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堡城村志》前不久由北京海潮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扬州市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村志。村志目前在全国正式出版的寥寥无几。我认为，村志的编纂应是地方志编写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村虽小，但可以以小见大，更直观地折射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可以更具体地反映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本人作为《扬州堡城村志》的主编，经历两年多的艰难曲折，数易其稿，千锤百炼，终成一果，告成之际，想谈谈自己的几点感受。

一、入选村志应掌握严格的标准

　　全国的行政村之多不可胜数，我认为不是什么村都可以编志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条件才有编志的价值意义。我认为应掌握5个标准，即“名”、“古”、“特”、“富”、“大”。一是 “名”，即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二是“古”，即有悠久的历史；三是“特”，即在某一方面别具特色；四是“富”，即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五是 “大”，即具有一定规模的村。一般来说，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光是古，今天却已是穷乡僻壤，就没有写的必要；如果光是富，但既没有特色，又没有多长的历史，我看也不在修志的首选之列。

　　扬州郊区位于扬州近郊，古村、名村、富村比较多，编志之初，我们经过详细比较，筛选了最富代表性的四个村，其中堡城村是条件最突出的。堡城村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古村。它是扬州古城的发祥地，是最繁荣时期的扬州城——隋唐扬州城之所在，是宋代扬州三城之一——堡城遗址。堡城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村。该村种植花木已有千年历史，村民世世代代以种花为业。清初起，该村还累出假山叠石名匠。堡城村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村。由于该村祖祖辈辈以花木致富，村民生活一直比较富庶。改革开放后，该村二产、三产异军突起，经济上更趋繁荣，1998年该村经济总量达1．5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4000元。该村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村。有村民小组10 个，村民2000多人，总户数800多户。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堡城村在扬州地区很早就享有盛名。权衡比较，我们决定把堡城村作为第一个修志的对象。

二、编写村志应紧紧抓住特色做文章

　　现在绝大多数市、县、区志已编纂出版，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书(包括我主编的《扬州郊区志》)，总觉得其模式化太重：其篇章结构基本上一个格局，记述内容都面面俱到，有千人一面之感。

　　作为村志来说，我觉得应记取这一教训。体例上，绝对不能套用县(市)、区志的路子。要根据这个村的具体情况，设置一个实事求是的框架结构。在内容上，既要反映该村的全貌，更要用专门的篇章，浓墨重彩地写出该村的特色。

　　在《扬州堡城村志》中，我们努力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全书共18章，就有6章是写该村村情特色的：1、古村特色共用3章篇幅，即第二章古城扬州发祥地，第三章隋唐扬州城遗址，第四章宋代堡城；2、花木园艺之村特色用两章篇幅，其中第十一章千年花木之村，引用大量资料记述了该村由隋至今千余年的花木栽培史，记述了花木品种、栽培技术、花木场圃和珍奇花木，第十七章传统工艺，介绍了该村千百年来在盆景制作、山石堆积、花卉穿扎等方面的精湛技艺；3、风景名胜村特色反映在第十六章名胜古迹，介绍了该村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蜀冈瘦西湖景区连为一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城遗址之所在，村境内及周边风光秀丽，自然生态保存较好，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通过这些章节的记述，充分地反映该村的特色风貌。

三、内容要力求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回顾前些年的修志，过分强调了志书只叙不议、不准描写、不准形容的写法。从各地已出版的志书来看，基本上都是平铺直叙、泛泛而谈，读之枯燥无味，叫人不想细看。今天再来总结反思，我认为，违背史实的描写、形容固不可取，但在符合史实前提下的生动活泼地记叙却是一本良志必不可少的。大家都推崇司马迁《史记》，而《史记》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同时具备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以大量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来记载历史，这是我们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应该引起重视、认真借鉴的。

　　我们在编纂《扬州堡城村志》时努力注意这一点。首先在章、节名称上，就注重修饰性，如“千年花木之村”、“传统农业”、“新兴工业”，有的带有鲜明的褒贬义，如“地方功臣”、 “社会贤达”、“村荣村誉”等。特别是在资料的取舍上，尽量摒弃那些空洞、抽象的内容，尽量搜集、录用那些具体的、鲜活生动的细节、情节。如第十二章第三节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就详细记述了这么一件事：1958年8月下旬，乡党委领导到常熟开现场会，回来传达说，常熟的万斤粮田里可以站在稻穗上开会，要求全乡各高级社立即行动，都要搞万斤试验田。当地干部选定象鼻桥西侧一块三角田，深翻到1尺，用10担青草铺底，30担黄粪泼在上面，由全社女劳力到各庄拔长势最好、正在孕穗的水稻，然后由全体男劳力装担，飞奔到这块三角田，田里集中全社40个最好的插秧手，把稻秧棵与棵之间前后左右推紧，做到一个鸡蛋掷上去不落地。结果稻秧栽好后的第五天，稻田里就发热冒白烟，第十天，稻秧就发黄、倒地。为防止群众议论，社干部一把火把这些枯苗烧了。这一典型生动的真实故事，充分反映了大跃进年代极其严重的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我们就比较详细加以保留。在志书的语言上，我们也力求生动、形象，如在第六章第二节村民住宅中　　　　　　

　　记述道：“解放后的50年，村民的住房上了五个台阶，群众有个顺口溜说得非常形象：50年代穷叮，泥巴墙，杂木梁，茅草房；60年代土坯墙，芦柴网，水泥桁条红瓦房；70年代青砖墙，杉木梁，七架八砌带走廊；80年代砌楼房，楼上房，楼下堂，字画镜框挂中央，明亮又宽敞；90年代奔小康，小庭院，大客堂，装璜用高档，富丽又堂皇。”这些群众语言，既生动形象，又高度概括反映了解放50年来堡城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变化。

四、要注重人文内容的记述

　　前些年的志书编纂工作中，普遍认为：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那么志书记述的重点就应当是经济工作。结果使众多志书连篇累牍地记述经济情况，到处是表格和数字，读之令人感到枯燥乏味。我认为，一切工作都是由人主宰的，经济工作亦然，没有人，连社会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即使经济是基础、是中心，但它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人服务的，人，才是根本的根本，志书记述应以人文为主。

　　《扬州堡城村志》共18章，人文方面就占 12章。其中姓氏家族一章，详细介绍了该村的姓氏渊源、主要家族情况；古今人物一章，不仅记载了该村历史上的名人，而且记载了众多百姓，如百岁老人、花木培育的能手、假山堆积的巧匠等等。政事纪要一章，更是以8 个节的篇幅，用白描写实手法，详细记述了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在该村的反映，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一个小小的村在整个中国社会大背景下，50年间所经历的跌宕起伏。

五、“生不立传”不是不可突破的戒律

　　编修志书，一直有“生不立传”一说，其理论根源，我想主要是为活人立传没有把握，担心此人今后或者变好了，或者变坏了，结果弄得志书站不住脚，而死人则可以盖棺定论。我认为，这个理论不一定站得住脚。举例说，刘少奇死后仍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批判，若干年后才得到平反；毛泽东死后依然被作为全部正确、绝对真理的化身，数年后才对他重作功过评价。历史上被多次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人物举不胜举，亦所谓盖棺亦难定论也。我们的志书，记人也好，记事也好，只要做到对已发生的历史忠实记载，就算是尽到了责任，而对人和事物今后的发展变化或“定论”，则不是我们当代修志者的责任。

　　村志记述的对象面窄、地小、人少，要想在一个村排出多少地位显赫、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个村世世代代繁衍的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古代官府自然不会替这些“草民”立传，这样一来，死人无文字流传，活人再不记，那就造成村志无“人物”的现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 “生不立传”在村志中不能照搬，根据我手头现有掌握的两本正式出版的外地村志来看，他们都把生人入了传。河南省巩义市的《白沙村志》，村籍人物一章为127人立传，其中活人88位，占70％，当中有企业家，有科教人士，有村干部，有一般村民、工匠等等。方志学家杨静琦在该书的序言中对该书评价很高， “(该志)把村民放在志书的中心地位，写普普通通老百姓的事，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特别是志书打破了生不立传的传统禁锢，坚持生人可入志。”对生人入志作了肯定和赞扬。常熟市的《商相村志》，其人物一章收录39人，其中活人27位，亦占70％。《扬州堡城村志》也做了大胆的尝试。志书共收人物 29位，其中活人14位，约占入志人物的一半。其中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军政干部，有现任和历任的村级干部，有对本村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的村民，有社会贤达、能工巧匠等等。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