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云，庖丁解牛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泰州志》编成出版，作为总纂的主持人和统稿人，我却觉得殊未慊心。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自己对方志学的素养不够，在《泰州志》总纂中还留有若干遗憾。戴震所谓“务自省以救其失”，现在总结自省一番，也算是亡羊补牢吧。

　　地方志与以王朝为中心的纪传体正史不同，它以社会为中心，记述一地的沿革兴衰、民生利病，实为一方之全史。各地地情不同，记述的重点也不一样。《泰州志》总纂伊始，我认为，泰州是有2000年历史的江苏文化名城，自晚清以来又一直是小有名气的工商业城市，记述自应围绕这两点展开。总纂中，我们重点记述泰州的建置区划、城市演变、工商业、文化以及社会诸项。为体现泰州文化蕴蓄深厚的特点，将“文物”升格成篇，并设专章记载泰州人的著作。为显示泰州商业发达，除在“商业”篇中设置“名街名店”专章外，对与商业密切相关的金融、税务、交通等详加记载。大事记条目的设置、人物传传主的确定和书前彩照的应用，也都紧紧扣住文化和工商业的内容。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泰州志》工业记述非常不如人意。泰州的近现代工业，肇始于光绪末年，50年代门类迅速增加，80年代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志书中“工业”篇的分量虽占全书正文的1/13，不可谓不多，但写得很零碎，只看到各种产品的罗列，看不清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对举足轻重的大厂没有完整的记载，是个很大的缺陷。工业系统各有关单位上报的资料是很丰富的，总纂未能集中提炼，反而舍弃了许多生动的素材。工业记载是全书的重点之一，我未亲自操作这部分的纂写，统稿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改变，现在想起来仍然深感欠疚。看来，志书的主编对重要篇章亲手操觚，应该成为修志的重要经验教训。

　　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提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犹未足以全其理也”，主张在三长之外加上“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这一点完全正确。所谓“史德”，照我的理解，就是这一届所修志书凡例中都写上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来记述。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以《泰州志》记述民国时泰州人夏勤为例。夏勤是民国初年的日本留学生，长期担任朝阳大学的负责人，1945年2月至1948年7月任“最高法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我们在“人物传”中简述了他生平履历，根据众多调查材料，包括陈天池(前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上海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朝阳大学1947年毕业生)等人于1986年写的书面材料，实事求是地说他办朝阳大学时“认真选聘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培养了不少司法人材”。不料竟有人指责不写他如何反动、不用“逃往(香港)”字样是美化反革命，政治立场有问题。当然，这种“左”得可笑的干扰不足一哂，实际上也未起任何作用，但却充分说明秉笔直书之难。“大事记”中，原在1961年11月20日之下写了一条“泰州县委犯有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造成粮食连年减产，人口大量外流、生病，死亡61799人，患浮肿病、青紫病、消瘦病15万人，耕牛、农具破坏严重。”这一条是根据泰州市档案局所存档案《中共泰州县委关于三年来的工作检查和对谢邦佐同志处分意见》(二次稿)写成的，完全是事实。评审时，一位担任过泰州领导的老干部反对写上，修改中只得将“泰州县委犯有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改为“由于县委工作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不得已，只好将“死亡61799人”去掉，通过“人口”篇中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人口减少的记录作“曲笔”反映，至今想来都觉得窝囊。再如，泰州的国民党成立早于共产党，按方志文体以时为序记述的原则，在“党派社团”一篇中，应该国民党在前、共产党在后，但分纂人害怕犯政治错误，要求把共产党放在前面。我统稿时觉得其情可悯，也就放过了，结果造成志书中的一处硬伤。史德往往是与史识紧密相连的。十年“文革”在各地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泰州岂能例外。我们原先考虑安排一节作较详细的记载，可是临着笔又想到种种禁忌，最后以“宜粗不宜细”的话自我安慰，在大事记中轻描淡写。自解放至1987年不到40年，“文革”超过1/4的光阴，怎能如此不了了之呢?实在愧对家乡父老。但愿续志的编纂者有胆有识，写一篇全面反映泰州“文革”情况的专记，弥补我们的过失。

　　《泰州志》总纂时，不少章节甚至有的篇还没有资料稿。严格地说，这种情况是不具备总纂条件的。可是泰州的修志工作拖了多年，各级领导催得很紧，我们只得一边组织力量撰写资料稿，一边总纂。常常是一个人既要自己搜集资料写稿，又要对其它志稿编纂加工，非常辛苦。我们人手很少，聘请来的分纂中，多数人在其他部门工作，只能用休息时间纂稿，有的老同志已六十开外，同样夜以继日工作。在这种压力之下，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纂出送审稿，对资料的搜集，仅注意尚未有资料稿的部分。虽然也几次想再行广泛搜集资料，但一想到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紧迫就打消了。送审稿纂成后发觉，由于缺少资料，有的章节相当单薄。评审通过后修改时，各分纂竭力弥补，可是终因资料来源不广，修改的时间也有限制，直到志书出版仍留下一些情况不明的地方(具体不明之处，我已在《泰州志》的后记中列出，不知将来能否有热心人补上)。现在看来，总纂开始时我的思路是不对的。现有人力不够，可以聘请几位退休的同志专司资料的搜集整理；在领导急于完成修志任务的情势下，争取专项拨款未必不可能；新搜集的资料送审稿用不上，修改定稿时完全可以用。如果能“竭泽而渔”大规模广搜一次资料，包括口碑资料，还是会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志书出版后，一位熟悉泰州中医的老先生就向我叙述了自晚清至解放初期泰州中医界的情况，一位“文革”中的“干将”也对我说过他那几年的经历。安徽某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全部《泰县日报》，邻县姜堰档案馆也购买了《申报》缩印本，如派二三人前去摘录，半年时间可得很多资料。因考虑不周错过了广泛搜集的机会，是我修志工作中的大错，至今懊恨不已。

　　通过这一届修志的实践，地方志定位为“资料性著述”，已为大多数人接受。任何著述或著作都有资料性，其所以要特为标出，无非强调地方志以资料奉富而确凿为第一位。当然，地方志不是一般的资料汇编，而是章学诚所说的那种有观点、有材料并且有分析的“撰述”。《泰州志》总纂中，我们对资料的准确还是很注意的，有时为事件的时间或名称中的一个字，不厌其烦反复查找核实。例如泰来机制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和正式投产的时间、泰州第一家轮船公司称“大达内河小轮公司”还是“大达轮船公司”，都待查到第一手资料才定。志书中记述的外国传教士都去上海查找外文名字，动植物名也加注拉丁文学名，力求谨严。有不同的记载或说法的事件，更慎之又慎，务必有根有据。陈毅三进泰州谈判的经过，当事人管文蔚和惠浴宇两人的回忆就不相同，一时难下判断，最后找到“新四军丛书”中的《苏中抗日斗争》才解决了问题。也有的事情，虽喧腾于众口，但查无实据。例如，自泰州南门外的一块清道光年间禁止越漏货税的碑刻引起注意以来，即流传道光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两次来泰州检查税务的说法。我们详细检阅了林则徐的年谱和文集，却未发现有关迹象。这种流行的说法，据我们分析，可能是对碑文误解引起的。为不致对后人误导，决定在志中不作记载。总纂中，凡遇到所掌握的资料与秦州旧志或新编《泰县志》和《扬州市志》(稿)不同之处，更细心考证。历来泰州旧志都说泰州宋代为泰州军，经缜密考证，泰州旧志是错的，《泰县志》、《扬州市志》(稿)沿袭旧志自然也不正确。我们很注意新材料的运用，有没有首次披露的材料，往往是衡量地方志资料性价值如何的标尺。解放后泰州的材料大部分是新的，这毋庸多说，解放前的材料，我们也写进不少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如民国期间泰州的钱庄、银楼和银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泰县临时参议会、解放前夕泰州特务组织情况等。因《泰州志》下限止于1987年，交稿付印已在1996年，为弥补时间上的差距、便于读者利用，我们在附录中列出1988年至1995年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38项。不过，在增强资料性的问题上，我的认识还是很不足的，有许多可以采取的措施没有采取。例如，总纂时对以事系人认识不够，删去不少人名，以致许多事情“见物不见人”，显得十分干瘪。又如，对一事的不同说法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加注列出，以利后人考证，现在只在“建置沿革”中加了注释，其他均未注。为书作注，目的在于补阙备异或纠谬论辩，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孝标、裴松之、胡三省都是这么做的。志中许多资料系节引或意引，未注原文或出处，也不利读者查找。再如，原想在正文中配上一些不易见到的照片，如明代的鱼鳞册残页、清代的粮赋交纳凭证、民国泰州街景、民国20年泰州大水惨状、1949年泰州人民欢送解放大军渡江、泰州博物馆藏品照片以及人物照、书影等，后来觉得数量不多，仅三四十幅，插入书中有些篇章多、有些没有，显得不平衡，也就作罢，只在附录中用了7幅旧地图，未能做到利用照片资料存史。编纂地方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存史，史料越丰富对后人越有价值。总纂中，我想的较多的是如何将《泰州志》编得像一本“书”，不要编成资料集，因而在结构安排上注意不要畸重畸轻，对一些必不可少的重复之处采用互见的史法，在文字润色上反复推敲，对一些不便说明的地方来点“微言大义”，甚至连彩照版面的安排、封面、护封、题签、环衬的设计都花了不少力气。现在看来，没有在资料性这么个关键问题上下更多的功夫，未免舍本逐末。《泰州志》还有一大遗憾，就是缺少索引。通读地方志的人大概只有研究者，为数不会多，用志的人，不论是为了“资政”还是为了“教化”，都只是查找需要的材料而已。没有现代化的索引，100多万字的书用起来肯定不便。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本已做了索引的草稿，但后来因故未完成任务，功败垂成。

　　现代社会远比古代丰富多彩，编修一地方的地方志，决非少数人可为，也决非短期内可办。像章学诚、孙星衍等人一生编修多种地方志的事情，今天恐怕是不可能了。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我衷心希望后来的修志者，能从我们的教训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