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电影《桥》中，那位桥梁专家有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深，大意是说“桥一旦造好之后，造桥人便不再回头看他造过的桥了”。我深信，那位桥梁专家并非不珍爱他所造过的桥，也不是真的不想再回头看看他所造过的桥，而是他觉得，桥既然已经造好了，就让它造福社会去吧，不值得自我去炫耀陶醉。他一定是怀着对造桥事业更高的追求，又行色匆匆奔赴新的桥梁工地了。在我看来，修志与造桥虽异工而同理，因此，当《栖霞区志》出版问世之后，我与那位桥梁专家的心境是完全一样的：区志既然已经出版了，那就让它尽快走入读者中，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至于它的优劣、良窳、妍媸和得失，最好是让时间和历史的风刀霜剑去作出检验，应当由独具法眼的方志专家们去进行评判，用不着由编者自己去论长道短。所以，今年二三月份，当《江苏地方志》编辑部缪小咏君约我写点文字，谈谈编《栖霞区志》的得失时，我便试图支吾过去。孰料，到了6月，省志办陈华君又来电话催促，这才感到已无可推脱，于是仓促提笔，以亲历者的身份，仅谈谈自己主持编纂《栖霞区志》的若干感悟。

由敬畏而皈依方志事业

　　从文敬文，这是中国历代郑重文人固有的传统美德，也是世代传承的治学法门。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文化伟业，又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社会公益工程，其意义非比寻常，每一个有幸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应当礼敬于它，不仅如此，还应当敬畏于它。因为，只有敬畏它，才会珍视它，也才能竭尽心力地把它做好，并力求做到极致。这就是我们民族古来倡导的敬业精神。

　　我是1999年3月正式受命担纲区志主编工作的。当时，我已是身处“二线”，行将退休，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志盲”。但正是从那一刻起，就对这项使命心怀敬畏，时时感到惶恐和惧怕，有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不过，这里所说的惧怕，倒不是怕苦、怕累、怕困难、怕矛盾，而是怕自己水平有限、经验缺乏、学养不足和笔力不济，无法担此大任，甚至会因此而贻误修志这项重要工作。细细想来，作为一部志书的主编，只有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保持敬畏，才会视使命为神圣、为天职，始终一贯地保持一种虔诚，进而身心俱一地皈依这项事业；只有保持敬畏，才不敢有丝毫懈怠，而会始终把编修精品良志当作高挂在自己头上的一把“悬剑”，惕惕自厉，矻矻以求，义无反顾地去努力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水平不高，抓紧时间去提高；经验缺乏，抓紧时间去学习和借鉴；知识不足，抓紧时间去充实。三年多来，为了完成使命，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法定节假日，平日里每个礼拜至少要加班二到三次。期间，曾两次封闭磨稿，时间长达二个月，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二三点钟。可以说，什么叫筚路蓝缕？什么叫宵衣旰食？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执着痴迷？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用自己的行动作了诠释。《栖霞区志》煌煌二百三十万言，谓之“字字皆心血，句句凝汗水”，诚不为过。记得，为了撰写“概述”，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搜博采，爬罗剔抉，去芜存真，象蚕儿一样，把栖霞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统统“吃”下去，慢慢咀嚼消化，然后细细抽丝，“导其振兴腾飞之机，策其安上全下之术，以居高瞻远之韬略雄策，唤起人民爱乡、爱国之雄心壮志，循康庄大道而奋斗前行”（董一博语），力求使之成为一篇“妙笔宏文”，为此，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心智、精力和激情都用在这篇策论之作上。令人倍感欣慰的是，这篇“概述”，不仅得到了省市志办各位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赞誉，而且也受到了扬州《广陵区志》主编杨杏芝先生的垂青（详见本期书评）。这一切都源于对修志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都源于对修志事业的敬畏和皈依。

　　浙江省缙云县志办徐学献先生有云：“既皈依了方志事业，还想那荣华富贵干什么？建功于当代，不负于后人，忠诚地继承历史，诚实地传递后世，是方志人的天职。”这些话语掷地有声，不止一次使我的心灵震撼，它确实值得所有的志书主编深长思之。

　　从敬畏到皈依修志事业，这就是我担任区志主编的心路历程，也是最为深刻的感悟。

主编不是空享的荣誉

　　大凡参加过修志的人总免不了要谈及一个“苦”字，诸如青灯黄卷、案牍劳形，耐受寂寞和“三苦”（清苦、艰苦、辛苦）等等。这是修志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事，并不足论。如果一定要言苦的话，那么，我认为一部志书主编所付出的一切，又怎一个“苦”字了得！主编之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苦和累，而是一种“心苦”，“心智之苦”，“谋划之苦”。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地方志的性质和特殊编写方式决定的。

　　主编，顾名思义，就是全书的主要编著人，负责主持编写业务工作。对一般书籍而言，主编的职责大体就是如此，能做到这一点，差不多也就算称职和尽职了。但是，志书主编却完全不同。地方志是系统的资料性科学著述，带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是政府统一部署编修的“官书”、“政书”，因此，志书主编面临的任务，比一般书籍的主编要繁重得多。他必须处理好地方政府及其修志机构的领导和志书编纂业务的种种关系，既是修志业务的组织者，又是谋篇运笔的编著人，他的职责是双重的。从设计到施工，从总纂到审校，从业务到行政，乃至志书的印刷装帧，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体承揽。主编之苦，苦之甚矣。如果只满足于做“甩手掌柜”，“主而不编”，甚至是虚挂其名，那不是真正的主编。《建德县志》主编曾说过：“编纂一部县志是一项巨大的建设工程，而县志主编是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同时又是这项工程的施工员和直接参加建设的员工。”就我的感受，似乎还应给主编再加上一个职务或称谓，那就是“工程总监理”。

　　《栖霞区志》的编纂工作大体经历了准备、初纂、分纂、总纂、内审、初审、终审、出版这样一些大的阶段。综观这一全过程，工作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张弛有度，井然有序，进展顺畅，一气呵成，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从未出现过大的反复和顿挫，一切都在预定的计划中如期得以实现，我作为主编始终掌握着工作的主动权，并在组织、协调和运作等非业务方面，创造积累了一整套成功的方法（本刊2000年第三期已有专文介绍，不赘）。据粗略统计，《栖霞区志》从正式启动到编竣付梓，举行大型动员部署会议20余次，培训班9次，大小协调座谈会议120余次，接待来访30批次。期间，编印“工作简报”32期，20多万字。此外，在区志编印完成后，又集中人力，费时一个多月，将修志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资料，包括音像作品，全部按国家标准进行整理归档，总卷数达到200多卷，近500万字。想想看，这是何等浩繁的工作量，又是何等的劳神费力。我们的这些运作方法，受到了省市志办的充分肯定，先后5次被载文推荐。四年中，区志工作3次被评为一等奖，1次被评为特等奖。省志办王建中主任、市志办秦学清主任还曾把栖霞区的修志工作赞誉为“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体系，一流的工作方法，一流的工作精神，一流的工作质量”。我想这并非溢美之词。

　　主编，绝不是一种可以空享的荣誉，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当主编就意味着要多付出，而且要舍得付出。唯历风雨方得见彩虹。面对已经出版发行的志书，我所感觉到的只有欢乐和满足，而千般万般的付出和牺牲，已经有了回报，是完全值得的。

得势方为治志良方

　　编修《栖霞区志》是一项拓荒性质的工程，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其艰难繁复非亲历者难以想见。这中间，固然有诸如知识不足、经验缺乏、时间紧迫等一般性的困难，而更多的则是一些难以克服的特殊困难。所谓特殊，主要是指在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栖霞区建置区划变化频繁，朝分夕合，领属多变，治所无定，仅有史可稽的区划调整就有10次之多，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人为毁坏，各种珍贵文献资料十不存一，给资料征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栖霞区志》何以能在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编纂完成？我周围很多同志，包括区领导和省市志办领导，都说是栖霞区主编得人，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我来主持这项工作，结果会如何如何。殊不知，编纂一部志书绝非一人一手之力可以完成。做好这项工作仅仅得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得势，这个“势”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离开后者，无论什么样的贤能之人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所幸，栖霞区的修志工作始终都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由此，我经常会感觉到，我这个主编是很幸运的。我曾不止一次与同事们开玩笑说，如果领导不重视、条件不好，将来我们还可以诿过于客观，现在条件是这样好，领导是这样重视，如果还做不好工作，要么是主编无能，要么就是主编渎职偷懒。

　　既得人，又得势，既靠内因，也靠外因，既有主观努力，又有客观条件，两者完美结合，当是《栖霞区志》编修的成功之道。

（责任编辑 缪小咏）