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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是最可宝贵的

2013-02-19    

  都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历史也是需要人来记录的。如果没有人记录,那么纵然有过再辉煌的岁月,留给后人的也只能是一段空白。而记录历史庄严、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这些修志人员的肩上。

  我是1997年10月从宗教局的岗位上调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调动虽是组织决定,却也正是本人的意愿。本人自幼喜爱文学,喜爱地方历史,所以在宗教局干了十年之后,很想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当时组织部门也正在物色方志部门的领导,却苦于很少有人肯来,恰在此时我自投罗网,于是天随人愿,就此幸运地走上了这个岗位。一生之中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实在是一种福份,对于我来说,地方志事业就是我的一块福地。

敢于挑战 勇于创新

  上任之初,《苏州市志》在老一辈同志辛勤努力十余年之后已经出版发行,并在全国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前人已将修志这项工作创造出了丰厚的业绩,留给我的空间已十分狭小,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而《苏州年鉴》也因当初方志办忙于修志无暇他顾,而由档案局代劳。编纂年鉴虽说也是方志办天经地义的工作,有许多人鼓励我去把这块地盘再争过来,可人家干得挺好,你却硬要去夺,未免太不仗义,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所以当时的地方志面对的竟然是没有一项可以作为主业的尴尬局面。市政府的领导们则是忙于发展经济,对我们这种单位是很少顾及到的。看来,我只能自寻出路。

  我是一个天生闲不住的人,干地方志工作本来就是想干一番事业,如果没事可干,那正可以干我所愿意干的事情了。针对上届《苏州市志》缺乏历史照片和世纪末兴起的老照片热,我决定搜集出版关于苏州的历史图册。在当时的出版界,涌现出了许多老照片的图书,其中不乏精品,当然也有不少是大杂烩,编印者也是五花八门。然而作为最应该占领这块阵地的地方志部门却少见涉足这个课题,我们应该编纂出一本能够反映出20世纪历史全貌和城市旧貌的照片图册。然而这项工作一旦进入,其难度真是不敢去想。照相技术发明于19世纪中叶,虽然苏州在清末已经有了照相馆,可当初会有多少人把镜头聚集历史事件?再说苏州那时又有多少人玩得起昂贵的相机?再况且即使是到了照相机不很稀奇的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又有多少人会去拍摄身边发生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而既然是反映苏州的百年历史,自然也不允许借助外地的照片来反映(除极少数可以例外)。所以策划之初,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充其量搞一本《百年掠影》之类的图册也算不错了。然而当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项工作之后,前景便开始向我们展开了诱人的光芒。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消息,发动广大市民征集老照片。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苏州城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事,许多人都来参与,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例。然而从市民中间征集照片影响虽然很大,但收获却未必很丰。作为市民个人,受各方面条件局限,是很难保存有多少重大历史题材照片的。看来还得依靠我们自己走出机关,深入书海,沉入社会,去寻找那过去岁月的痕迹。

  我们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去查询民国时期的资料,其中有《良友》画刊、《抗战画刊》、《申报画刊》等数十种报刊画册。将方志馆收藏的数百种有关图书、图册和回忆录一一进行翻阅搜寻。还到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去,一方面征集资料,一方面也是接受熏陶,培养感情。几年时间里,我们跑遍了十几座原来的教会学校、医院和许多宗教场所,到过十多家建于世纪初的老工厂,还寻访了数百位世纪老人、文化前辈、当地名人和他们的后代。拜访了《苏州日报》从一解放开始直到现在的历任摄影记者。还应约前往即将搬迁新居的普通老百姓家里,从他们准备丢弃的废物中寻觅鉴定旧的照片和旧的资料。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市政府组织的各项大型活动,自己实地去拍摄。近几年城市建设街坊拆迁改造力度很大,我们也深入工地,留下了一系列拆迁前的旧影和建设后的新貌。对于一些海外归来的名人后裔,我们也不失时机地前往宾馆拜访,向他们征集前辈的资料。最难征集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照片,我们深入到“文革”重灾区的长风厂去寻访,答复是早已在“文革”结束后按照上级要求处理销毁掉了。我们虽然感到失望,但也不死心,找到了处理销毁的当事人了解。这位同志为我们的认真态度所感动,透露说当初舍不得烧掉,都偷偷留下来了,我们喜出望外,大批珍贵的“文革”照片就这样被我们获得了。还有不少资料,比如清朝、民国时期的各种明信片、证件、票证等等以及敌伪时期的资料都掌握在收藏家手里,我们就与市收藏协会建立了长年的联系,凡是发现中意的,他们就通知我们去翻拍。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工作,我们征集到了上万张历史照片,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事件旧照,居然都被一一搜寻到了。这第一步的成功,无疑地为编纂好这本图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秉笔直书 厚今厚古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编纂。由于种种原因,上届修志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由于“详今略古”的指导思想,致使解放以前的历史得不到充分反映。近来虽然该方针演变成了“详今明古”之类的说法,但骨子里头依然还是轻视解放以前的历史。在这同时由于将政治宣传的色彩也带进了修志领域,因而对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失误也是噤若寒蝉,大都不敢如实反映。一遇到敏感问题就羞羞答答,文过饰非。这样就减弱了志书作为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客观上也就丢掉了历史,这与史志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是背道而弛的。我们这次编纂照片图史,到底是图解政治宣传呢还是秉笔直书历史,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明确的重要问题。由于图册特殊的形象、直观效果,一旦打破禁区,敢于全面反映历史和社会形态,将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无疑地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在经过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我们决定接受挑战,决心凭着史志工作者的良心,秉笔直书20世纪的苏州历史。

  当然,这种秉笔直书,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能凭个人好恶和狭隘的目光,否则就会犯大错误。为此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和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文献,吃透中央精神,并研究参考了类似题材的文字书籍和图册,使我们形成了比较正确的政治观点。对于历史照片的取舍,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不搞哗众取宠。对各个历史时期也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现在编出的《百年历程》分上、下两卷,上卷时限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49年,下卷为1949年至2000年,解放前、后的照片数量和篇幅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在内容编排上除了按照传统的观点解释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血腥屠杀、发动全面内战以及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有所突破的方面有:(一),承认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传入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有其积极意义。(二),1927年至抗战前夕这段时期,苏州在文化、教育、民族工商业和人材荟萃等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三),对于解放后1957年至1966年“左”倾错误和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内乱等负面东西也都予以全面反映,其中“文革”时期的历史照片78张,就将该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一一包括了进去。

  当我们将一个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时候,许多人在浏览之后无不感慨万千,人们在少了许多浮躁之后,也多了几分沉重与责任。如果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能够反射过去的岁月,那么我们史志工作者就是制镜的工匠,如果镜面凹凸不平,那么所反映的历史也就必然失真!但愿人们从《老苏州》系列画册中,能够看到一个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幸运的是经过本地专家学者和出版社的多次审查之后,我们所编纂的画册内容和照片都得以一一顺利通过。这说明我们在编纂之初所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挑战也是成功的。

  在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的感触也很深:其实,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历史还是相当正规的,并不讳言自身的错误。问题的实质倒是我们干这项工作的许多同志有意无意地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以至于在当今的方志领域里,充满了保守思想,充满了八股和陈词滥调,新鲜、活泼、正直、豪爽的氛围还没有形成。这与当今社会各个行业都在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思想引导下形成的热火朝天的创新局面是不相符合的,方志界的思想还应该大大解放。

  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有的方面受到局限,依然没有能够很准确地反映出来,太敏感的历史事件也还只能忍痛割掉,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时间、地点上的考证也有失误,编排艺术还不是十分精致。再有,在化大力气搞好图册编纂的同时,多少也放松了地方志其他工作的开展,对续修市志的工作也抓得不紧。我们将以此为起点,争取不断有所作为,为把江苏省建成文化大省,为古城苏州构建文化强市的宏大事业继续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