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身难忘修志情

　　也许是多读过几遍《红楼梦》的缘故。在修志过程中，常想起曹雪芹。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条件下，依然能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对此，我一直怀有十分崇敬之心。“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实在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而编修一部上百万言的市、县志，虽然体裁不同，或是“集体之作”，当然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志书的质量要求之高及其社会功用之重要，以及“青灯黄卷，十年面壁”之辛苦，自然也不很寻常。

　　我有幸参加了本届修志，并兼负主任和主编之责。历经十个寒暑，聚沙集腋，终于完成了186万字的《无锡县志》的编纂。志书获江苏省地方志成果一等奖，我也忝位于江苏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的行列。我十分珍惜这一经历，把它看成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两次经历之一。另一次则是我刚当教师不久，投笔从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获集体三等功的经历。

　　大江东去，岁月如流。如今，不觉已垂垂老矣。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年青时，赴汤蹈火，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使我终身难忘，更是终身受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最后一班岗，则是耐得寂寞的默默耕耘。两者反差如此巨大，但一样需要勇气和毅力，一样需要艰苦的付出。“一把炒米一把雪”以至血染沙场是一种考验，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也是一种考验。自1984年参加修志工作直至退休迄今的18年间(退休后又干了10年)，我先后主编了《无锡县志》、《无锡县乡镇概况》、《无锡县概况》、《丰碑》、《走向胜利》、《战地星火》等志史书稿。通审修改和特约统稿的乡镇志、专业志有《梅村志》、《洛社镇志》、《胡埭乡志》、《无锡县土地志》、《前洲镇志》等9部。由我参与评审指导的尚有《无锡县物资志》、《无锡县卫生志》等8部志书。另有《乐此居稿存》、《志坛耕耘录》两部个人专著于2001年正式出版。

　　每当我回忆当年奔走学习，搜集资料，参加省市县举办的修志业务活动，包括许多志稿评审会，与修志同仁们共同学习，相互切磋琢磨，那种平等探索的求实精神，那种精益求精的专业氛围，那种没有特殊、没有压力、没有利害冲实的亲和关系，至今都觉得愉快亲切。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8年间，我结认了不少修志界出版界的朋友，学到了许多东西，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在我的心中已结下了不解的修志情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社会需要，为人民需要而作出的选择，我将永远地无怨无悔。

二、学习为奉献人生即课堂

　　本届修志，是在理论准备、队伍准备和舆论准备都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无锡市、县，修志已中断了100多年。因此，在受命之初，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同各地一样，我们也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能者为师，向书本学习、向先行单位学习。边学边干，逐步进入角色。由于我们是党史地方志“两办”一体，因此，组织领导工作和学习任务更加繁重。在思想业务建设方面，我们特别重视了抓学习这一环节。有健全的党课制度，坚持正常的政治理论学习，凡有学习材料，均保证人手一册。凡有专业培训机会，必主动争取派人参加。我们先后购买分发的史志理论专著有10多种，先后派出参加省市举办的专业培训班的有20多人次。办公室还建立了拥有1500多种参考书的图书室。我们还专程去武汉，向充满乡情的老一辈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请教，并同他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联系，获益良多。也许正是“两办”一体，促进了我更多地学习。对掌握全局，对以后志书的统稿，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为撰写《无锡县志》概述，我阅读了当时已出版的10多部县志，比较了各志概述的结构和写法，学习了诸多有关撰写概述的理论文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和方式。同时，我先后阅读了几部旧县志。特别是最早的元王仁辅的《无锡县志》和最后成书的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和《锡金考乘》、《锡山景物略》、《锡金识小录》、《无锡概览》等无锡早期的地情资料书，以及近现代有关无锡社会、经济、人事专著，约计20余部。并阅读了地方党史资料汇编10余部，参加了许多座谈会。对无锡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概括的认识，为撰写概述和县志统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最后，《无锡县志》概述采取史纲体的写法，抓住了无锡地方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主要特点，突出了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加强了宏观的整体性，也注意了中观的阶段性，以及微观的资料典型性。使史体与志体相统一相融和，使主要事件与主要人物相结合，加强了志书纵横联系。概述稿的酝酿，经历了近一年，而正式撰写只花了一周的时间。1991年上半年我完成了1万多字的初稿，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省志办和《江苏地方志》编辑部的支持和指导，在无锡召开了专题论证研讨会，经修改后由《江苏地方志》发表，引起了各地的关注。我先后收到了黑龙江省志办和兄弟县同行的多封来信，受到很大启发。在无锡县志稿终审会上得到专家的一致肯定，被认为“代表了江苏的水平”。

　　“磨刀不误砍柴工”。实践证明，搞任何事业，只有重视学习，不断地学习，才会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外行变为内行。我深深地体会到，修志工作的十年，也是不断学习的十年。十年间，我学习和看稿的总字数，约在6000万字以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终将获得相应的回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习就是奉献，人生就是学生。

三、多一点“独家新闻”

　　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之一。因此，志书的质量最主要的在于资料质量。本届修志，大家都在资料上狠下了功夫，以保证志书资料的丰富翔实。历史上，对方志资料来源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主张侧重于档案，且贵因不贵创。有的极力提倡社会调查。实践证明，两者都重要。档案资料无疑是方志资料最大宗最主要的来源，这是就已由前人据实形式的历史资料而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有些历史资料还有补正以至改写的可能。因此，一味照抄照搬是不可取的。至于现实资料，则多有未见之于载籍的。因此，在广征博采档案资料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社会调查，尤其是对典型环境、典型事物、典型人物的调查研究。这类未见之于文字或未公之于众的新资料，我把它称为地方志的“独家新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加宝应县的一次修志工作会议上提出后，得到了省志办李明同志以及与会同仁的赞同。2000年12月，李明同志在为拙著《志坛耕耘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再次提及这一点。认为“增加志书‘独家新闻’的观点，就很有创意”。

　　我们在编纂《无锡县志》时，注意了对现状的调查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资料。如方言中的“无锡方言图”、“代表点音系”，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允吉教授的较高评价，认为“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人口中的“姓氏人口统计”，城乡建设中两个农民新村的建设，商业中的全县商业网点统计，人民生活中有关农民生活、渔民生活、居民生活的资料，以及外事侨务、科学技术中的许多资料，都是通过调查研究而后形成的，为群籍所无，第一次公之于众。

　　总之，我认为志书中能多一点“独家新闻”，可以增强志书的权威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是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四、校对、索引及其他

　　参加编史修志工作以后，与不少出版社的同志有了联系，并与多位资深编辑有了长期交往，结下了颇深的文字缘，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出版界的不少“行话”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颇为流行的一句叫“无错不成书”。这里的所谓错，大概主要不是指立论观点内容上的错，而是指文字校对上的问题。

　　按一般规定，每万字出现一个错别字属于质量允许的范围。据说，一部上百万字的《毛泽东选集》，经过了18遍校对，可谓认真到家了，结果还是发现了一个错字。那时，还有人为此受了点处分。以后，出了几十万字的《邓小平文集》，当然，也是经过认真校对的，出版后也还是发现有两个错字。幸好，这时已实事求是多了，并没有人受到处分。新版《辞海》由国内各界权威撰写，校对了10遍，应该说也是够认真的，但尔后还是被读者陆续发现了不少差错，包括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见，在校对这一环节上，也是非同小可的。当然，有些差错，也许是“胎里病”或其他原因，并非校对之责。

　　校对是出书的最后一道关口，本届修志大家都很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一本志书达到了100％无差错的正确程度。《无锡县志》在出书前进行了一次“捉硬伤”的努力，也校对了四遍之多。但出版后，在《无锡县志》知识竞赛中，读者发现了10多处差错。有错别字，有统计数据，有纪年和时间，有人物姓名，等等。

　　诚然，校对有认真与否之别，也有校对水平高低之分，又有校对次数的多寡，有时也有抢时间的问题，原因多多，还不能就校对论校对。

　　由于本届修志，还没有规定要搞志书索引，因此，早期出的志书几乎都没有附索引，即使稍后出的志书，附索引的也只是少数。现在看来，大型工具书、资料书，为检索方便，是必须搞索引的。这主要因为索引本身的功用所决定，另外在搞索引的过程中，容易发现矛盾，发现前后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志书必须附有索引已成为方志界的一个新的共识。

　　1998年2月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规定了“全书要附有索引”。这样，志书体例结构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不仅加强了志书的实用性，也为志书减少差错开辟了新的途径。

　　自本届修志以来，方志事业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发展和创新。在下届续修的实践中，方志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必将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