原则。首先，在区域范围上，坚持写满写足，但不越界而书，对有些可以牵强记入的名胜古迹，果断弃舍，使全区有清晰的区域界线。其二，在专业内容上，坚持以区为主，不喧宾夺主；《广志》记述对象以区属区管为“主”，市属市管为“宾”，以较多的笔墨为区级政权立言记绩，在位次上先“主”而后“宾”。如工业共设四章，前三章记区属工业结构、门类、名特优新产品，最后一章为市属以上工业简介：其三，将能突出反映区情特点的驻区事物，单独设专编或专章详细记述。如为反映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特设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园林名胜等专编，浓墨重彩集中地反映扬州古城历史文化流派和优美的园林风光，以提高区志的品味和价值：其四，在记述方法上，坚持错开角度，而不简单雷同。如建置沿革编，虽从西周初期的邗国写至广陵建区，但正文部分只是抓住邗城、建广陵县、改广陵区几个环节，作跳跃式、粗线条的叙述，仅用了200余字，而用附表交代历代沿革，做到文表互补，相得益彰。专家评论这“体现了编者驾驭、剪裁资料的娴熟技巧”。《广志》编纂，对区志与市志关系的妥善处理，受到志界专家学者一致好评。来新夏教授不仅在《广志》序文中指出：“市、区二志，因事先曾互商协调，各守其域，详略有度，记述时则化难为易，其所采编之法于一地市、县，或地级市与县级市并存，甚至如广陵之市、区同城之修志同仁当有可借鉴者。”后来他在全国城市区志天津会议讲话中又赞扬《广志》提出了若干编纂城市区志经验，指出：它依据“详今略古，详区略市，该详则详，该略则略的原则，基本上解决了市、区同城的困惑，使市、区两志各得其宜，有互补之效”。

　　《广志》的不足，根据个人认识和专家学者及志友的赐教，主要有几点：(一)志名的使用有失策之处。用《广陵区志》作志名，有失偏颇，既缺乏吸引力，也不能揭示《广志》的精髓。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如果用《扬州城区志》作书名，不仅能锦上添花，更令人瞩目，同时它既包括区的特色，更含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特点和魅力。(二)史实有失真之处。(三)体例有不规范之处。如个别的节与目标题相同。(四)表述有不准确之处。(五)内容文字有不精练之处。反思中，我们得出四个“未能”的教训。(一)未能深层次地认识和掌握地情。在志名使用上，反映了我们对地情的认识、深化不够，有片面性，对区属情况看得重些，对扬州城情重视不够，考虑不周。在宏观记述上也有些地方欠缺，这与我们直接掌握的材料较少和对地情深入研究不够有关。如工业以门类设标，但记述内容主要是工厂和产品介绍，而对整个行业产品及其发展情况介绍不足。(二)未能完全做到如实地辩证地记述地情。市场经济中反映出来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官场中的腐败现象，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在《广志》中很难找到真正的记述和剖析。这实质上是没有全面如实地反映地情，也不利于资政和接受教训。(三)未能将质量意识始终贯于全部编纂工作之中。(四)未能大破大立，真正创新出区志模式。这一方面是受章学诚“志”为“一方之全史”的影响，同时也怕冒风险。个人认为，现在的《广志》，在模式上可以说与市县志大同小异，而没有做到小同大异，这就够不上区志独有的“一枝”。如有可能，我还续修《广志》，要大胆改革创新；要从修志目的和志书应用出发，考虑总体设计；要把充分认识和掌握地情放在首位；要标新立异，创出小同大异的新模式；要改革修志的管理工作，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个人认为，《广志》编纂虽有不足，但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在修志几年中，我和同事们同甘共苦。我几乎不分上下班，不分昼夜，连吃饭都会忘记，走路带小跑，常常通宵达旦写稿改稿，还发动爱人、子女帮助誊写，爱人说我“要志不要命”。由于工作紧张，压力过大，长期劳累，引发了痔疮，开刀后仍伏在床上坚持工作。志稿付印前，我连续半个月住在印刷厂，每天十几个小时校对，直至眼睛红肿出血，才被迫治疗休息。出差在外，我一般旅馆舍不得住，常常住在地下室，一天只花5元钱。《广志》首发式前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加急电报，忍不住掉下眼泪。我回家安排爱人和孩子为老人送葬，自己向父亲深深鞠躬后就告别，随即连夜赶回扬州，第二天准时参加区志首发式仪式。修志几年，虽然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有时还贴钱，但我在其它方面得到了修炼，也得到了回报。我将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提出许多区志编纂的新观点，在《广志》出版后，又主编出版了《广陵区志志余文集》、《广陵区志评介》和《城市区志编纂概论》等书。同时我利用修志积累的资料，研究扬州地方文化、盐商、徽商和儒商及儒商经济，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并有几篇论文获奖，还被多家出版社收入大型丛书之中。

　　回想我走过的修志之路，深感修志没有吃亏。我的“失”是一种自愿的奉献，失的多、奉献的多，自然也得到的多，收益的多。我认为修志对我来说，得失是公允的。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