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徒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丹徒县志》，由邵年保同志和我主编，3位副主编，5位专职编辑，300多位兼职撰稿人员，从1985年3月开始，共同辛勤耕耘了8个春秋，于1992年10月付梓。1994年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认为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丹徒县情出发，重视社会调查，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注意记述反映事物本质的实体，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地情资料“百科全书”。远在黑龙江的读者投书《江苏地方志》编辑部，认为《丹徒县志》在运用述、照体裁方面独具特色，对“述”体认识较早，理解得深，驾驭得好；志首和卷首及随文编排的照片，画面新颖，反映真切，质量高超，尤其是以“照”体领衔与揭示各卷记述内容，实为少见。1994年，县地方志办公室被评为江苏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并多次受到市县表彰。《丹徒县志》及编纂人员虽得到如此多的殊荣，但总的看来，离佳作良志尚有差距，在读志、用志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漏误。十年来，各地新志迭出，与志书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年鉴枝繁叶茂，续修志书也已提上日程，此时来回顾一下沉淀十年的历程，既是响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认真总结首届修志的经验教训，为续志进行理论准备的号召，也想为续志的同行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修志既非高不可攀，也非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志在修志”

　　1981年，丹徒县恢复了中断17年的人民代表大会，我有幸当选为县第七届人大代表，在七届一次会上，曾联合9名代表提出“关于和平发展时期应续修《丹徒县志》”的提案，据说因条件不成熟，未被采纳。提出此案时，只是感到欣逢盛世，续修志书很有必要，并未想到自己会参加修志，认为历来撰修志书是文人高士的事，是流芳百代的大业，自己仅是党校的一名普通教员，不敢奢望。1988年7月，我被组织调入县志办参与修志。到办公室不久，即与县委宣传部一位刚退休的副部长齐上北戴河，参加由河北省地方志编委会和河北大学函授部举办的“地方志主编研讨班”，学习20天。大家在议论中谈到，如果说马列主义是浩翰大海的话，那么方志理论只不过是涓涓戴河，一方面认为我们能学好、讲好马列主义的课，就能学好；编好地方志，增强了修志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觉得方志工作不过如此，流露出盲目乐观的情绪。后来从修志的实际工作中觉察到并非如此，从征集、整理、筛选资料，到撰写、修改、编辑志稿，从初纂、复纂、总纂，到印刷校对、出版发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会遇到困难，一直是“如履薄冰”。但自己从未有过所谓“修志不得志”的感觉，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我和我的9位同事是“有志于此，志在修志”，这就是我们能顺利地跃过“深渊”，踏过“薄冰”的思想动力。

二、修志既要安心坐“冷板凳”，也要热心“走出去”，关键在于“胸有全局”

　　范文澜先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于方志工作者来说，是完全适用的。方志要成为信史，就必须每一句话言之有物，言之确凿，而要做到这一点，跑档案馆、图书馆，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坐下来认真阅读、使用送来的“原材料”，工作是大量的，必须要有耐心、有韧劲，“猴子屁股”是办不好这些事的。但我同时认为，安心坐“冷板凳”不是钻在故纸堆里，也应“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且要有极大的热心。我们曾经组织编纂人员赴南京、武进以及浙江萧山等地参观学习，认真汲取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使我们的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开展。要了解全国、全省、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修志形势，有什么新的要求，新的科研成果，有什么新的经验和教训。要争取多参加有关修志活动，多阅读各地有关的业务书刊。编纂有些专业性特强的卷章，可以聘请专家撰写，《丹徒县志》的方言卷是请南京大学教授写的，自然环境卷中地质矿产、植物、动物、水文、土壤等章是请本县有关专家写的。“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也是办不好事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丹徒周边有4个县，历史上境域互有划进划出，我们曾去金坛、句容两县，核对互有进出的行政区划，结果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作了相同的记述。而与扬中、丹阳(两县出书较早)未能互相核对，志书上记载的境域变迁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出入，细心的读者一查对，是相信他们的记述还是相信我们的记述呢?这不就降低了志书的使用价值了吗?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修志既要敢于和善于坚持，又要敢于和善于放弃，关键在于始终贯彻“精品意识”

　　在编纂地方志过程中，大量过去的和现在的，完整的和残缺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以及不完全正确的各类资料堆到了面前，有的难以决定取舍，自己难免犹豫不决，其他同志也会有各种看法。这就出现了“坚持”还是“放弃”的问题。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不仅是个方法，也关系到主编的政治原则和业务水平，更关系到志书质量。坚持和放弃，应以能否体现精品意识为唯一标准。在坚持或放弃某个方面的内容时，有时会遇到不同意见甚至形成阻力，这就有个敢于和善于的问题。敢于坚持和放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善于坚持和放弃，才能最终达到目的。在拟定《丹徒县志》凡例时，我们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力求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地方特色”作为第一条，这是符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精神的，也是实际工作中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但不宜写出来，这个提法太政治化，特别不利于志书将来对台湾和海外的发行。我们认为，地方志是“官书”、“政书”，是为一定阶级和社会服务的，其属性决定志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编修地方志，也都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也是各项工作的指针(包括编修地方志)。我们既然这样做了，就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切切实实地贯彻，而不必顾忌和过低估计台湾同胞和海外朋友的接受程度。就这样，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第一条凡例仍被坚持写入。又如，在撰写建置卷时，对1958年9月丹徒县(当时并入镇江市，为市郊)究竟成立了几个人民公社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当事人说是9个，资料记载13个，并且有公社名称、主任姓名，但也有人说13个太多，9个太少，究竟几个难以确定，于是只好依据县里较有权威的资料暂时记上13个，同时努力寻找原始根据。直到县志付印前，终于找到了当时实现全市公社化的报道，才确定为11个，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如果不是坚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是避免不了产生一次重大失实的。

　　《丹徒县志》成稿前，征集资料约1300万字(不包括乡镇、部门征集的资料)，但一部县志当时规定只有50万字左右，如何取舍成了大问题。如同雕塑创作，关键是去掉大量的不必要的部分，留下的就是成品。县委统战部原稿7.8万字，经改写不足1000字，以党在3个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同的统战对象、统战政策和内容要求以及成效列为一节，入党派群团卷“中国共产党”章，同时建议他们单独出书。后来县委统战部出了《丹徒县统战史略》一书，为全省统战系统首家。整部县志出书时达到150万字，看来“放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民国以前，长时间镇江府与丹徒县同城；建国前，丹徒与镇江为同一地域；解放后，丹徒县委、县政府驻镇江市内，长期城乡一体，密不可分。在撰写建置沿革时，本应“一本历史帐，市县共同用”，可是在实际编纂时，我们对“县以农村为主，市以城市为主”的市县志办会谈纪要理解不够全面，使历史悠久的丹徒的县志，没有能充分体现出丹徒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在注意与市志减少重复、不出矛盾的时候，把大批古老而值得一提的东西让出去了。该放弃的放弃，但把不该放弃的也放弃了，岂不成了列宁所说，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齐倒掉了吗。

四、修志既需肩负历史待命，又应服务现实，关键在于“把一切献给读者”

　　这里的历史使命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所记述的历史负责。因为是建国后第一届修志，所以贯通古今，对旧志资料需要阅读，严格甄别，慎重吸收，正确的要坚决维护。丹徒县是江南古县，新编《镇江市志》、《丹徒县志》都记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建县，而在市县新志书出版后近十年的2000年，镇江市一家公开发行的晚报，登载了丹徒建于西汉的文章，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番，再次翻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请教了有关专家，确定丹徒建县于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写出了商榷文章，刊登于原报纸上，以正视听。该文作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将自己著作中相关内容加以修改，维护了丹徒历史的真实。二是对现实和将来负责。今天我们编纂的新方志，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改革、伟大工程、巨大成就、发明创造、英模人物以及经验教训等记载下来，保存地方史料，延续民族文明，为子孙后代研究历史提供资料，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让所有记述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为建设两个文明的现实服务。

　　1997年，县志办公室曾对读用《丹徒县志》作了一次初步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县志在服务现实方面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归纳起来大致有6点：一、为总结经验、制订发展规划提供历史资料；二、为对干部、职工和青少年进行教育提供生动的典型教材；三、为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提供科学依据；四、为国内外友好人士和外商提供了解丹徒、熟悉丹徒的地情资料；五、为重大项目设施预测、立项提供重要参考数据；六、为编写乡镇志、专业志和有关部门的验收、评先、晋级提供相关线索和史料。总的体会是：志书编撰者要“手上编志书，心中有读者”。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当代的，一类是未来的。主编者要学习燕居谦的精神，“把一切献给读者”。

　　把一切献给读者，自己并未失去一切，而所得却是相当丰富的。就我个人而言，通过编辑县志，熟悉了历史，积累了知识，增长了才干，锻炼了笔力，告别了浮躁，送走了浅薄，广交了朋友，体验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其乐无穷，其寿也丰。愿有志于修志的朋友们，加盟到修志队伍中来吧!续志的舞台，正等待着你们上演一出精彩的活剧来。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