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朱熹诗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今年是我的本命年，退休在即，42年的工龄，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编修煤炭志书。磕磕碰碰，终于1999年主编出版了155万字的两部煤炭志，个中的酸甜苦辣、所得所失，真是一言难尽。最深的体会是，通过修志，我们努力遵循、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弘扬江泽民总书记倡导的“五种精神”，事业上得到了肯定，品行上得到升华，文字上也得到磨炼。

一

　　1986年5月，我还在苏北铜山县“扶贫”，就听到传言，要我回机关接受“盛世修志”任务。果然“无风不起浪”，回到省煤炭总公司后，党委即把修志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党委书记、总经理董吉元还向我谈了很多修志重要意义的话：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历来重视地方志的资料。可是我们煤矿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这真是一件憾事。我想，看来这项政治任务是无法推托了，作为党员，以服从党组织决定为天职，我干!

　　通过修志的实践，我逐步加深了对盛世修志重要性的理解，至今更对立党之本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以煤矿为例，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煤炭工业屡遭摧残，举步维艰，生产方式落后，安全更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煤矿工人在党领导下挺直了腰杆，从此当家作主人，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作为煤炭志，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记录煤炭工业的盛衰成败，记载特别能战斗的矿工们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业绩。我们应该以矿山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史实教育矿工和后代，使他们温故知新，增强热爱岗位、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达到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我们在志书中援引了我省清末利国驿煤铁矿创始人胡恩燮的话：“窃观天下力作之苦，未有若煤夫者”(《筹议利国煤铁矿札记》)，详细记录了旧社会矿工当牛做马、生命无保障的悲惨境况，“采区内巷道低矮，矿工爬进爬出，人行道淤泥积水，步履艰难，上井洗澡水脏池臭”……解放后，矿工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省原煤产量从1949年的81.49万吨，猛增到1990年的2407.79万吨，并形成了从勘探、设计、施工、生产到煤机制造、科研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秉笔直书是我们修志人员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不但要如实记录各项事业的进步，而且要敢于命笔，记下失败和教训，哪怕是领导决策的失误。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省煤炭系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各种有效的管理制度、技术规范被斥之为“洋奴哲学”，在开发苏南煤田中，不是靠地质资料及科学的综合研究去部署勘探区，而是用行政命令、主观臆断。虽投入了很多的勘探费用，但收效甚微。在南京石佛庵地区使用石油钻机探煤，打到1800米深才见到薄薄的煤层，根本不适于开采。

　　再如煤矿建设，从1966年至1975年，苏南地区建成矿井38处，设计能力年产189万吨煤炭，总投资3.09亿元，不到七八年，矿井相继衰老报废，苏南关井20处，注销生产能力117万吨／年，可谓失大于得，事倍功半。事实说明，谁违反客观规律，谁就必然受到惩罚!

　　著名历史学家、方志专家顾颉刚说过：“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我和修志同仁们“锁定”目标就是用数据讲话!1976年有资料载，“用10至15年建成一个江苏‘开滦’，年产原煤达到5000万吨”。事实作出的回答是，江苏省统计局1991年的公报：全省原煤产量为2452.2万吨。15年过去了，还只是半个开滦的煤炭产量。我们将这一系列的数据录入煤炭志书，也算是给领导提个醒，任何时候，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回顾历史教训，对今后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有借鉴。

　　还有一例。1980年省煤炭局曾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到徐州煤矿进行煤炭资源回收情况的专题调查，其中有一煤矿共有4层煤可采，上两层为薄煤层，下两层为中、厚煤层。结果，该矿“吃肥丢瘦”，采取“掏心采煤”法，造成两层薄煤丢失，损失很大。还是这个矿，某工作面煤厚3.2米，他们为赶进度，一次采高才2.2米，煤炭资源为此损失1／3。面对这段记载，我们讨论入不入志?“家丑”可否外扬?当我们翻阅了地质矿产部1989年的号令，坚定了我们披露“家丑”的决心。此号令指出：“由于受某些错误方针的口号的影响，乱采滥挖，‘采富弃贫’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矿产资源大量损失和浪费。国营统配煤矿回采率只有50％，地方国营煤矿只有30％～40％，资源浪费已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了。”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我们史志办的编修人员恪尽职守，坚持用事实说话，不虚美、不掩恶，公正修志。自身也在修志中加强了党性锻炼。

二

　　人力的节省是最大的节省。我们史志办只我一人在职，聘请了三位离退休干部。四个人相依为命，象八仙桌的4只“桌腿”，支撑起编写部志、省志150万字的“大桌面”。

　　由于总公司经费拮据，史志办始终无固定拨款，无电脑、无打印机和打字员。从资料搜集到整理案卷，从设计篇目到编写长编，从撰写初稿到打印、校对，真是“全民皆兵”。总公司编委会主动和大楼各公司打招呼，聘用打字员兼职打印地方志，做到随打随校对、随时订正，除去支付打字员小额劳务费外，一套煤炭志三卷本打印下来，光打字费就比交誉印社节约1万多元。

　　帮助我们装订煤炭志书(征求意见稿)的誉印社业务员，见我们人少工作量大，生活清苦，校对文稿一丝不苟，提出可以给志办同志支付一些校对费，志办的同志个个坚持“廉政保晚节”的原则，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由于办公经费无着落，志办几乎没有订阅参考书刊，也未安排过外出参观学习，但几次赴兄弟省帮助审稿倒是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促使志办的同志“少花钱办大事，办好事”，成为原煤炭部编志最勤俭节约的典型。

　　江泽民同志曾在一次讲话中倡导要弘扬“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精神。我们煤炭志办的几位老同志呕心沥血，勤奋笔耕，以实际行动，实践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五种精神”，也赢得了领导的称赞和群众的颂扬。1992年6月，史志办副主任孙道伦被评为省级机关优秀党员，副主编刘钦恕被评为原煤炭部编志先进工作者，志办也被评为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在事业上得到了社会充分的肯定，每个人的思想品质也在修志过程中得到升华。正是他们的“知难而进，一往无前”和“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我，耳濡目染，产生了不吐不快的想法，于是我为同仁写下了报告文学《他，半个世纪为煤而战》，通讯《白发修志人》、《坐如钟的刘工》、《此马数年人更惊》等，刊于省级报刊，有的还获得部奖。

　　原先我是基层党务工作者，在编史修志中，文字上得到了极大的磨练，一遍遍的字斟句酌，细细推敲结构、章法、修辞，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修志前，我曾和友人出版过一部《日历上的楹联》，修志15年中再也没有出过书，但在1999年出版两部志书之后，却好事连连，散文《红岩村赋》荣获“百年恩来情”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2001年7月，我为史志办几位同事撰写的《老共产党员的足迹》，荣获南京市建党80周年征文二等奖，散文《神来之笔》荣获《金陵晚报》征文一等奖，9月份通讯《平民的节日》荣获“江苏报道奖”二等奖等。编修志书，尽管我失去了一些，但是我却得到了很多很多，有了15年修志的经历，我将终身无悔，永远引以为荣。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